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豐富多樣，為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研究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概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鮮活的材料。這些口述史料具有女性話語與革命敘事結合、鮮活性與歷史性兼顧、政治性與思想性並重等諸多特點，展示了理解性別與革命的獨特視角，再現了婦女對中央蘇區革命的貢獻與作用，為當代傳承紅色文化提供了精神寶庫，體現了存文存史、推進蘇區研究以及資政育人等多重價值。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不僅對中央蘇區史研究領域的拓展和中央蘇區婦女記憶史新範式的建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當代傳承紅色基因，加強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中央蘇區婦女記憶史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7.06.009
作者簡介：謝廬明，女，贛南師範大學中央蘇區研究中心教授。（江西贛州34100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社會問題的治理研究」（17BDJ062）
一、引言
史料是中央蘇區史研究的基石，深化和拓展中央蘇區史研究需要系統地發掘和使用新史料。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為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了解中央蘇區的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鮮活的材料，但目前學術界關於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專題研究仍較薄弱。【關於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相關研究主要參見：張雪英《中央蘇區婦女運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嚴帆《紅都女英傑傳奇——記從瑞金走出的紅色女戰士》，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王羅旺《婦女領導群體與蘇維埃革命：1927-1934》，贛南師範學院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謝廬明《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中的蘇區群眾工作：1929-1934》，《龍巖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等，但史料的發掘和系統研究仍有待深入。】本文擬利用贛南閩西各縣黨史辦、檔案館等保存的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調訪資料以及《女英自述》等公開出版的參與過中央蘇區革命的當事者口述史料，描述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概況，闡釋其特點及其價值，為當代黨的建設提供借鑑。
二、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概況
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蘊藏的歷史記憶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的歷史密切相關，已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記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資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一直受到黨和政府以及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各種調訪檔案資料得到保存，多種回憶口述資料彙編予以公開出版，更有大量回憶錄、採訪文章經報刊等媒體發表，廣泛宣傳，從而使得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呈現方式多種多樣。這些口述史料綜合起來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1960年代以來，有關機構和部門搜集尋訪，贛南、閩西各縣黨史辦、檔案館等保存的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如危秀英、李友秀、黃長嬌等）的調訪資料。1960年代以來，相關機構和部門就以尚健在的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為對象，前後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調查與訪談：第一次是1960年代，如現今保存在瑞金黨史辦的1961年訪問羅志才的記錄；第二次是1980年代，如現保存在興國黨史辦的1983年3月訪問危秀英的記錄；第三次是1990年代初以來，如現保存在於都黨史辦的2005年6月訪問鍾月林的記錄等。由此形成了由訪談記錄等構成的調訪資料，其特徵有：
1.資料信息量豐富。這些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調訪資料的內容很珍貴，涉及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婦女工作等方面，也涉及個人參加蘇維埃革命的經歷與思想認識等，集中反映了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追求與革命精神。
2.可信度高。這些以歷史事件和人物為中心的回憶性、訪談性史料，呈現了被訪者本人親歷、親見的許多細節，反映了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群體性的歷史記憶，因而具備了第一手資料的性質，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3.開發利用不夠。據筆者實地調查，贛南、閩西各縣的黨史辦、檔案館等或多或少都保存著一些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但因史料尚未編輯出版，且沒有很好地保存，利用起來甚為不便。此外，對這批資料的研究也較為薄弱。
第二，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來公開出版的參與過中央蘇區婦女工作的當事者的口述資料彙編和回憶錄等。如江西省婦女聯合會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女英自述》，李小江主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的《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康克清著、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的《康克清回憶錄》，李堅真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的《李堅真回憶錄》，曾志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等。這類史料大都是親歷者回憶自己當年的經歷彙編成的自傳體回憶錄或資料彙編，目前保存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這些回憶史料閱讀價值和史料價值高，為我們開展中央蘇區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以來，江西省婦聯的工作人員花了大量的時間，尋訪了賀子珍、曾志、彭儒、康克清、周月林、李堅真、鄧穎超、劉英、錢希鈞、李伯釗等31名曾在中央蘇區工作和戰鬥過的女紅軍戰士，請她們回憶自己當年的經歷，或自撰、或口述，最後彙編成一部自傳體的《女英自述》。該書從各個角度真實而生動地再現了當年中央蘇區革命鬥爭生活如火如荼的情景，是一本兼具閱讀價值和史料價值的有特色的好書，對深化和拓展中央蘇區史的研究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此外，還有尼姆·威爾斯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出版發行的《續西行漫記》，此書輯錄了蔡暢、康克清、鄧穎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危拱之等蘇區婦女領導群體1930年代的採訪記錄。
第三，20世紀以來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的採訪文章、回憶文章。如發表在《中國婦女》1982年第9期上的、危秀英口述的《學習蔡暢同志深入群眾的作風——蔡大姐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表在《檔案與建設》2011年第8期上的《蘇區婦女幹部李友秀的口述》，發表在《贛州晚報》2014年7月22日第7版的《「我們只有跟黨走，才有幸福生活」——訪原中央蘇區幹部黃菊秀》等採訪文章。這些採訪文章和回憶文章的思想性和可讀性都很強。
由此可見，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種類豐富多樣，具有層次性和時代性。但目前對於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仍較薄弱，有必要開展系統整理和研究，以期進一步開闊視野，豐富中央蘇區史的史料來源，探索構建中央蘇區婦女記憶史研究的新範式。
三、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特點
通過對上述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具有女性話語與革命敘事結合、鮮活性與歷史性兼顧、政治性與思想性並重等主要特點。
其一，女性話語與革命敘事結合，展示了性別與革命的獨特視角。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信息量豐富，內容涉及面廣，生動而真實地再現了當年中央蘇區革命鬥爭生活的感人情景以及個人參加革命的動因和理想信念追求。不少回憶史料還結合具體歷史語境，再現了「大柏地戰鬥」「擴紅運動」「一蘇大」等重要史實及重要歷史人物，可與其它文獻資料相參證。關於1929年2月在紅軍史上具有戰略意義的「大柏地戰鬥」，曾志回憶到：「紅軍進入瑞金和寧都的交界大柏地，敵人前堵後追，兩側夾擊，紅軍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紅軍破釜沉舟決一死戰，挽回危局；前委決定，向閩西進軍，開闢新區。」【《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88頁。】「大柏地是個新區，當地老百姓對紅軍不了解，受國民黨反動派『共產共妻』的欺騙宣傳，嚇得都跑到山上躲起來了。部隊吃了老百姓的糧食、油鹽、蔬菜，老百姓不在，沒法直接給錢，只好將錢放在罐子裡，或是用紙包起來放在拔了菜的菜地裡，寫明紅軍的紀律和付給的錢數。有的沒留錢，就打了借條，寫明紅軍再來時，可持條付款。紅軍秋毫不犯，給老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後來，紅軍再次到大柏地時，很多人不僅不跑，還主動出來熱烈歡迎。」【《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上，第89-90頁。】
關於中央蘇區擴紅運動的宣傳動員。李堅真講述：「我從小就愛唱山歌，做群眾工作時我更是走到哪裡就和那裡的群眾一起唱山歌。山歌隨編隨唱沒有固定的歌詞，於是我就根據不同的任務，編出不同的山歌和群眾一起唱。在擴紅運動中，特委婦女部在才溪鄉抓點，我便到那裡組織群眾開展山歌比賽。男女群眾對唱山歌，一問一答，把擴大紅軍的意義，全用山歌唱出來，有時從晚上一直對唱到天亮，一方編不出詞來了，就算輸了。結果，群眾情緒鼓起來了，很多人報名參軍。」【《李堅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頁。】
關於1931年11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康克清談到：「參加大會工作的女同志一共六人：賀子珍、曾碧漪、周月林、錢希鈞、彭儒和我。大會期間，有人給我們參加大會工作的六位女同志拍了一張照片。我們都很高興。……大會下午開始。毛委員代表中央蘇區中央局作政治報告，朱老總作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報告。經過幾天大小會討論，然後通過《告全中國工人和勞動民眾書》，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六十三人。……大會結束後，十一月二十五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任命朱德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也就是全國蘇維埃主席，項英和張國燾為副主席。從此，對毛澤東我們不再喊毛委員，開始喊毛主席了。」【《康克清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1頁。】
關於個人參加革命的動因和理想信念追求。康克清在為《女英自述》作序時寫到：「這些文章的作者和口述者，絕大多數都生活在舊社會的最底層，不滿當時的社會和生活，要求變革的意識十分強烈。我們參加了革命，革命又冶煉了我們。我們在艱苦的環境中，一心想的就是要為千百萬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不息。事實上，也只有千百萬人民的解放，才能有我們自身的解放。……廣大婦女要真正取得進一步的解放，必須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質，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事業上有所建樹，在生活中也要是個強者，用實際行動贏得社會的尊重，才能取得事實上的男女平等。」【江西省婦女聯合會編：《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
此外，中共安遠縣委婦委書記羅菊珍口述：「我於1909年3月生於廣東省興寧縣大坪區下河嶺介穆公祠羅屋，當時因娘家生活困難，父母親無法養活我，把我賣給一個富裕人家做童養媳。我記得17歲時（1928年），共產黨員張瑾瑜、蔡梅祥等同志來我家鄉開展革命活動，發動婦女跳出家庭參加革命。我年輕活潑，常接觸他們，有時還會幫助做點工作，她們認為我有培養前途，我於1928年經張瑾瑜同志介紹加入共青團組織。1931年春在黃陂新村經蔡梅祥、陳錦華同志介紹，成為光榮的中共黨員。從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訪問羅菊珍記錄，時間：1985年5月11日，地點：廣東省興寧縣。訪問記錄存於江西省安遠縣黨史辦。】
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真實記錄了她們用堅定的信念、革命的精神書寫的不凡歷史。蔡暢說：「同志們對革命的前途卻滿懷信心。大家以苦為樂，精神振奮，相互間非常和諧友愛。燈前月下，經常可見同志們和群眾一起教唱革命歌曲。每個星期六，蘇區幹部都參加義務勞動，幫助軍烈屬幹農活。在蘇維埃區域內，到處洋溢著團結向上和革命樂觀主義的情趣。」【《女英自述》，第241頁。】
其二，鮮活性與歷史性兼顧，再現了婦女對中央蘇區革命的貢獻與作用。中央蘇區時期的婦女幹部懷抱著革命理想投身革命，具有很強的獻身精神，其工作作風和思想情操都令人印象深刻。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鮮活還原了那些革命女戰士的光輝形象，展現了那一代革命女性為革命理想、為勞苦大眾得解放甘願付出青春和生命的精神境界。鄧穎超回憶：「1931年11月周恩來同志先去蘇區工作，我是1932年5月到的。組織決定我擔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組織部幹事，後擔任中央局秘書長兼司法部秘書。當中央政治局成立時，我就不擔任秘書長了，改任中央政治局秘書和負責管機要工作。」【《女英自述》，第172頁。】「從事這種秘密工作以及共產黨人受到的鎮壓使我更加忠於黨，自那時起，我就堅信失敗是絕對不可能的。」【《女英自述》，第177頁。】
劉英講述了擴紅的感人場景：「送紅軍的熱潮掀起來了。江西老鄉喜歡打山歌，勁頭就來了。『一送郎哥去當兵，革命道路要認清……』『老妹送郎當紅軍，這條手巾寄深情；手巾繡上七個字：永遠革命不變心！』山歌打得很紅火。老婆婆、年輕媳婦、妹子都動員起來，做草鞋。這種草鞋是布底、布幫。輕便而結實。江西妹子手巧，納鞋底都納出好看的圖案，心細的還繡上字。同時我們還注意解決參軍青年的切身問題，發動優待紅軍家屬的運動。所以青壯年勁頭很大。」【《女英自述》，第183頁。】
關於婦女工作，危秀英回憶：「蔡暢同志是省委常委、婦女部長，她親自到興國工作，提出婦女要接上男同志的班。男同志上前線了，婦女就要接上去，不論什麼工作，黨的、團的、赤衛隊、少先隊等等，所有的工作都要婦女擔起來，農業生產也要擔起來。……婦女對革命的貢獻是很大的。」【訪問危秀英記錄，時間：1983年3月18日，地點：江西省南昌市。訪問記錄存於江西省興國縣黨史辦，資料歸檔號3-128，第0051號。】
其三，政治性與思想性並重，為當代傳承紅色文化提供了精神財富。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真實地記錄了當年的光輝足跡和戰鬥歷程，在中央蘇區革命歷史長卷上印下了永不泯滅的篇章，為後代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蔡暢談到：「當年江西蘇區流行一首歌謠：『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去辦公。日著草鞋走山路，夜打燈籠訪貧農。』這是對蘇區黨政軍群幹部的真實寫照。」【《女英自述》，第240頁。】曾任中共長汀縣委書記的李堅真談到她當年的工作體會：「為了管好一個縣，當好這個『家』，我根據自己的特點，依據的是『三勤』，也就是腿勤、手勤、嘴勤。」【《女英自述》，第163頁。】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中央工農檢查部委員的黃長嬌講述：「我到過石城、廣昌、於都巡視工作，當時設有控告箱，這是為了方便群眾。」【訪問黃長嬌記錄，地點：瑞金縣政協，時間：1985年1月24日。訪問記錄存於江西省檢察院。】可見，蘇區幹部好作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形成的，蘇區幹部贏得了蘇區群眾的廣泛支持，初步顯示了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因此，康克清在為《女英自述》作序時寫道：「儘管我是過來人，有幸參與了這一段歷史活動。可是當我瀏覽了部分文章時，依然深受教育和啟示。」「我們這些人是倖存者。回首往事，我們深感『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的真切含義。」【《女英自述》，第1頁。】
四、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價值
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具有多重價值，對其進行系統地收集、整理和研究，不僅有助於建構中央蘇區婦女記憶史新範式的探索，深化和拓展中央蘇區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領域，而且有助於傳承紅色基因，不斷加強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
1.存文存史。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以事件與人物為中心的回憶性、訪談性資料，尤其是本人親歷、親見的許多細節，多能道出具體歷史事實之原委。且它們還屬同時期同一區域歷史親歷者對該段歷史的記憶，因而具備了第一手資料的性質。資料也涉及中央蘇區史的重要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如閩粵贛省黨代會、中央黨校、婦女工作等。關於閩粵贛省黨代會，李堅真回憶：「1931年12月下旬，閩粵贛省委在汀州召開了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會議由羅明主持，大會主要是討論貫徹蘇區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中央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討論召開閩西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和深入閩西土地革命的問題。大會通過了《關於蘇維埃工作決議案》，並選出了省委領導成員，羅明、張鼎丞、李明光、譚震林、郭滴人、蕭向榮、方方、範樂春、李堅真等為省委執行委員，羅明為書記，李明光為組織部長，郭滴人為宣傳部長，大會正式宣布了我為長汀縣委書記的任命，方方被任命為上杭中心縣委書記，蕭向榮為永定縣委書記。」【《李堅真回憶錄》，第34頁。】
關於中央黨校，李堅真談到：「中央黨校在瑞金沙洲壩鄉的黃竹坎下村，離黨中央所在地下肖區不遠，校長是中央組織部長羅邁（李維漢）兼任，副校長是董必武，他主持日常工作。羅明在黨校當教務長，成仿吾也在黨校工作。中央黨校1933年開辦，我們這一期是第二期，共分3個班，一是高級班，學員是有一定實際經驗的領導幹部；一個是白區班，是從白區和新區來的幹部；一個是普通班，是一般幹部，這個班的人數最多。」【《李堅真回憶錄》，第59-60頁。】
關於中央蘇區婦女工作，危秀英談到：「我們幹革命首先應使婦女在經濟上翻身，男女平分土地，老人和小孩也不例外。今晚生的孩子，不論男女，明日一早就能分到一份土地。婦女砍柴，揀花生腳的錢，都不必交給丈夫，可以歸自己。婦女們就用這些錢買戒指、手鐲、銀簪子、耳環等，別提多高興啊！」【李小江：《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48頁。】
此外，李堅真還回憶：「根據地的中心工作是反『圍剿』戰爭，婦女工作也是圍繞這個中心開展。……首先是擴大紅軍。……第二是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第三項工作是支前。婦女們支前首先是為紅軍做鞋。……婦女們還組織了擔架隊、洗衣隊、送糧隊，為紅軍送軍糧、抬擔架、洗衣服。……蘇區婦女也積極行動起來響應政府的號召，她們無私地把自己陪嫁的銀手鐲、銀耳環、戒指都捐獻出來，支援革命戰爭。光是紀念『三八』婦女節那一次，婦女們就認購了10萬元公債。」【《李堅真回憶錄》，第64-67頁。】
可見，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不僅有助於印證和補充文獻資料的內容，而且有助於發掘和豐富中央蘇區史的內涵。
2.推進蘇區研究。加強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對促進蘇區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能為中央蘇區史研究提供新史料。關於紅軍學校，蔡暢回憶：「我是1931年11月，從白區轉入江西中央蘇區的。……開始，我是在瑞金的紅軍學校做政治教員，紅軍學校是中央專為培養、深造紅軍幹部而創辦的，劉伯承同志任校長。紅軍學校設有軍事、政治理念課程，我負責講社會發展史。我軍有很多優秀指揮員，當年都曾在紅軍學校學習過。」【《女英自述》，第235-236頁。】關於對蘇區幫會組織的政策，李堅真向毛澤東請示「參加『三合會』、『三點會』等幫會組織的人算不算土匪時」，毛澤東指出：「參加『三合會』、『三點會』的人，除少數會道門頭子外，大部分是窮苦人，他們生活困難，沒得吃，有時也自發地去搶地主豪紳的東西。但他們不是土匪，你們不能打，要團結他們。只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孤立和打擊真正的地主豪紳。」【《李堅真回憶錄》，第20頁。】關於蘇區工農劇社及「藍衫團」的名稱問題，李伯釗回憶：「當時學校的名字叫『藍衫團』學校，不久，蘇維埃中央教育部長瞿秋白同志到了蘇區，他說叫『藍衫團』名不妥，更名為『高爾基戲劇學校』，報中央宣傳部批准後。所以以後凡寫蘇區劇團材料的應該這樣說。」【李伯釗1984年9月10日答江西興國高興鄉文溪村藍衫團團長劉興的信函抄件。存於興國縣黨史辦。】
二是能為中央蘇區史研究提供新視野。中國共產黨與中央蘇區婦女運動、蘇區婦女何以成為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第一擁護者等問題已成為學術界探討的熱點。前述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為我們從性別與革命的角度打開了新視野。
三是能為中央蘇區史研究提供新範式。中央蘇區婦女記憶史能夠成為中央蘇區史研究的新領域，也能夠為中央蘇區史研究的拓展提供新方向。如果能夠加快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工作，相信會大大促進中央蘇區婦女記憶史的相關研究，將中央蘇區史研究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
3.資政育人。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蘇區婦女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鬥、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習近平：《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11月5日，第1版。】是當代彌足珍貴的紅色教育資源，對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加強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康克清為《女英自述》作序寫道：「這部書，由於不少作者的傳奇式的經歷和所述的豐富內容，它的閱讀價值和史料價值，是自不待言的。」【《女英自述》，第1頁。】石仲泉在為《紅都女英傑傳奇——記從瑞金走出的紅色女戰士》作序時寫道：「她們是中國革命婦女的先驅和榜樣，在中國革命歷史長卷上印下了永不泯滅的光輝足跡，給後代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嚴帆：《紅都女英傑傳奇——記從瑞金走出的紅色女戰士》上，第7頁。】「習近平總書記說過，要把革命傳統資源作為開展愛國主義和黨性教育的生動教材，引導廣大黨員幹部學習黨的歷史，深刻理解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必然性，進一步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鬥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今天，這部《紅都女英傑傳奇》的出版，就是充分發掘利用革命歷史與傳統資源的成功的例子，它將發揮積極的愛國主義教育與革命傳統教育作用。」【嚴帆：《紅都女英傑傳奇——記從瑞金走出的紅色女戰士》上，第8頁。】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中央蘇區婦女親歷者口述史料豐富多樣，具有女性話語與革命敘事結合、鮮活性與歷史性兼顧、政治性與思想性並重等特點，展示了理解性別與革命的獨特視角，再現了婦女對中央蘇區革命的貢獻與作用，為當代傳承紅色文化提供了精神寶庫，體現了存文存史、推進蘇區研究以及資政育人等多重價值。其不僅對於中央蘇區研究領域的拓展和中央蘇區婦女記憶史新範式的建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Women Witness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Xie Luming
Abstract:The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women witness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ere rich and varied, which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and fresh materials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profile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These materials were featured b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y were the combination of female discourse and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the coexistence of fresh activity and history, equal attention paid to its politics and ideology. They unfolded the con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women to the r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provided a spiritual treasure to the contemporary heritage of red culture. They embodied multiple values of preserving culture and history in promot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research and educating people. These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only have a high academic value for expanding the research area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history and constructing a new paradigm of women's memory histor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but also have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red gene contemporar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 and purity.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omen witness; the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history of women's memory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