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貫穿五大發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的一條重要線索，是與整個發展思路理念和整體宏觀政策相配套的改革政策，不僅覆蓋面很廣，而且需要體制機制的建設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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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5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發達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顯著下降、失業狀況惡化與通貨膨脹加劇等現象長期並存的局面，美國經濟的滯脹是從1973年12月爆發的經濟危機開始，到1982年經濟開始復甦為止，持續長達10年之久。供給學派（或稱「供應面經濟學派」）應運而生，盛行於20世紀80年代，它強調管理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80年代初美國裡根政府接受了這一套學說，出現了史上號程的「裡根經濟學」的宏觀政策。從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之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中國「十三五」期間的重要改革政策和宏觀調控內容。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源於美國的供給學派，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美國供給學派主張的改進型。總之都認為是美國裡根經濟學在中國的翻版。我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僅僅在文字上有相似之處，其本質、實際內容和政策含義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針對性不同
70年代西方兩次石油危機後，美國經濟出現了多年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失業率攀升，而英國則更為嚴重，不僅整個70年代通貨膨脹率極度嚴重，同時經濟增長停滯甚至倒退，失業率高達兩位數。政府干預經濟的需求管理措施宣告無效，因此，「供應面經濟學派」面對的問題是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和失業率攀升三者並存的現象，美國供給學派的宏觀政策所針對的也是這三個主要問題。
中國情況與此不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長，就業穩定，投資刺激措施雖然效果下降，但並未帶來通貨膨脹的惡果，相反，物價水平長期處於低位。那麼現在中國經濟增長出現降低速度現象，是不是與治理通貨膨脹有關呢，在經濟降速之前，中國經濟發生過通貨膨脹嗎？顯然都不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政府曾經在2008年至2010年三年間曾經採取過刺激需求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2011年出現過短暫的消費物價指數（CPI）增長略為偏高的現象，2012年之後，消費物價上漲較快的現象不僅消失，而且一直偏低，生產者價格(PPI)陷入長期低迷。
2011年之後，貨幣政策仍然是較為靈活和寬鬆的，廣義貨幣供應量絕對值不僅繼續增加，而且增長速度保持兩位數增長，只在2014年略有減速，其他年份都保持正常增長，社會融資增量也只在2011年有下降，2012年後仍然連年增長。因此看不出2011年之後政府採取的宏觀政策是應對通貨膨脹的措施。相反，從2012年生產者價格出現回落和偏低現象後，中央政府實際上每年都有針對性地採取了短期的、結構性的以及區間性的小規模的需求刺激措施，並未採取過與治理通貨膨脹有關的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在經濟下行期間，中國的就業穩定，2015年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300萬，失業率依然保持較低水平，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稱，2016年一季度中國的調查失業率僅為5.0%左右，世界上能夠達到這個水平的，基本只有中國、美國、日本和韓國這幾個屈指可數的國家。
當前和未來幾年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結構的明顯變化和供給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需求結構變化表現為：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戶均達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車擁有量超過100輛。2013年後，我國新開工房屋面積、住房銷售面積先後出現負增長，汽車銷售進入低增長階段。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佔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係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遊、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鋼鐵產量出現自200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水泥產量出現自1990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後於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當前，建立有利於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宏觀調控思路不同
美國供給學派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強調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認為政府干預不僅會破壞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機制，而且往往由於幹預不當而損害經濟中的供給力量。而中國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不僅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且也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的是「市場有效、政府有為」的主張。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並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從財政政策來看，從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就一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2010年是4萬億投資計劃的第三年，財政赤字預算安排8500億元人民幣，佔GDP的2.5%，2011預算赤字安排仍然達到7000億元，佔GDP的2%，2012年預算赤字上升到8000億元；2013年財政赤字再上升到12000億元，2014年再攀升到13500億元，2015年達到16200億元，2016年再到21800億元，而且財政開支的增長都保持兩位數字增長並超過預算收入增長速度。
中國財政支出的增長政策實施的前後邏輯不同
美國供給學派做的是翻案文章，反思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所帶來的種種弊端，拋棄需求管理的合理因素，否定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片面強調減少市場扭曲、改進激勵、放鬆管制。用經濟政策的改弦更張體現美國兩黨政治的博弈。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和發展，是新的發展階段的理性升華。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關注供給結構必須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還關注糾正資源與生產要素的錯配問題，而最根本的是要解決市場主體的活力問題。中國的改革從農村發端，就是解決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經營體制問題，包括後來的國有企業改革，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早期實踐，只不過當時有其實而無其名，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在進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調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積極性，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此外，還包括在「十二五」期間，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了服務業領域中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這些都是供給側的改革措施，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十三五」將加大營改增的力度。因此，從本質意義上說，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已經產生，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當然更不是美國裡根經濟學的舶來品
政策的覆蓋範圍不同
歸納美國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主要以減稅和減少政府管制為基本內容，同時還強調保護智慧財產權以促進新產業發展。其政策涉及面很窄，旨在通過改善微觀經濟效率來解決短期宏觀經濟供需失衡的問題，不僅存在著期限錯配的謬誤。而且高估減稅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這使供給學派同時遭受來自理論和實踐上的攻訐。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都說，「它既沒有經濟史上的有力證據，又缺乏理論分析上的合理推斷」。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貫穿五大發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的一條重要線索，是與整個發展思路理念和整體宏觀政策相配套的改革政策，不僅覆蓋面很廣，而且需要體制機制的建設和保障。具體來說，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與當前國家在宏觀調控中提出的五大支柱政策相配套、相呼應的，這五大支柱政策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託底。在宏觀政策層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適度擴大總需求，因此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略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減輕企業負擔方面繼續擴大營改增並減少行政收費。在產業政策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覆蓋一、二、三產業，農業實行種植結構改革和農業中三次產業的融合發展；第二產業不僅要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還要發展新興產業，實施《中國製造2025》；第三產業的重點是補短板，增加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供給。在落實改革政策方面，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經濟體制改革已經作出了頂層設計，但還需要強調突出抓好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當前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的抓手。在微觀政策層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集中於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並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政策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是增加就業、改善社會福利、保障民生。而所有的改革政策都要體現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這五大理念。
利益調整關係不同
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實際上代表的是大企業和大公司的利益，減少個人和公司所得稅，表面上對富人和窮人都有利，但它同時要求減少公共福利，降低社會保障水平，因此它的減稅主張實際上對富人更有利，它代表大資產者的訴求和利益。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企業退出過剩產能，但政府通過財政措施安排失業救助，2016年中央財政用1000億元來支持職工下崗的救助。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通盤考慮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尤其更為重視低收入階層人民的利益和保護。2016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財政收入增長雖放緩，但該給群眾辦的實事一件也不能少。」引起全場熱烈掌聲。這是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發生的利益關係調整的精準解讀。
理論依據不同
美國供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和萬尼斯基，前者是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院的教授，與時任美國總統裡根關係密切。供給學派提出的「拉弗曲線」認為，減稅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能夠做大稅基，進而增加稅收總量。然而事實上，這一論述未能得到美國20世紀80年代財政實踐的支持。美國在1981年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和企業收入，擴大了市場，但沒有達到增加居民儲蓄和增加政府稅源的預期效果，反而使政府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結果1982年之後美國多次增稅以減少財政赤字，平衡預算。美國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特別是放鬆政府管制的主張以及對凱恩斯經濟學的批評，實際上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早期表現，是推崇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發端，但由於其政策效果不佳，因而沒有得到後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的承認。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領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它是黨的經濟治理理念，由黨的領袖提出，並轉化為國家意志和國家理論，它不是來源哪一個經濟學研究工作者，更不是來源於美國供給學派。它的思想源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互相適應、生產和消費互相關係、以及關於商品和勞動的二重性關係，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平衡關係等基本觀點的實際運用，即在供給側中關注各種結構關係，即包括價值量結構關係，也包括提供產品服務的生產關係結構、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它反映價值量關係，但更主要反映使用價值的適應性問題。從這些基本觀點出發，與當今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而轉化為當今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改革政策，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講活了、講實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裴長洪為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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