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與王法——以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為例 ​

慧遠大師（334－416）是東晉高僧道安的弟子。其生活年代，與東晉相始終，因此需從東晉的政局變化、社會文化演進等方面研究其思想主旨、氣象與格局。

慧遠大師少有大志，「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隨道安修學二十五載，飽餐法味，深得道安器重。378年，道安法師在襄陽分張徒眾，各隨所之。慧遠大師與弟子數十人，選擇向南即東晉控制的地區弘法，初止荊州。383年，欲往羅浮山，途經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便停下腳步。這一年，發生了著名的淝水之戰，南北形勢驟變，苻堅一敗塗地，東晉士氣高揚，形勢看好，慧遠大師遂駐錫於此，一住三十載。

廬山北臨長江，東距建康，西接荊楚，山川蘊秀，風景優美，在當時，亦屬經濟富庶地區，文人士子輩出，離東晉政治中心以及南北必爭之地荊州均不遠不近。慧遠大師遠見卓識，選擇了一處既易於弘揚佛法，又便於南北溝通、東西交匯的絕佳處所。

4世紀後期，中原南北對峙，政局紛擾，社會動蕩，思想活躍，這時的佛教以其新奇的行為方式，精深的義理說教，而進入社會上層的視野，又因業報罪福思想而流向民間。但經典零零散散傳來，且常有齟齬，人們對佛教的理解尚膚淺，在理論上需要梳理、明晰，在社會形象上需要定位，在僧團實體上需要規約。慧遠大師應運而起，擔當了歷史的重任。

慧遠大師成就的取得在於其有較全面而又深厚的文化素養，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後在道安法師那裡接受了佛學義理的薰陶和宗教實踐的訓練，乃言「儒道九流，皆糠枇耳」。可見慧遠大師釋儒道兼通，史載其講實相以莊子義為連類，與殷仲堪論易體，為宗炳、雷次宗講《喪服經》。

在宗教實踐上，慧遠大師注重持戒、修禪、念佛，率領僧團開展了一系列豐富的宗教活動。日常法事，慧遠大師以身作則，「精思諷持，以夜續晝」，「率眾行道，昏曉不絕」（《高僧傳·慧遠傳》）。他一直關注戒律的翻譯與奉行，弗若多羅與鳩摩羅什在長安翻譯十誦律，未完成，弗若多羅即不幸辭世，慧遠大師為此慨嘆不已，後聞毗摩流支來華，乃專遣弟子致書請其補足未譯出部分，並依律奉行。慧遠大師極具開闊的視野，又請禪師佛陀跋陀羅（覺賢）來到廬山翻譯《修行方便禪經》，並為之作序，於寺內專門開闢禪林，主張「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宗教最終要給人以依歸，可以託付身心。慧遠大師根據西域道士的描繪，背山臨流，營造佛龕，請畫工圖繪天竺佛影，供人禮拜，並為此專門撰寫了五首銘文。還祈心奉請了荊州刺史陶侃都請不到的阿育王像，於是像、影具全，禪林斯備。

生死事大，神歸何處？與其師道安法師信仰彌勒不同，慧遠大師把不滅的神識寄託於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中。公元402年，慧遠大師率僧俗弟子123人「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其中有名者為劉遺民、雷次宗等，這是一次集體的皈依祈願活動，由於有名士的參與，而成為當時文化界的一個重要事件，慧遠大師由此也被後人奉為淨土宗初祖。當時，東晉受玄風影響，出家僧人研究義理，尚清談者多，重實行者少。如東晉名僧支道林，與士人交遊，談玄論道，引領風尚。慧遠大師僧團在廬山的上述集體修行實踐活動，則在南方坐而清談，言笑晏晏的玄風之外，別具一格，獨樹一幟，成為南方佛教的修行中心。《高僧傳·慧遠傳》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睹，莫不心形戰慄」，整肅、謹嚴、端正、篤實的修行之風，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佛學理論上，慧遠大師博採眾家，南北兼收，內外融通，卓有建樹。慧遠大師從其師道安精研般若，遠通鳩摩羅什而闡揚三論思想，由僧伽提婆而研習阿毗曇學說，促曇摩流支譯出十誦律，廣為傳習，由此論、數、律、禪，兼收並蓄，融會貫通。慧遠大師毫無門戶之見，「孜孜為道，務在弘法」，體現了佛學大師的包容和雅量。

慧遠大師在佛學上有三大貢獻：一是會通當時佛教諸家學說，不受南北阻隔、中外區別之影響，使南方佛教蔚然可觀。二是會通佛、儒、道，「內通佛理，外善群書」，主張「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沙門不敬王者論》）。三是提出「形盡神不滅」思想，以解決佛教因果報應理論中的難題，化解佛教在中國初傳中遇到的最大的理論障礙。

慧遠大師對現有佛教觀念的整合融會，以及創造性的本土化的闡釋，為中國佛教思想及中國文化的演進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慧遠大師在佛學上的造詣，使其具有思想上的說服力；在宗教上篤實而為的踐履，又使他具有了宗教的感召力，從而贏得朝野的尊敬，士人的仰慕，民眾的信從。廬山成為當時精神信仰的一個制高點，其影響輻射大江南北。

在以慧遠大師為核心的信仰團體中，計有許多當時名士高隱，他們以探尋佛理、追求高遠的精神境界為共同目標，同時也鑽研孔、老之學，在精神上相通，在道術、學問上相砥礪。如隱士宗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後著《明佛論》。雷次宗「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尤明三禮、毛詩，玩心墳典，遊道餐風，後曾為宋皇太子及諸王講《喪服經》。周續之通五經、五緯，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終身不娶，布衣蔬食。謝靈運與慧遠大師相往桓，後撰《遠法師誄》。文曰：「昔釋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於江左。聞風而說，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眾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隈，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廣弘明集》）。

慧遠大師作為宗教領袖的魅力，還在於他處理佛法與王法的關係上，體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為後來者開創了一種模式，樹立了一個樣版。

慧遠大師自踏入廬山，三十年中，影不出山，跡不入俗，但豪門權貴紛至沓來，絡繹不絕。他的基本原則是「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這條邊界其實也是慧遠處理佛法與王法、佛教與社會的邊界。他的師父道安處理政教關係的原則是「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慧遠大師則又向前走了一步，顯得更加成熟、高明和巧妙。相比之下，有兩點可以歸納：

第一，接待王權而不依附王權

慧遠雖在深山，但與王權並不算遠。初到廬山，經同門舊好慧永介紹推薦，荊州刺史桓尹為他建立了東林寺。桓尹是東晉名臣，在淝水之戰中與謝安、謝玄等立下赫赫功勳，治理州郡頗有政聲，桓尹還「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晉書·桓尹傳》）。另一任荊州刺史殷仲堪「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移景不倦。見而嘆曰：識信深明，實難為庶」。殷仲堪亦為當時名士，「能清言，善屬文，每雲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晉書·殷仲堪傳》），他還奉天師道，精心事神，但對佛教給予應有的尊重。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謝靈運負才傲俗，對慧遠大師本不以為然，及一相見，肅然心服。

慧遠大師不僅與東晉各方權貴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還與敵國後秦之主姚興也有書信往來，「姚興欽德風名，嘆其才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高僧傳·慧遠傳》），還請慧遠為新譯出的《大智度論》作序。慧遠大師在回信中自稱貧道，屢示謙遜。

慧遠大師對王權也不是一味示好，其一生有三次面對強權而說「不」。第一次是位高權重的桓玄徵討殷仲堪經過廬山，要慧遠大師出虎溪迎接，慧遠大師「稱疾不堪」，玄自入山。見到慧遠大師後，不覺肅然起敬，但又問難說：「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答：「立身行道。」桓玄稱善，本來準備好的責難，也不敢再說了。第二次是桓玄掌控朝廷大權後，以震主之威，寫信給慧遠，勸其還俗入仕。慧遠大師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逾丹石，在原則問題上絲毫不為所動。第三次是晉安帝自江陵還京師途中，輔國何無忌勸慧遠大師前去覲見。慧遠大師稱疾不行。安帝遣使勞問，慧遠大師大師修書示好。

在皇權面前，慧遠表現了不卑不亢、似近還遠的態度，反而贏得了尊重。桓玄稱廬山為「道德所居」。晉安帝給慧遠大師的詔書中稱「其情耿耿」。

第二，接觸政治而不參與政治

與各方面的權勢人物接觸，難免不涉及政治話題。道安依附苻堅，在徵晉的問題上參與了政治，向苻堅進言，力諫罷徵，但卻又不獲用。慧遠大師則是採取不參與政治的原則。當桓玄問及慧遠大師對徵討殷仲堪這一敏感話題的態度時，慧遠大師不作答。桓玄繼續追問對此有何祝願時，慧遠大師回答，「願檀越安穩，使彼亦無他」，以佛教的立場一視同仁，均表關懷。桓玄出山後對左右評價慧遠大師「實乃生所未見」。

盧循是東晉時起義軍領袖，朝廷的要犯。其父與慧遠大師有舊交。盧循攻下江州後，看望慧遠。慧遠大師的弟子勸誡說，「循為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要求慧遠避嫌，不要跳入這個政治漩渦。慧遠大師說：「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意思是眾生平等，出家人不能有政治上的偏見，要一視同仁，後來果然此舉被追剿盧循的劉裕所認同。面對複雜的政治形勢，慧遠不避不就，以出世的姿態，等距離的進行交往，巧為周旋，因此得到了各方的尊敬，體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慧遠大師與政治的交涉取得這樣的成功效果，來自於他對當時政局的洞察力。東晉時期，王權衰微，權力掌握在各地方鎮大族手中，他們圍繞權力的角逐異常激烈。南北勢力在長江沿線進行長期的拉鋸戰爭，東晉內部也在荊、江、建康之間進行權力的博弈，此消彼長。他們既沒有政治的原則性可言，也無道義上的是非可論。因此，面對強權環伺，只有普遍交好，即而又離，離而不遠。慧遠大師交接的權貴中，殷仲堪被桓玄所殺，一代豪雄桓玄最後也身首兩地，死時年僅36歲。慧遠大師以其遠見卓識和政治智慧，而迭經變亂，得以保全，也使東晉佛教在王權的不斷擠壓下，保存了一定的獨立性，拓展了生存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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