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與中庸之道

「深圳學人·南書房夜話」第十五期日前在深圳圖書館南書房舉行。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景海峰，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新，以及文化學者兼主持人王紹培圍繞主題「《中庸》與中庸之道」展開了一場深刻生動的對話。《中庸》文本有何複雜的流傳疑案？又在儒家思想系統裡佔有怎樣的地位？何謂「中庸」精神？針對上述問題，在場學者發表了鞭辟入裡的剖析和看法。

景海峰

做到「中庸」是對生命的最大挑戰

「『中庸』就是和稀泥、騎牆派、牆頭草，沒有原則，當然談不上現代意識，負面意識也比較強，這實際上是在一個反傳統或批判儒家的風潮之中，在我們今天大部分人的心目中留下的概念。」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景海峰表示，有關「中庸」的負面印跡，跟《中庸》的某些方面可能有些瓜葛，有某種牽連，但把《中庸》如此凌辱化甚至是妖魔化，把這樣一種中國文化的偉大精神進行貶低，並沒有任何太多的現代意義和價值。「所以，此次講《中庸》和中庸之道，實際上有矯正之意，要把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觀念重新梳理。」

《中庸》留下很多歷史疑案

「《中庸》這本書儘管只有3000多字，但是留下的歷史疑案很多。」講座開始，景海峰首先大致講述了《中庸》一書在歷史上複雜的來龍去脈。他介紹，因為朱熹對「四書」的影響很大，故《中庸》的「33章之分」後來就成為一個定論，今天的《中庸》也就是依照這種「33章之分」。「但是，這33章實際上又不是很完整的、按照今天的思想脈絡的系統性成篇。」景海峰說，從文本來講，它跟內容、結構是否為一個完整體也有很多爭議。文本問題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它牽連到我們今天怎麼去理解其中的內容和思想，比如跟孔子的關係，跟孟子的關係，跟先秦時代『儒分為八』之後儒家流派的關係等。「所以，《中庸》的文本段落問題，還有每個主題的思想到底跟當時的儒家學說發展有何關聯，這在今天還是一個值得去研究和不斷解釋的問題。」

景海峰表示，從思想層面講，《中庸》非常重要。朱子將《中庸》和《論語》、《孟子》、《禮記》之《大學》合為「四書」，從宋代以後，這幾種文獻在整個儒家思想乃至在中國文化中扮演著核心角色，甚至超過「五經」。後來宋代創造的很多文化理念差不多都是出自這幾個文本。「尤其是《中庸》，《中庸》可以說是整個宋明理學的奠基石。」

景海峰說，在宋明理學創始人張載的思想裡，可見《中庸》佔據的分量很重。張載的著作《正蒙》的很多東西都是發揮了中庸思想。「不光是張載，包括早期像周敦頤的《通書》和司馬光講的『中和』。」景海峰強調，《中庸》這本書不光是先秦的重要著作，對宋後期儒學的整個發展和新的形態同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庸》的思想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而且在『四書』的文本，包括周易的《易傳》這些文字裡，其思想的深刻性、哲理的精粹性及不斷去挖掘的可能性在整個儒家的文獻和文本裡是最有代表性的，很多人不斷從《中庸》裡去找話題。所以，我們現在探討《中庸》，講『中庸之道』，可能牽連到的問題非常多。」

一輩子做到平平和和非常艱難

景海峰坦言，《中庸》非常難懂，在儒家著作裡是思想最深刻的，也是可解釋性最大的，故歷來對《中庸》的理解不盡相同，不同的時代或不同的大哲具有各種各樣的理解。比如「中庸」之「中」字，除了空間意義之外，從人格的意義或典範來講，它是一種正，和所謂「邪」和「不正」、「不當」意思相反。在《中庸》的理解中，「中」跟儒家的教化和禮義的要求聯繫在一起，因為「中」不僅只是空間或狀態，它實際上是禮義教化的一種全副呈現。而「庸」是所謂的「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就是恰到好處，它合乎一種終結，是把握到最好的一個臨界點。「不倚」意即不是一種流變，它是一種可以確定把握的東西，有所謂「常」的面相，故後來朱子稱「庸」就是「常」。

「至於『中庸』，一般來講就是一種很自然的、平和的，沒有什麼很離奇，也沒有辦法去說明或者去做的東西。」在景海峰看來，所謂平易性，恰好是人倫日用或者日常生活的常態東西，不管是我們的生命狀態，還是作為一個人在世界、在自然中的行為，它最恰當的方式就是平平常常。如果追求一種很離奇的，追求那種鬼鬼怪怪的東西，那並不是儒家所理解的人生。儒家所追求的人生是一種平常的、平和的，非常合乎自然的，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庸常或者庸言、庸行說來簡單，但是在《中庸》的思想裡，如果要真正做到所謂的叫『達到』或『誠，至誠』，即達到一種高的、圓滿的狀態，那是非常難的。」

景海峰認為，一個人要做到中庸，合乎中庸，等於是對整個生命的最大挑戰。因為從幼童時期開始，人生的每個環節都要去做，因為它是歷程性的，是動態的，所以「中庸」不是一個死記的東西，它是一個不斷在變化活動的東西，教人在變動不居的狀態裡去把握人生，始終都能做到平平和和，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人的一輩子在一個千變萬化的社會環境和生命歷程中始終能夠做到平平和和，實際上是最艱難的事情，故《中庸》講『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

給整個儒家深刻的哲理問題開一個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景海峰表示，這是《中庸》的一個綱領，這三句話的深意是在給人下一個定義，或者說是給天人關係、人和自然的關係做一個根本的哲理性的定位和理解。「天命之謂性」，意即人的性質和自然具有一種內在的融洽，沒有隔閡，人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的有機部分。

所謂「率性之謂道」，一種解釋是說「率」是順著性，「隨順」是朱子的講法，順著這個『性』，按照本性去做，它就合乎道；另有一種解釋則言「率」是統帥性的，要對這個性有一個好的安排。「一個人有七情六慾，有各種各樣的複雜性，然後能夠把『性』規定在一個好的狀態裡，這大概就是我們求的道。」景海峰所說，這兩者解釋在後來的儒家裡形成「理學」的兩派，即「心學理派」和「性學理派」。

所謂「修道之謂教」，則是儒家講的學如何做人，做人除了「天命」和「性道」這些問題之外，還要落實在每個人的生命裡，落實在一個具體的情形裡，它就要通過學而時習之，通過不斷的道德的見禮的功夫能夠符合道。整個歷程實際是一個知識展開的過程。

「因此，後來這三句話的解釋非常多，也可謂是儒家的一個大綱。也因此，《中庸》一開始的思想裡，就把儒家講的何為人，人天的關係，知識的意義，以及性命的問題都講出來，這等於為儒家奠定了一個基本的格局和話題，後來這些就不斷地在深化、不斷地在詮釋其意義。所以，《中庸》一開始就等於是給整個儒家非常深刻的哲理問題開一個局，所以非常重要。」景海峰強調說。

王立新

《中庸》可以跟康德哲學相媲美

「《中庸》確實像景海峰教授所說的那樣，非常深邃，非常精粹，有無限可開發的潛力，是可以跟康德哲學媲美的東西。」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新表示，後來中國儒家思想的哲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庸》一書導發出來的。

按照王立新的理解，《中庸》一書很可能跟《論語》的「雍也篇」有關係，其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即中庸作為一種道德的完美狀態和境界，已經達到了人所能達到的極致，老百姓遠離這個東西太久了。「大概《中庸》這本書最早的源頭出處應該是從對孔子這句話的理解慢慢延伸出來的。」

在王立新看來，《中庸》可以主要從三個方面理解：第一，「中庸」是一種境界和心態，是最完滿的一種人生道德境界。孔子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意即時時刻刻都踩在「中庸」的節拍上。第二，「中庸」是一種理想的目標，《中庸》裡講「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作為人的生身立命的，作為人的最基本的要旨就叫「誠」。「誠」就是上天給我們的做人的基本要旨，「誠之」就是由我們努力再把它找回來。《中庸》裡也講「君子擇於善而不止之」，這就叫「誠之」，是君子之目標。第三，「中庸」是一種狀態，這種狀態當然也是境界最完滿的。《中庸》最後一章（第三十三章）最後一句話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何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意即真正的大君子，人生最完滿的那種狀態就像上天的天道一樣，雖然聽不到聲音，看不到形象，但是它無時無刻不在潤化你、滋養你的道德和善性，讓你回到「誠」的天性，「但不要把它理解為一個比較僵死的狀態」。王立新強調，中庸最高的境界——「誠」不是一種固定的、靜止的狀態，而是一種生命的本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創造力是最強的活潑狀態。

頗值得一提的是，王立新也認為圍棋充滿了中庸的精神。「吳清源先生的圍棋和現在韓國的圍棋世界冠軍李昌鎬完全不一樣，李昌鎬天下無敵，各種杯和獎金都拿下了，但從嚴格意義上講，他不懂圍棋的精神，他只懂得輸贏。」王立新解釋，中國人講究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這是中國武術的最高境界，中國武術的「武」字是「止戈為武」，有拒絕、制止戰爭之意，圍棋亦如此。「當下棋時非常平和，非常舒緩，非常悠遠，非常優雅，那才叫圍棋。」他認為李昌鎬下棋有「拼命」之嫌，故不符合中國圍棋基本的「中庸」精神。

王紹培

中庸不是「和稀泥」

在談到中庸之道時，主持人王紹培提到《中的精神：吳清源自傳》一書，他認為去年剛逝去的圍棋大師吳清源講「中的精神」，相當於是用圍棋詮釋了中庸的哲學精神。

王紹培認為，「中庸之道」事實上是中和之道的一種效用。所謂「中」，是天地之大本，或者說，天地的本體就是「中」。「『中』可能有兩個意思：一種是內在的、沒有深發出來的狀態；另一種則有均衡之意，一開始就處在初級的、和諧的狀態，這也是『中』。而『和』就是深發出來的、不過分，全都是有分寸的、恰到好處的。所以，把『中』『和』之道加起來使用，是中庸之道。」王紹培強調，如果要朝一個君子、一個聖人的目標去努力，那麼就應該把自身的全部內在規定性實現出來，呈現出「和」的狀態，即「發而皆中節」。「當我們內在的東西深發出來而都合乎法度和分寸，都恰到好處，就像自然在運行，這就是所謂的『中和』。」

需要注意的是，當提到「中庸」，也許不少人的腦海裡立即出現「老好人」的形象，認為「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老好人』」。事實上，這種想法存在極大的誤解。在當天的互動環節上，有讀者問及「老好人」與「中庸」的關係時，在場的學者都對此作了詳細的解析，指出「老好人」跟具有中庸精神的人存在的本質差別，以及回答了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表現中庸精神等問題。

在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新看來，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老好人」是所謂的「不想招災，不想惹禍，不想碰釘子，不想得罪人，不想擔責任」的一類人，出言必稱「好」。他還以《三國演義》中的高人水鏡先生為例。「『老好人』還是出於一種自私的自保心理，這種人不必要舉具體的例子，其實生活中有很多。」

王立新強調：「無論是《中庸》裡講的，還是孔子講的中庸，正好是這種『老好人』的反面。中庸者一定是有所堅守的，一定要具備『三大德』即有智、有仁、有勇才可以達到境地。」

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景海峰則認為，儒家君子具有道德底細，這是最起碼的要求，然後擁有一種人格境界，有其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和要求，而並不是說無原則，遇什麼事就抱逃脫主義。「我們在理解《中庸》時可以將此作為一個參照，所以『中庸』不是一般理解的那種『和稀泥』，它涉及到恰到好處、臨界點的問題，並非說事事都求好像不要有什麼衝突，若如此則跟《中庸》的偉大精神就相距甚遠。」

景海峰提到，《中庸》裡本身也有一個比喻：「君子居易以俟命」，即言「時中」的道理，而「小人性險以僥倖」，是稱小人肆無忌憚，無原則恰恰是小人的表現，就是冒著一種僥倖心理，不計後果也不顧忌周圍，完全自私自利。「『性險以僥倖』，都是儒家堅決反對的，故儒家講的『勇』是有一種基本的尺度和要求，是『三大德』之『知仁勇』中的『勇』。」景海峰說。

深圳商報記者 魏沛娜

通訊員 張森/文

深圳圖書館/供圖

主辦單位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深圳圖書館

媒體支持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

本場活動主辦時間

2015年7月11日

地點

深圳圖書館

南書房

本項目由深圳市宣傳文化事業發展專項基金資助

▲《秋荷圖》by北方綠竹，from太平洋攝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