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時任西南聯合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先生如是說。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清華、北大、南開先後被日軍佔領，因而這三所學校南遷至雲南昆明組建成西南聯合大學。至此，中國三所頂尖的著名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辛苦耕耘，培養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學子，為新中國的建立注入新鮮的血液。
在三所大學南遷之後，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私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三人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三常委的身份主持西南聯合大學事務。但是這三位校長的關係卻並不一般，梅貽琦是嚴復和張伯苓的學生，而蔣夢麟是張伯苓器重的人，張伯苓也是蔣夢麟最尊敬的人。按理來說西南聯大的校長應該由張伯苓來擔任，但是為何西南聯大卻由梅貽琦主政？其實原因有以下幾點：
原因之一：張伯苓在一開始就沒有主政之心，他最初就支持蔣夢麟，他當時就對蔣夢麟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的表你戴著」，意思就是他將南開大學的一切事物都交由蔣夢麟來處理，而蔣夢麟卻認為自己做西南聯大的校長不合適，西南聯大的校長應該由更年輕的梅貽琦來當。當時梅貽琦是三位校長之中最年輕的，張伯苓比梅貽琦大13歲，蔣夢麟比梅貽琦大3歲，這也可以理解為年輕多幹。
原因之二：西南聯大的師資隊伍以清華大學居多。其實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初，全校的教職工共有269人，而在這269人之中，清華大學獨佔一大半，為150人；北京大學有89人；而南開大學僅有30人，這樣的師資對比，就決定了清華大學作為西南聯合大學的主要力量，當時推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擔任西南聯合大學的校長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原因之三：西南聯大的經費以及物資絕大部分來自於清華大學。美國人在早期將1900年的時候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分得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用作中國往美國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而這部分經費留在了清華大學，有95萬之多，政府每年也會給清華撥款，有42萬；而北大和南開則完全依靠政府的撥款度日，並且撥款金額也較少，北大32萬，南開11萬，戰時政府的撥款肯定是不穩定的。在物資方面，清華在戰爭初期就將一批書籍和儀器運往了南方，而北大和南開則並沒有運出過什麼，這點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原因之四：清華校長梅貽琦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制度也是得到大家認可的。梅貽琦在一開始就得到很多人的尊重，他有大家風範，為人溫文爾雅，寡言少語，民主通達，大公無私。在他主政期間，處理三校的關係時不偏不倚，並且將清華服務社所得到的利潤分給三校的教職工。因此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主政西南聯合大學也是在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