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思想和文本是一片叢林，一片無法用單一的直線的光芒所穿透的叢林。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無數的學者名家在其中漫步，大家分別從歷史學、社會學、文學、藝術學等諸多領域來穿透這片叢林，但最終大多數人都不停地在這片叢林的外部轉圈圈，始終無法深入到這個叢林最深處。當大家仍然將圓形監獄、監控、規訓、生命政治、瘋癲、凝視、性等作為福柯的標籤時，實際上我們尚未獲得福柯的理論精髓。因為，一個表面上致力於反形上學的福柯，在其內核處屹立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精神內核，這種精神內核，才構成了那個玄妙莫測的福柯叢林的特有外表。換句話說，倘若我們不能去觸碰那個神秘的精神內核，那個看似飄忽不定，實際上存在某種穩定性特質的內核的話，我們永遠會與福柯叢林保持一定的距離。
張一兵教授新著《回到福柯——暴力性構序與生命治安的話語構境》是嘗試觸及福柯的內在精神特質的一種努力。不過，在任何穿越叢林的過程中，我們都不能徒手進入。如果我們不想在其中無功而返，就必須預備好在叢林裡披荊斬棘的工具，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說，我們只有手執利器，才能在幽深的叢林深處，讓光芒從外部照射進來，這是我們唯一可以觸及到叢林深處的方法。
在張一兵教授之前對馬克思、阿爾都塞、阿多諾、拉康、鮑德裡亞、海德格爾的研究中，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分析方式，在這種類似於γ刀式的分析中，儘管不能完全保持各種文本和思想的原貌，但是這種遊刃有餘式的分析對於理解文本，理解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由於那種完全貼切，徹底一致的理解根本不存在（這種徹底一致理解的觀點本來就是福柯反對的東西），所以，更為關鍵的東西就是在自己特有的分析方法中下，文本和思想向我們所呈現出來的東西。因為這個思想家本身所呈現出來的東西，在表象上就是不連貫的，任何試圖將思想家的思想強制性的納入到某一個單一秩序和邏輯之下的努力，從來就是暴力性的構序，而不是對思想家思想原貌的百分百的還原，因為這種還原根本不存在，所能存在的只有我們在自己特有的理論和分析工具的操作下的暴力性的呈現。所以，我們大可不必計較誰更接近於福柯，當我們使用的工具千差萬別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並不擁有一種尺度來衡量我們與福柯之間孰近孰遠。
一旦拋棄了這個是否能原本還原出福柯原貌的話題，那麼，緊接著的問題必然是，我們是否可以構築出一個福柯。這種構築，當然不在遠離福柯文本和思想的叢林，從一種形上學的遐想中，虛幻地構築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福柯。相反，我們談論構築福柯的可能性，唯一的前提是，我們必須在文本叢林的漫步和披荊斬棘中來實踐性地構築福柯。在這裡，張一兵教授的《回到福柯》一書中的「回到」正是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在思辨意義上，「回到」和「構型」是一體的，「回到」意味著摒棄了一種既定的在叢林之外的框架，真正的「回到」必然是懸擱，即在我們摒棄了某些庸俗理解之後，用自己的理論和分析工具來親密觸動那個神秘的文本，並讓自己的分析工具與文本的材質之間充分發生反應，在一個具現化的文本環境中，形成對文本和思想的構造，而這正是福柯意義上的「構型」。
所以，如果讓一個豐滿的福柯形象，在分析工具和文本的交互作用中浮現出來，我們必須在「回到」基礎上來「構型」。福柯最喜歡使用的一個詞是話語構型（discursiveformation），其中最深刻的含義也正是需要我們在迷宮般的物化叢林中，用話語來構造出一片天空。與之相對應，張一兵教授也倡導一種構境的方法，儘管張教授的構境與福柯談到的話語構型在根基和細節上存在著巨大差別，但他們的宗旨是一致的，我們需要在不連續的黑暗叢林中，讓構序出來的光芒照亮我們生存的此在空間，並以此為我們在其中漫步前進的指路明燈。
由此看來，張一兵教授選擇《詞與物》和《認知考古學》作為最先剖析的入口是其分析方法本身的要求。《回到福柯》一書為我們指明，在福柯那裡，我們之所以能對於某些東西可以言說，可以理解，可以觀看，正是因為在我們這裡存在著一種言說和理解的構型，這種構型就是我們上面談到的話語構型。換言之，在這個話語構型之外的一切，我們既無法言說，也無法理解，甚至無法觀看。在法國當代現象學家讓-呂克·馬裡翁那裡，在我們觀看之前，即相對於可見物而言，必然存在著一個不可見的觀看形式的架構，沒有這個架構，我們便無法看到任何東西，比如說，我們在觀看之前就預定了物體存在的三維架構，我們總是在一個三維的框架中用看的方式來填充這個三維架構，於是，每一個物體在我們的觀看中獲得了長寬高等屬性，而這種屬性恰恰是一種我們當下的建構。福柯的話語構型，或者說用他更為成熟的說法，即認識型（épistémè），就是馬裡翁所說的可見物之前的不可見物。這個認識型直接決定了我們觀看、理解、言說的最終的極限。與維根斯坦的在不可說的東西面前保持沉默的態度不同，福柯從一開始就指向了那些處在認識型之外的不可見、不可說、不可理解的東西，認識型將可見、可說、可理解的東西有序地排列成一個序列，並在暴力性構序中將其整合為一個整體，這個看不見的非實體性的架構，實質上成為了一種隱性的霸權。不過，無論是福柯本人，還是《回到福柯》中的闡釋，都將目光轉向了被這種整齊劃一的霸權所排斥掉的東西，於是，一個命題出現了，即我們應當如何看見不可見之物。
的確，這一點正是福柯式考古學的核心要義所在，或者說，這一點也正是《回到福柯》一書重點向我們展現的內容。讓那些被認識型框架所排斥掉的不可見、不可說、不可理解的東西在某種前提下呈現出來，當然不能依賴於我們在當下所倚靠的認識型，在這個認識型之下，不可見的東西必然是不可見的，不可理解的東西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唯一的方法是一種「僭越」，即超越於當下的認識型之外。不過，在以往的福柯解釋中，通常會有一種誤解，即對現有認識型的解構和拆解，是實現不可見之物的考古學的前提。正如德勒茲強調一種遠離現有樹狀結構的遊牧，一種遠離條紋化平面的逃逸線一樣，一些後現代主義和福柯的闡釋者強調的正是個體化的逃離，在遊蕩的生命中，超越那認識型和話語構型為我們設定的最終的界限。然而，德勒茲、德希達、鮑德裡亞等人沒有告訴我們的是，遠離話語架構的遊牧，從來不是田園詩歌式的浪漫和燦爛，相反，飄蕩遊牧是有代價的，因為遊牧不僅意味著逃逸，也意味著個體生命的灰飛煙滅。或許德波倒數第二部電影的那個拉丁語回文更能表達出德勒茲式遊牧的窘境——《讓我們遊蕩在黑夜裡，然後被烈火吞噬》——的確，遊牧式逃逸的確存在著瞬間的輝煌，在僭越的那一刻，個體生命終於看到了那個話語構型和認識型之外的世界，但也正在那一瞬間，遊蕩的生命也如同飛蛾撲火一般湮滅。我們很難說，福柯拒絕了德勒茲的遊牧式態度，恰恰相反，福柯以自己的生命體驗著這種僭越和遊牧的璀璨，最終他自己的生命也在1984年落下帷幕。
然而，福柯也警告了我們，或許這種考古學，只有通過另一種認識型來發掘，也就是說，我們只能通過認識型來發掘認識型，也唯有如此，一種不以生命為代價的考古學才是可能的。當然，我們前面已經說明，在認識型內部是無法實現考古學的，但並沒有說，原先在某一認識型或話語構型之下不可能被理解，不能被看見的東西，在另一種認識型之下也是不可理解或不可見的。這樣，我們需要一種斷裂，而不是徹底的後現代主義式的碎裂。這種斷裂，在福柯和德勒茲那裡，都使用的是法語的disjonc⁃tion，這個法語詞，既表明了前一種認識型與新認識型沒有關係，是一種前後的不連貫的斷裂，更重要的是他們是數學上的析取關係，表明二者在數學上不存在任何共存的可能性。易言之，考古學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我們需要在話語上積極創造出一種斷裂的析取性的認識型，與之前的認識型形成齊澤克意義上的視差之間，才能讓不可見的物成為可見之物。
然而，這種新的認識型不是憑空出現的，無論在福柯那裡，還是在張一兵教授的闡釋中，都是一種在具體當下生成性的產物。新認識型的出現是一種積極的當下構造，用張一兵教授的話說，它就是一種「構境」，一種基於當下的直接現實的架構與構造。這樣來看，「構境」成為我們面對幽深的叢林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工作，就如同在叢林中披荊斬棘的勇士一樣，在勇於同各種枝蔓鬥爭的同時，也善於在林中空地上點燃火把，安營紮寨，這個構境式的紮寨，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抵禦蚊蟲猛獸，也可以讓我們在營寨的火光中端詳這個幽暗的深林，讓深林中從未被發掘的東西在火光中被挖掘出來。
那麼，這種斷裂性的認識型的重構是如何在現實中發生的，福柯的考古學並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正如張一兵教授在《回到福柯》一書中指出，福柯所冀望的是一種「哲學天目」，唯有那種開天眼的方式，才能讓我們實現一種新認識型的考古學。顯然，對於張一兵教授手上的那把歷史唯物主義的γ刀而言，這種解釋顯然是不充分的。張一兵教授在書中指出，福柯在《詞與物》《認識考古學》《臨床醫學的誕生》等作品中所指向的認識型斷裂的時期都是十七世紀的歐洲，而張一兵教授很敏銳地看到，十七世紀的歐洲正是市民社會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歐洲冉冉升起的時期，即在那個時期，誕生了資本主義，即我們所謂的現代認識型，這種認識型的典型特徵正是用理性推理的知識取代了之前的以相似性和類比為根基的知識，而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斷裂。張一兵教授正是試圖將開天眼的福柯降臨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地基上來，讓生產性實踐構序，從現實的市民社會的實踐中，實現了從傳統認識型向現代認識型的轉變。
不過，即便我們依照張一兵教授的邏輯，需要將認識型的斷裂和轉變視為一種生產性實踐構序的對應物來理解，仍然存在著一個問題，這一點，並不足以證偽福柯的指認，即福柯認為，是話語構型構造了馬克思的生產性實踐而不是相反，這樣，所謂的生產性的物質力量，被消化在福柯流動的話語構型活動之中，這樣，當話語構型本身就構成為一種實質性的生產實踐的時候，我們的很難將其簡單地還原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列舉的那種歷史唯物主義的範式。或許，在我看來，巴迪歐的事件概念是打破這個玄機的唯一途徑，因為歷史上的真實，即作為不可預測的事件在真實層面的凸現，能夠通過一種物質性的力量撕破認識型的架構，從而讓另一種認識型成為可能。也就是說，物質生產的實踐本身不一定能為認識型的裂變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相反，只有真實的事件，一種無法在原先認識型中理解和解釋的事件，才能為認識型的斷裂和變革提供最真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