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首映
2011年03月28日10:47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新聞研究網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主張創新、與時俱進，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一定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歷史。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回顧總結我們民族在這一方面的思想和實踐，對於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拓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華民族與時俱進的創新主張
確鑿的史料證明，中華民族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主張創新、與時俱進這一光輝思想。它表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方面面。
首先，創新、與時俱進這兩個概念，早在《周易》中就有近似的表述。其中，《大畜》講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繫辭上》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序卦》認為：「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雜卦》明確地說：「《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成語「革故鼎新」即出於此。這說明，早在三千年前，中國就有革故鼎新的創新意識和主張。
「與時俱進」一詞，源於《周易》的「與時偕行」、「與時消息」。《周易》講「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變通者，趣時者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要求人們「『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做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周易》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奠基作品之一，影響巨大而深遠，對後來形成「與時推移」、「與世推移」的思想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思想史領域，儒、道、法家儘管各自的主張有所不同，但在創新和與時俱進的認識上則是一致的。
儒家在這方面的名言警句，膾炙人口，有的至今流傳不衰。《論語》要求人們「溫故而知新」，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倡在團結、融洽、合作的氛圍之中各顯其能，不斷創新。《禮記·大學》則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達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程度。宋代哲學家張載說：「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程頤也說過：「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道家並非完全消極遁世，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也是主張創新、與時俱進的。老子講的「無為而無不為」，就是要求以「無為」的姿態有所作為、有所創新、有所進步。莊子所說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顯示的也是一種與時俱進精神。
與儒、道兩家相比，法家更加趨時和務實。商鞅提出：「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商君書》）韓非認為，「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韓非子》）法家有關法治、「當時立法」、「隨時舉事」的創新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同思想史領域一樣，中國文學藝術領域裡主張創新、與時俱進的傳統也十分深厚。一部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就是明證。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質文沿時，崇替在選」。唐代白居易《與元九書》寫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明代袁宏道在《與江進之》中說：「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事今日之事」，「文亦今日之文」。梁啓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更是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也始終堅持創新和與時俱進，從而不斷獲得新的發展。早期中醫與巫術常常交織在一起，後來逐漸分開。神醫扁鵲治病有個原則，即「信巫不信醫不治」。《黃帝內經》闡發了「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全面運用陰陽五行學說，為中醫奠定了理論基礎。唐朝官修的《唐本草》，孫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充滿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所以成為我國古代藥學的集大成者。我國的天文曆法和數學，也是通過不斷革新而逐步臻於完善的。相傳約在公元前２４世紀，帝堯就曾安排天文官觀象授時。秦統一到清王朝垮臺的兩千年間，使用曆法數十種，與世推演，日益精確。從《九章算術》開始，到祖衝之反對「虛推古人」，至宋朝《算經十書》，一直到明清中西數學的交匯融通，中國數學在創新中得到了輝煌的發展。
這些求新求變的思想，是中華民族繁榮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古代中國長期走在世界前列的內在支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就是中華民族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
當然，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也產生和存在過安於現狀、不求進取，主張守舊、反對革新的消極思想，諸如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祖宗之法不可變」，凡事「法先王」、「恪守祖訓」，直到當代還有「兩個凡是」的主張，等等。這些消極的東西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礙了中華民族的進步，但它們畢竟不是主流，即便得勢也只能是一時，並終將被主張創新、與時俱進的洪流所蕩滌。
中華民族與時俱進的創新實踐
偉大的創新精神，推動了偉大的創新實踐。
世界上古史中，中國與埃及、巴比倫和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其中之所以惟有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不曾中斷，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國各族人民始終不渝地創新、奮進，無疑是其重要原因。
中華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執著追求統一而成為偉大民族。夏、商、周三代的華夏族，實由多民族組成，他們共同推動統一的進程。漢族主導了秦漢、隋唐的統一和發展，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族主導了北魏、遼金尤其是元朝和清朝的大統一。中國歷史分裂和統一交替出現，每一次分裂不久，又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更大的統一，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可大可久」（《周易》）、歷數千年而不衰的偉大民族。
中華民族不僅「可大可久」，而且可強可盛，經濟實力和綜合實力曾雄居世界前列幾千年。中國奴隸社會的經濟、科技和綜合實力，世界少有媲美者；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科技、軍事、文化以及綜合國力，長期走在世界前列。漢朝人口近六千萬，是世界第一富國，科技文化居世界之首。唐朝人均口糧由西漢時的４００斤左右提高到７００斤左右，造紙、農業、紡織、冶鐵、陶瓷、醫藥、絲綢技術大為提高，向東西方多國輸出。在漢唐盛世，中國是世界的經濟、科技、文化中心，外國人紛紛湧入，不計其數。宋朝人口過億，糧食畝產有的高達７００多斤，手工業繼續發展，年課鐵由唐朝的２００餘萬斤提高到８００餘萬斤，海上貿易規模空前。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宋朝發明了三項：火藥、指南針和活字印刷，整體經濟和科技水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清朝特別是「康乾盛世」，「中國的經濟水平在世界上是領先的。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論「三個代表」》第３６—３７頁）可惜這種發展的勢頭沒能保持下去。由於當時的清朝統治者夜郎自大，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最後，在短短１００多年的時間裡，就大大落後於西方國家，以致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
中華民族的政治制度曾經是世界尤其是亞洲的楷模，制度創新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是世界上奴隸社會建立較早、發展相當完備的國家。夏朝（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建立家族奴隸主貴族的統一的國家政權，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春秋。中國又是世界上最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國家。戰國時期（公元前４７５年—公元前２２１年），普遍建立起君主集權的政治體制，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由分裂走向統一。當時的波斯及後起的馬其頓、印度的孔雀王朝、雅典、羅馬，則仍處於奴隸制階段。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西歐到公元４６７年才跨進封建社會。在中國中央行政政體由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轉化、封建政治制度日臻完善之時，其他國家才慢慢進入封建社會。中國政治體制的領先地位一直持續到明朝末年，即１６４０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從夏朝算起，處於領先地位的時間長達３７００年；即使從建立封建政體的戰國算起，也有兩千多年。
中華民族的管理智慧一直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推崇。「在１８００年以前，中國給予歐洲的比它從歐洲所獲得的要多得多」（米·德衛茲：《十八世紀中國文明對法國、英國和俄國的影響》）。中國政體的政治分工、權力制衡、行政立法、編制立法、官員管理，給予世界重大影響。魏晉以後形成的三省制，唐朝開始的「中書主受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是多國效仿的中央集權體制內的三權分立原則。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制度，延續１３００年之久，在英國及歐洲產生了廣泛影響。孫中山在《五權憲法》中說：「英國行考試制度最早」，「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伏爾泰、杜爾果、魁奈等對中國傳統政體和管理智慧曾給予高度評價。
日有升落，潮有漲退。一個民族和國家也有興衰與成敗。從１９世紀中葉到２０世紀中葉，中國長期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在這１００年間，中國各族人民以極大的韌性，頑強的拼搏，將執著創新、與時俱進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土地革命運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等等，雖然這些運動在領導力量和性質上各有不同，但它們在本質上都是求新求變、與時俱進的運動。「雄雞一唱天下白」。經過１００多年的奮鬥，中國人民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此，制約中華民族創新發展的反動政體宣告徹底結束；從此，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從上述簡略的回顧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興旺發達、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時期，還是處於歷史低潮、救亡圖存的時期，中華民族都能堅持和發揚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傳統。這種傳統如黃河長江，一直流淌在中華民族的血液裡，成為中國人民的一種生命基因，一種促進我們民族求存求強的內在力量。
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時俱進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最忠實的繼承者，是中國歷史新紀元的偉大開創者。她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成就，形成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新風格。
我們黨從建黨那天起，就一直主張創新和與時俱進。黨的理論基礎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代表的階級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確立的使命是做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選擇的社會制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擁抱的理想是人類最先進、最完美的共產主義理想，制定的思想路線是科學的進取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推進的事業是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我們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具有開拓創新和與時俱進的自覺意識。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長期致力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中國革命要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步走，社會主義改造，以及獨立自主、統一戰線、群眾路線、「十大關係」、「三個世界」等等重要思想，都是堅持創新、大膽探索、與時俱進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沒有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開拓創新，就沒有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
在新的歷史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忠實繼承毛澤東同志的寶貴遺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光觀察世界，抓住「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大膽進行探索和創新，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沒有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開拓創新，就不能解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圍繞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從新的實踐出發，進一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這些根本問題，形成了「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新發展。沒有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開拓創新，就不能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闢更為光明的前景。
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精闢指出：「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如果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的變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我們就會因為思想脫離實際而不能順利前進，甚至發生失誤。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始終反對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道理所在。」這是對我們黨８０年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是我們在未來的徵途上須臾不可忘卻的至理箴言。
目前，我們正處在新世紀的初始階段，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關鍵歷史時期。到本世紀中葉，即建國１００年時，我們將基本實現現代化，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變成輝煌的現實。毫無疑問，作為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們的歷史使命就是：繼承並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繼承並發揚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不斷探索，大膽創新，與時俱進，用扎紮實實的工作和豐碩的創新成果去有力地推進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
（原文發表於《求是》2002年第十三期）
(責編：朱書緣、趙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