記者 | 羅廣彥
編輯 | 黃月
「我們在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性別平等的一天，我們的下一代也不太可能見到。」（None of us will see gender parity in our lifetimes, and nor likely will many of our children. ）世界經濟論壇在12月18日公布的《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以如此悲觀沉重的嘆息開頭。這並非虛言，報告估計，在衛生、教育、職場與政治領域，徹底消除性別差距所需的時間為99.5年，的確超出了我們這一生的時間——不過，相比2018年時估計的108年，這個數字已經有極大的提升。
這份報告是全球女性在2019年的寫照，我們以為已經解決的舊問題如跗骨之蛆一樣難以擺脫。女性對人身安全的擔憂並非虛妄，南昌紅谷灘殺人案與大連女子深夜被襲就是證明；時尚博主@宇芽的事件讓公眾意識到，扭曲的親密關係一直是威脅女性安全的暴力源泉；儘管反性騷擾運動在2018年震動了整個社會，但華北電力大學再生能源院長戴松元性侵女教師和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錢逢勝性騷擾女生的案件提醒我們，反性騷擾運動的沉寂絕不意味著性騷擾與性侵已經銷聲匿跡；而韓國女星具荷拉與崔雪莉的相繼自殺，則與韓國保守的性別觀念和資本澆築密不可分。
令人心痛的是，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的陰影也已悄悄籠罩過女孩們的頭頂。無論是千千萬萬女童還是她們遠方的「姐姐們」，2019都是不平靜的一年。偏遠地區貧困家庭女童的受教育狀況依然堪憂，女童被性侵、被傷害的事件仍在繼續，從《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的新生兒性別比數據可以看出，無數女嬰未及降生就被「消失」。
當女性真正站出來發聲，回應她們的卻是羞辱、嘲諷與污衊。Jingyao向劉強東提起民事訴訟時，匿名者在網絡上發布剪輯過的視頻與音頻，伴隨著網民對她鋪天蓋地的辱罵與嘲諷；熱依扎因穿吊帶裝遭到蕩婦羞辱，在微博上反擊時又引來更多攻擊與羞辱；在日常的社交網絡對話中，「田園女權」與「女拳」成為了許多人攻擊女性的標準用語。令人窒息的輿論環境只會讓女性對自己所受的傷害與歧視更加沉默，將問題歸結於自己。
日前中國首例凍卵案開庭，再次掀起了社會對女性生育權的關注和討論。而在今年五月，美國阿拉巴馬州議會通過的一項反墮胎法案成為了對生育自主權的沉重一擊。在中國，墮胎看似容易，而這更多是實現這一行為的容易，而非女性自身的容易，墮胎女性依然面臨著種種偏見和汙名。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無論是在個體層面還是政策層面，女性來之不易的權利和空間正在被壓縮、被擠佔、被剝奪。這也提醒我們，在爭取女性權益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道阻且長。
扭曲的親密關係沒有人想到，為2019年收尾的是一系列震驚全社會的親密暴力事件。在11月25日「消除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國際日」當天，@宇芽發布家暴視頻與自白長文。前男友陳鴻（微博網名「沱沱的風魔教」）不斷地貶低否定她的工作，阻斷她的正常社交，並對她進行經濟上的控制。半年後，他連續三次對宇芽實施家暴，並在每次家暴後向女方道歉示好。第四次的暴力陡然升級，監控錄像顯示，宇芽倒在地上試圖逃走，但被男方從電梯裡生生拖曳出來。在這一則視頻中，陳鴻的前妻與女友也站出來控訴他曾對她們施加的暴行。次日，2018年被曝家暴的蔣勁夫再次被披露對外籍女友施暴。
親密關係中暴力的普遍性無需贅言，觸目驚心的數字頻繁見之報端：30%的中國已婚婦女曾遭受家暴；受害者平均在遭受家暴35次後才會報警；家暴致死佔婦女他殺原因的40%以上；中國每年有15.7萬婦女自殺，其中六成是因家庭暴力。
與肢體暴力一樣具有殺傷性的，是親密關係中的精神控制，年底的一些新聞報導也讓這一隱蔽卻同樣普遍的傷害暴露於公眾視線之中。當網友紛紛為被精神控制者扼腕嘆息，也有人質疑其是否太過軟弱：「為什麼不告訴家人朋友？」「為什麼不分手？」這種提問方式，與在家暴事件中質疑受害者為什麼保持沉默、為什麼不離開、為什麼不報警如出一轍。
然而，去譴責被害者，而不去反思環境是否為她們提供了反抗的渠道、甚至是否堵塞了她們逃離的通道，這種行為本身就寬容甚至助長了暴力的發生。實際上，正是社會對家暴的集體冷漠，一方面讓家暴得以長期肆虐，另一方面也壓制了受害者求救的呼聲。長期從事反家暴活動的公益律師郭建梅指出，雖然專業人士們一直在進行立法呼籲，加大對家暴施害者的懲罰力度，但施暴者實際上很難被追究責任；即使追究責任，由於證據難以保留，也只能處以輕微的懲罰。@宇芽也曾表示，由於一些重要證據已經滅失，「沱沱的風魔教」僅被處以拘留二十天的懲罰。
一方面這是由於親密暴力私密的特性，導致造成的身體與精神傷害都很難留下證據，正如郭建梅指出的：「關著門才打，踢幾腳，掌幾個耳光，想打就打，可是傷情未必到達輕傷，甚至輕微傷也夠不上」，更不用提精神上的羞辱與經濟上的控制，受害者也常常由於恐懼和猶豫，無法及時留下證據；另一方面，儘管《反家庭暴力法》有相關條文，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一些基層執法部門依然容易將家暴歸類為「家務事」，不積極保護受害者，更不用提建立包括醫療、心理幹預、家暴庇護所在內積極幹預的反家暴鏈條。從施暴者身邊暫時離開的受害者，甚至可能被執法機關主動送回施暴者身邊，等待她們的是更殘酷的暴力。而如果沒有社會的支持與政府部門的積極幹預，孤立無援的女性根本無法從一段暴力的親密關係中逃開，更不用說收集證據，將施暴者繩之於法。
這部分源於社會中根深蒂固對「完整」家庭的追求，只要一家人齊齊整整，辱罵、控制和家暴只是「小事」，離婚被視為「不成熟」「任性」或者「巨嬰」行為。今年12月16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中依然存在「離婚冷靜期」，便是這種觀念的產物。實際上，該條文的設置在2018年就已經引發爭議，反對者認為這限制了離婚自由，可能讓婚姻關係中已飽受欺凌的一方受到進一步傷害；贊成此條款的專家則表示，對於家暴的狀況可以設置例外，且不會對離婚程序有太多的影響。
然而，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官方公眾號於11月25日發布的《試用離婚冷靜期制，雨花臺法院成功化解一起離婚家暴案》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司法實踐中，「離婚冷靜期」已經應用於家暴的案件。在女方被男方毆打至顴骨骨折並起訴離婚之後，法官還要求雙方回到共同的居住地「冷靜考慮」15天。在第二次庭審時，男方自信地表示「夫妻關係已經比較和睦」，而女方再次要求快點離婚，因為「這段時間好點，是暫時的，自己不想再挨一次打」。在這樣的狀況下，法官由於「如果判決離婚，被告很可能情緒變化，產生較大的怨恨，對法官及原告都不利，造成不穩定因素」，提出了三個月冷靜期的方案，要求雙方繼續嘗試修復關係，如果中間男方有不良行為，女方可以隨時取消。
雖然最後原告還是堅持離婚成功，但這一過程無疑讓人揪心。許多反家暴工作者與研究反覆強調，一旦發現家暴應迅速保護受害者，為其提供庇護所與申請人身保護令，防止施暴者對其施加進一步的傷害與精神操控。從該案件來看，司法部門似乎並不了解家暴的嚴肅性，在已經發生過毆打至顴骨骨折的惡劣事件、男方毫無歉意還以為「時間一長就會和好」的情況下，堅持希望雙方共同回家「慎重思考」，完全無視可能變本加厲的暴力與精神控制，甚至還將其當成成功案例公布——正如許多反家暴者所哀嘆的，司法機關的落後理念與消極態度，正是未能形成有效抵禦家暴的力量的原因。他們將其看成「家務事」，希望受害者原諒施暴者的「小錯誤」，施暴者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共同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如果受害者不原諒，那麼受害者反而成為有過錯的一方。
這種「原諒」與日前飽受爭議的「瘋狂英語」李陽前妻Kim對李陽的原諒是完全不一樣的。在12月20日接受《新京報》採訪時，Kim明確表示，她的原諒是不想讓家暴受害者經歷所引發的仇恨與怨懟，繼續影響她的生活，她希望內心釋然地繼續自己的人生，而這必須建立在施暴者已經接受法律懲處、受害者已經安全健康的前提之上，她絕對不原諒家暴。同時她也坦言，直到今天，李陽也沒有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今年屢屢見諸報端的親密關係中的暴力事件再一次告訴我們，不可能僅僅依靠道德力量，感化施暴者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也不可能指望被害者憑自己的力量，提前識別隱藏的施暴者，或獨立逃出親密暴力的魔爪。除非讓平等健康的性別意識在全社會普及，讓大眾認識到愛情的基礎在於平等；除非建立對被家暴者的社會支持網絡，為她們提供從醫療、心理幹預、庇護所到法律的幫助，讓《反家庭暴力法》的條文成為現實，否則控制、傷害與暴力將永遠是女性最恐懼的夢魘。
未竟的反性騷擾運動2018年上半年，反性騷擾運動在中國學術界、公益圈和媒體圈接連爆發，並以主持人朱軍對「弦子」性騷擾事件為轉折點，迅速平息沉寂下來。但這並不意味著運動的終結，在2019年，以學術界為主要戰場、以社交媒體為鬥爭武器的反性騷擾運動仍在繼續。
3月10日，網友@不語在行-動在微博上曝光時任華北電力大學再生能源學院院長戴松元多次性侵女教師。女教師多次要求停止關係，並聲稱自己已經懷孕。戴松元要求受害者流產，致使受害者重度抑鬱，多次自殺未遂。隨後，有網友發出聊天記錄證明，戴松元曾多次在微信上語言性騷擾女學生，向她們發送不雅照片。3月28日，華北電力大學發布通報稱，已免去戴松元學院黨委副書記、院長職務，相關違紀問題由紀委立案審查，嚴肅處理。
與之類似的事情一直在發生。12月6日，微信公眾號「莫愁江湖」發布舉報信稱，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錢逢勝不但通過微信多次向女學生發送極其曖昧的信息，還在校園裡將女學生鎖在車內進行性侵，事後還繼續展開性騷擾。12月9日晚，上海財經大學宣布開除錢逢勝，並撤銷其副教授職務與教師資格。
誠然，兩個衣冠楚楚的施暴者得到懲罰是大快人心的，但從這兩個事件中我們也能窺見，反性騷擾運動依然面臨著重重的困難。首先，在這兩起事件爆發後，許多之前的受害者也站了出來，聲稱他們的性騷擾行徑已經長達數年甚至十餘年。這些男性的性騷擾和性侵行為不僅在長時間內未受到阻攔或禁止，還以優秀學者的形象繼續網羅更多受害者，直至此次在公共輿論中鬧得沸沸揚揚，學校才對他們進行了處分。
可見，高校內部對教師的不當行為沒有健全的舉報機制，受害者的舉報需要漫長的調查與流程才能有所反饋，在此過程中，受害者得不到保護，甚至會被威脅「不要影響學校聲譽」以息事寧人，結局往往是不了了之。神奇的是，長期的不作為和毫無力度的校內調查一旦遭遇社交網絡的憤怒民意，便能在短短數日內迅速查清真相，當機立斷對施害者加以處理。然而，無論是戴松元還是錢逢勝，他們受到的依然僅僅是來自學校的處分，法律對此保持沉默。長達十餘年的數十位受害者所期盼的正義，是單純一個免職和辭退處分就能實現的嗎？（暫時）失業就是施害者對其全部惡行所要付出的代價和承擔的責任了嗎？
從這兩個案件中我們也能發現，受害者發聲是如此困難，常常會受到來自親朋好友的壓力，甚至是來自內心的自我貶低。錢逢勝在一開始語言騷擾受害者時，受害者便有所覺察，因此向朋友和同學詢問，而朋友則只覺得她「想多了」；在被性侵後，她又不斷自責自己沒有奮力反抗。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今天在社交網絡上許多人攻擊、汙名化女性的典型方式——在性騷擾與性侵發生之前，女性對男性動作與言辭的小心謹慎是「神經過敏」，是「女拳出擊」；在性侵發生後，女性由於害怕而不敢反抗被認為是「身體很誠實」的表現。這種攻擊往往讓受害者被羞辱感與自責感淹沒，更加無力站出來面對施暴者並控訴他們的惡行。
12月2日，北大數學中心博士生導師馮仁傑被舉報以欺騙的方式與多名女學生交往，並以起訴和「同歸於盡」威脅恐嚇想要舉報他的女學生。在接受了三個月的心理諮詢後，舉報者決定為自己發聲，向有關部門舉報，然而多次舉報沒有收到任何回音。直到在微博曝光，馮仁傑才得到了迅速處理，北大撤銷了其教師資格並與其解聘。
上述三起案件當然不是高校性騷擾和性侵的全貌，只是因為施暴者教授光環與禽獸行為之間的驚人落差，才在輿論中激起了一致的憤怒，而更多微妙的、持久的傷害隱藏在受害者的沉默和機構的包庇縱容背後，無人知曉。無論是高校機構賦予教師的權力，還是智識經驗為教師帶來的光環，都會讓學生與老師的關係始終籠罩在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中，學生很難對教師有充足的防範，容易被老師操控，在被侵害後也很難得到及時的幫助，這種權力不對等由此成為了滋生性騷擾與性侵的溫床。
西方許多高校制定了嚴格的師生交往的規範，嚴禁性騷擾與性侵行為，更不容忍師生之間的戀愛關係——其考量正是出於擔心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學生容易被不懷好意的教師「捕獲」。
相較而言，職場的權力關係顯然更加不平等，性騷擾的情況同樣猖獗卻更難追責。這是因為大眾對高校教師有更高的倫理道德要求，也更容易相信學生的控訴，而在職場環境下，受害者除了要面臨丟掉工作的威脅，也往往被投以懷疑目光。3月7日，在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召開的「涉職場性騷擾勞動爭議典型案例」通報會上，法院表示職場性騷擾引發的勞動爭議逐年增多，但由於證據不足、受害者態度曖昧的原因，用人單位以員工性騷擾為由解僱員工的勝訴率大約只有30%，許多女性受害人選擇隱忍或離職，很少選擇訴訟。
「態度曖昧」是指責性騷擾受害者最常見的說辭，它指的是表面看起來受害者很輕鬆，並沒有大眾心目中完美受害者應有的反感、羞澀或憤怒的反應。輿論對劉強東性侵案受害者Jingyao Liu的攻擊，也正是因為她「態度曖昧」，沒有奮力反抗，因此一定是「仙人跳」。
權力的極端不對等使得上位者有更多資源操控受害者，並壓制她們的反擊，而受害者必須扮演好「完美受害者」的角色，事前警惕，被侵害時奮力反抗，被侵害後立刻保留證據並報警，等待法律的制裁而不應與施暴者有任何妥協。面對如此有權勢的施暴者，加上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規訓，性侵受害者很容易被自責、恐懼、猶豫、憤怒這些相互矛盾的情感淹沒，缺少足夠的資源為她梳理現狀、提供支持，更害怕報警之後受到攻擊與羞辱。在12月13日《紐約時報》刊出的專訪中，Jingyao提到了自己與這些情緒的交戰：自責自己不夠謹慎，喝那麼多酒，恐懼劉強東的報復，猶豫要不要報警，因為可能會被網友們攻擊……但被侵害絕不是受害者的錯。
司法的懲罰無疑是嚇阻性騷擾與性侵的最佳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2月12日發文稱將「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加入民事案件案由中。今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定「一天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劉猛性騷擾社工小欣事實成立，要求其在判決結果生效之日起15日內，當面向小欣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賠禮道歉——這是性騷擾成為獨立案由後獲得審理的第一個案例。
與此同時，性騷擾事件的華人受害者也正在海外運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力。美國當地時間9月10日，國際著名民事訴訟律師Ann Olivarius發布消息，代表三名當事人正式對伊利諾伊大學巴納香檳分校華人教授徐鋼提起訴訟。三名原告指控徐鋼曾對該校的中國學生進行性虐待、強迫勞動和性別暴力。
越來越多對性騷擾與性侵者的反抗與訴訟讓我們看到了反性騷擾運動的意義，無數受害者的勇敢發聲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離真正的勝利還有漫長的距離。劉猛案的判決駁回了精神損害賠償、公開道歉和僱主機構「一天公益」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訴請，而許多類似的訴訟才剛剛開始。
性騷擾與性侵本身滋生於社會觀念的畸形與權力結構的失衡，如果對「完美受害者」的期待依然存在，如果對性騷擾與性侵受害者的社會支持網絡仍未建立，如果上位者依然不能受到制約，那麼性騷擾與性侵永遠不會消失，反性騷擾運動將永遠「未竟」。
消失的女孩1989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當年有480萬7-14歲學齡兒童由於家庭貧困不能入學，其中女童佔83%。傳統文化中「重男輕女」觀念使得女童更容易因家庭經濟狀況失學。《中國女童教育與發展需求研究報告2015》指出，在被調查者中，38.89%失學女童是家庭貧困所致。一些慈善計劃本身就是女性抗爭性別不平等的產物，是對女童因「重男輕女」觀念失學、在未來生活中艱難生存的宿命的溫柔反抗，卻未有效履行其應有的責任，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在無法正面對抗根深蒂固的陳舊性別觀念時，在「重男輕女」的恐懼被重新召喚出來時，一句句「姐姐來了」無疑是凝聚女性團結最明亮的烽火。
甚至早在嬰孩出生之前，性別不平等就已經系統地滲透到每一個家庭之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明確指出，「在沒有幹預措施的情況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區間應為103到107（以女嬰為100）。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反映出女孩生命權的受損和長期的性別歧視，對女性發展造成不利影響。」《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中國的新生兒性別比高達113，已經遠遠超過正常區間。根據2010年開展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該比例在2010年高達118.6，第二、三胎的性別數據更是觸目驚心——三胎性別比全國平均在160以上，北京更是高達260，上海、安徽、福建與山東等省市也在200以上，已經遠遠超過正常的出生性別比。但同時有研究指出，這背後也有父母通過瞞報、遲報戶口以避免超生罰款等情況。
2019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顯示，在90後年齡段中，男女性別比例已經突破110，其中20~24歲性別比為110.98；15~19歲性別比為117.7；10~14歲性別比為118.46；如果是瞞報或遲報戶口，到了上學的年齡需要重新上報戶口，統計數據理應回歸正常，因此要麼在出生之前，女童就已經「消失」，要么女童完全成為黑戶，喪失了包括受教育權等公民理應享有的權利——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無疑都展示了性別不平等對女性命運的宰制。
女童的成長危險重重，更容易成為性侵者的目標。3月2日，「女童保護」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在北京召開，發布了《「女童保護」2018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報告指出，被性侵兒童中女童佔比95.74%，熟人作案比例接近七成。這一數據僅僅統計了公開報導的案例，我們無法想像黑暗中還有多少魔爪在撕扯女性的童年。
12月9日，《新京報》以《「碰瓷」團夥牽出未成年少女性侵案，河北遷安官員涉案》一文揭露了河北遷安一起令人髮指的性侵幼女案。該案疑有數十名涉案人，包括公職人員與人大代表，其中一位為時任遷安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康永，他已因強姦罪、受賄罪、行賄罪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6年6個月。
報導中提到，康永在半年之內先後與6名不滿十四歲的幼女發生關係，這些未成年女孩由涉惡團夥通過毆打恐嚇並實施強姦、輪姦迫使她們服從後，藉由中介輸送給官員、人大代表和富商。知情人透露這只是整起案件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仍無官方回應與後續報導。
這種暴行或許不是普遍現象，但我們也可以從中窺見，女性從童年開始就面臨著一條更加艱難危險的道路，其中大部分險阻並非她們通過努力就能避開。她們竭盡全力，可能都無法擺脫「被消失」、被侵害的命運，這是她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
公共空間的暴力5月24日，江西南昌紅谷灘新區鳳凰中大道路段，一名男子突然揮刀向三名結伴而行的女性中的一位砍去，受害者後被送往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事件發生後，除了對行兇者是否會通過精神障礙脫罪的討論以外，更多集中在公共空間中女性的安全問題上。許多女性在社交媒體上提到，親朋好友如今提醒自己出門要小心，但面對這種公共空間中的隨機暴力，除非足不出戶，否則無論怎麼自我保護都難以倖免於難。
6月24日，一段女子深夜當街遭男子暴打的視頻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從視頻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名女子深夜在街上行走時，迎面而來的男子突然重擊該女子頭部。在女子倒地後，行兇者繼續對其頭部與腹部拳打腳踢，並撕扯女子衣物。在視頻的結尾，男子拽扯著女子的頭髮將其拖出了監控區域。如此突然又殘忍的暴力極大地衝擊了社交網絡，全網對事發地點展開搜尋，希望早日找出受害者與施暴者。
6月25日大連警方發布通告稱，網傳視頻系該市發生的一起警情，警方當晚鎖定了犯罪嫌疑人並將其抓獲。據悉，犯罪嫌疑人王某因與女友感情糾紛導致情緒波動，酒後於22日凌晨路遇被害人吳某，對其使用暴力並強制猥褻。
這兩起案件的驚悚之處在於都發生在公共空間，且針對的是隨機的女性受害者，這在女性群體內引發了巨大且切身的恐慌：要如何應對這種無法預料的性別暴力？許多人提出的方案是強調女性應該時時刻刻有「安全意識」：注意自己的穿著與行為、晚上不要外出、對任何陌生人（甚至是熟人！）保持警惕，甚至是將所有男人都視作潛在的強姦犯，所有陌生人都是潛在的罪犯。
事實是，這類建議本質上是把安全問題完全視作女性自己的責任，通過限縮女性行動空間、讓渡女性權利換得安全。這種觀念也正是性別暴力的一部分。
一方面，這無疑是「受害者有罪論」的變種，將女性受到傷害歸因於個體「不夠小心謹慎」，但如果一位女性時刻保持高度緊張與警惕狀態，在日常生活中必然會被認為小題大做，這時候又落入了社會汙名化女性的另一個形象——神經過敏者。在可能發生的、無法預判的暴力與平凡的日常的生活之間，女性被恐懼與焦慮來回拉扯，直至撕裂。
另一方面，這種論調勢必要求女性放棄許多理所應當的權利：穿著的權利、自由行動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甚至基本的工作權利。例如建議女性深夜不要外出時，就明顯會限制女性從事需要加班或者值夜班的工作。這是將維護社會治安的責任轉嫁到個人身上，而且在許多案例中——例如紅谷灘的案件中——女性的「謹慎小心」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因重大安全事件下線整改一年多的滴滴順風車業務，於11月6日公布了最新產品方案，其中限制女性乘客使用時間的條文立刻引發巨大爭議。公告提出順風車業務的使用時間是5:00至23:00，而女性客戶的乘坐時間是5:00至20:00，部分網友認為這是對女性赤裸裸的歧視，而另一方則認為這是保護女性的合理舉措。
這種區別性的對待是社會處理女性安全問題的縮影，透過限制性、歧視性的方式，逃脫企業或社會本應負有的提供安全環境的責任。正如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反歧視法研究中心主任何霞所說，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通過加強監管、提升技術抵禦安全風險，為所有性別的乘客都提供安全的出行環境，在特定時間段將女性排出在乘客範圍外，觸犯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不得歧視的條款。正如微博一條廣泛轉發的留言所說：「咋不讓男司機八點以後都不讓接順風車單呢？為什麼不限制加害者反而來限制受害者呢？」
在這種針對女性的無差別的暴力和歧視發生之時，正確的思考方式應該是：為什麼暴力和歧視一再發生？為什麼作為受害者的女性還要背上更多枷鎖？
網絡上的性別戰爭2019年中國網絡輿論圍繞著性別議題的爭論之激烈，稱之為「性別戰爭」並不為過，正如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與美國南加州大學的研究者Sarah Banet-Weiser與Kate M. Miltner在討論歐美女權運動時提到的，這場「新時代的性別戰爭」的標誌是「在網絡空間上直接指向女性的暴力與刻薄言論」。今天網絡輿論中對女性與女權主義者的惡意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種惡意不僅僅來源於厭女的男性，也來源於服膺於目前性別秩序的女性。
這其實並不意外。在不少人看來，中國的女權狀況是最好的，遠勝其他任何國家，甚至有凌駕於男性之嫌，如果有女性不滿，那一定是自己不知足。在社交網絡上，只要探討任何性別議題或者探討涉及任何性別面向，只要談及中國女性在日常生活、教育或職場中受到的騷擾或歧視，「田園女權」或「女拳」的譏笑聲必然如影隨形。6月1日，Cherry鍵盤品牌官方微博「Cherry中國」發布抽獎微博，送出3個機械鍵盤並抽取4名男孩送幾款遊戲。評論區有人質疑此舉涉嫌歧視女性，傳達女性不玩遊戲的刻板印象。「Cherry中國」微博則反擊評論者太過敏感，並對其大加嘲諷，其他網民也紛紛公開辱罵與嘲諷質疑的評論者們「女拳出擊」。質疑性別歧視的博主由於遭到蜂擁而至的網民的公開辱罵與騷擾，只能暫時關閉微博的評論區。
事實是，這種區隔性別的言論本身就隱含著「女性不玩遊戲「的刻板印象，這與「男性不化妝」同樣是一種基於性別的歧視，它暗示某種活動理應屬於特定的性別，如果逾越界限——例如男性主動地在日常生活中化妝，往往會被視為「沒有陽剛氣概」而遭受歧視。但由於人們對這種性別區隔習以為常，當批評者指出其歧視本質時，又因挑戰了現有性別秩序的一環而往往被扣上「槓精」的帽子。
這種有害的性別印象不僅壓抑了女性本應有的無窮可能，對男性自身也是一種隱蔽的戕害，近日浙大教授、社會學家馮鋼的言論就證明了這一點。12月21日，馮鋼發布微博稱「我師門的規矩是男人半斤50度以上的酒量」，因此報考他的研究生必須過酒量這一關，有想報考的學生拼命喝，甚至要別人抬回賓館。將對身體有害的酗酒構建成男性的身份標誌，這不僅揭開了高校權力結構的畸形一角，同時也告訴我們有害的男子氣概和刻板的性別印象亦是對男性的一種壓迫。
民族主義常常與反女權話語交織在一起，致使許多權威研究機構的數據報告與新聞報導淪為了性別戰爭的戰場。《2020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公布後，當一些網友發現中國在153個國家中排名第106、在新生兒性別比指數上甚至排名倒數第一時，選擇對這份報告採取冷嘲熱諷的態度。例如知乎的回答裡就充斥著「女權會如同亞索玩家一般堅定地捏著這份報告，恨不得將國男生吞活剝」或「這個報告是典型的女權話術，編制報告的人非常之壞」的發言，將所有問題歸結於女權的歪曲與境外反華勢力的煽動。女性主義對於中國始終是個舶來品，運用的理論資源與話語都來自於歐美國家，當國內的女性狀況受到批評之時，一部分反女權主義者傾向於認為性別議題是貶低中國的藉口，在此意義上，女性主義者與「公知」成為一路人，都是崇洋媚外的「恨國黨」。
除了對性別議題的高度敏感與攻訐以外，在這場性別戰爭中，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量直接針對女性的惡意與刻薄言論，尤其集中於對女性身體與外貌的嘲諷。在「Cherry中國」事件中，質疑官微性別歧視的博主舊照被翻出，並受到了大量「醜人多作怪」的攻擊。
7月31日，熱依扎因一張吊帶裝照片登上微博熱搜，大量網友攻擊她穿著「過於暴露」，引發了「中國女孩有沒有穿衣自由」的討論。8月她在微博公布自己患有抑鬱症，許多網友再次蜂擁而至，譏諷她以抑鬱症賣慘。10月14日，有微博網友譏諷熱依扎蹭韓國已故藝人崔雪莉的熱度，這些言論徹底激怒了熱依扎，她從11月2日開始向辱罵自己的網友公開宣戰，持續轉發攻擊謾罵她的微博內容。這次反擊迅速演變為一場混戰，她的支持者湧入被掛網友的微博留言謾罵，而反對她的人也針鋒相對，惡言相向。
從熱依扎與網絡暴力的激烈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匿名的社交網絡環境造就了大量令人不忍直視的惡毒言語，他們在性別相關議題上的謾罵攻擊是基於對女性的歧視與偏見發出的。無論是因為穿吊帶裝被罵「明顯就是騷」「露胸癖」，還是因為「硬鋼」網絡暴力被攻擊「用力過度」「蹭熱度」，女性都是被凝視與規訓的對象。前者要求女性的穿著要符合他們理想的規範，不能過於暴露，否則就是蕩婦騷貨；而後者要求女性即使面對惡意也要克制理性，不應激烈反抗甚至不應感到氣憤，不能正面反擊辱罵自己的「普通網友」，否則便有「瘋子」之嫌。
這不應該是熱依扎的戰爭，更不應該是以相互辱罵攻訐為主要手段的對抗，但在這個信息混雜、觀點交換與理性辯駁匱乏同時戾氣沿著網線增生過快的網絡時代，人們還有更好的交流性別議題的方式嗎？顯然，在2019年，我們並沒有給出一個好的答案。
被侵蝕的主體性如果說熱依扎挺過了網絡暴力的血雨腥風，她的兩位曾經的同行者已倒在了「戰場」之上。
10月14日，年僅25歲的韓國演員崔雪莉於家中自殺去世，有人認為她社交網絡上衣著暴露、不穿內衣的照片充滿了「性暗示」，是在利用身體資源博人眼球，但支持者認為她是亞洲少有的真性情演員。她沒有選擇迴避爭議，而是站出來發聲，希望打破對「no bra」的偏見和背後的思維框架。雖然雪莉的自殺讓兩個分化甚至兩極的陣營暫時「統一了口徑」，但新的網絡暴力仍在持續——雪莉所在的女子偶像團體F(x)的成員鄭秀晶因未及時在社交媒體上表態而身陷新一輪網暴。11月24日，28歲的韓國女團KARA前成員具荷拉在首爾家中自殺身亡。具荷拉曾被男友崔鍾範家暴，並因對方用親密視頻相威脅而在電梯內向其下跪，今年8月崔因恐嚇、強迫、傷害、毀壞財物等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與此同時，她則因在日本復出演出中出現抹胸裙下滑的意外而被韓國網友攻擊為炒作。
《人物》撰文指出，具荷拉和崔雪莉殞命於韓國娛樂圈「絞肉機」，它由保守性別觀念和資本澆築而成，「一方面製造出世界一流的幻覺蜃景和偶像產品，另一方面又最典型、劇烈地映射並且再生產著東亞儒教文化圈延續千年但從未被動搖的文化規範和性別權利結構。」
韓國社會穩固的男權文化和嚴重的性別歧視，在電影《82年的金智英》上映後得到了再一次驗證。電影上映首日即成為韓國當日票房冠軍，80%都是女性觀影者，在韓國電影評分網站NAVER上，女性觀眾為這部電影打出的平均分數是9.46，男性則是1.76，有男網友留言稱電影是「一群被害妄想症的狂歡，建議送她們去心理治療室」。甚至有評論認為這部電影和原著小說撕裂了韓國社會，飾演金智英的演員鄭裕美遭到了瘋狂圍攻，更有極端網友在青瓦臺網站上請願禁止該片的拍攝。
傳統的性別分工與沉重的家庭責任相疊加，被迫辭職成為家庭主婦、買一本咖啡還要被喊作「媽蟲」的金智英遊走在抑鬱和崩潰之間。事實上，不僅僅是金智英，甚至不僅僅是在韓國，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在全世界範圍內，家務勞動的重擔依然主要由女性承擔，即使是職業女性也不例外，即使是收入比丈夫更高的職業女性也不例外。2016年英國女性平均比男性多做60%的無償勞動。2018年一項研究顯示澳大利亞家庭內部性別分工不均，女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多做7小時家務勞動。今年3月7日，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發布報告稱，全球女性在職場面臨巨大的性別不平等，家務勞動是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同日，在由智聯招聘與聯合國婦女署共同舉辦的2019「她世界·她力量」中國女性領導力高峰論壇上，智聯招聘發布的《2019中國職場女性現狀調查報告》顯示，男女職員的平均薪酬依然有23%的差距，且高層管理人員中女性僅佔18.7%，生育帶給女性的負擔是其中的核心原因。今年的綜藝節目《做家務的男人》也在提醒著我們：時至今日，男人做家務還是一件值得賞玩評點的新鮮事。
不僅女性的時間自由被家務和母職侵佔，女性的身體自由和生育自由也岌岌可危。自美國總統川普上臺後，「捍衛生命」（Pro-life）反墮胎陣營聲勢大振。2019年上半年，美國有15個州提出《心跳法案》，該法案規定，只要女性懷孕時間超過六周，醫學判定胎兒有「心跳」的情況下，就禁止母親墮胎。如果女性被認定是故意打掉胎兒，可以以二級謀殺起訴，最高可判30年徒刑。從醫學上來講，胚胎出現心跳大概是在懷孕六周後，然而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女性很有可能因無法確認自己是否懷孕而錯過合法墮胎期。在阿拉巴馬州之前，已有喬治亞、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達科他六個州通過了這一嚴厲的反墮胎法，這一嚴苛的法案甚至沒有剔除強姦和亂倫的特殊情況。在美國過往的以及正在持續進行的墮胎與反墮胎的「鬥法」中，女性的子宮和身體已經不再歸自己所有，而是成為了美國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和權力展演的舞臺。2018年5月愛爾蘭實現墮胎合法化，今年4月韓國憲法承認墮胎權，在很多國家墮胎合法化的過程推進極為艱難，像美國這樣開倒車的案例不在少數，比如波蘭和巴西。
當美國女性穿上使女的紅衣走上街頭，我們也應沉思：如果女性成為行走的子宮，如果女性的身體被徵用、被管控、被規訓，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中？和基列國又有何差異？
尾聲：另一個開始？對於全球女性而言，2019年絕不是一個令人振奮或充滿希望的年份。我們看到數不勝數的親密關係暴力和家庭暴力正在發生，女性連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都面臨著威脅；看不到的消失的女童和看到的受傷害的女童都在提醒我們，女性所面對的黑暗之巨大籠罩過她的一生；批評性別歧視的聲音被汙名為「只享受權利，不承擔義務」的「田園女權」，當平權被扭曲為特權，性別平等之路在男權文化和民族主義的夾擊之下舉步維艱。
歲末《民法典（草案）》做出的若干新規定——包括禁止代孕條款的刪除、離婚後撫養孩子一方有權單方改姓規定的刪除、離婚冷靜期的保留等等——再次讓女性感到惶恐。這些條文是如法律專業人士所言是法律的進步和完善，還是對女性自身權益造成更多侵蝕，還有待於我們在之後具體施行過程中具體觀察。
這一年來樂觀的變化包括：中國再次強調禁止在招聘過程中限定招聘者性別或性別優先，也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第一例以性騷擾為案由的民事訴訟勝訴；多地確認非婚生子女能夠隨母報戶口；首例凍卵案開庭，掀起單身女性生育權的討論；越來越多女性能夠在性別議題上勇敢發聲；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區……也正是在這一年，34歲的芬蘭女性桑娜·馬林（Sanna Marin）成為世界最年輕女總理，她領導的芬蘭中間偏左聯合政府中的5個黨派全部由女性出任黨內領袖，並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也正是在這一年，前後歷時四年，反性騷擾運動在日本的代表人物、女記者伊藤詩織控告遭遇性侵案勝訴，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判決被告山口敬之賠償伊藤詩織330萬日元，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權的反訴遭到駁回。微光如豆，但我們的希望和力量正是這樣星星點點聚合而成，鼓舞我們走向更明亮之處。
站在2019年的末尾回望，百年前的五四運動，逐漸覺醒的中國女性開始撼動古老的父權社會，「新女性」從陳舊的桎梏中掙脫，成為革命的先鋒。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沒有完成百年前的夢想。真的還需要下一個百年，我們才能見到真正的性別平等嗎？真的還需要下一個百年，女性才能無所畏懼地對男性說出娜拉那句振聾發聵的宣言：「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