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為何難成歐洲公民?他的故事值得剖析

【文/ 姜曉鯤】

【導讀】電影《何以為家》正在熱映，影片最後主人公在挪威生活的幸福片段讓許多人流下了熱淚。但現實中的歐洲並非難民的天堂，穆斯林飽受敵意和質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著種種限制，融入歐洲社會的嘗試時常遭遇挫折。本文著眼於歐洲穆斯林所面臨的「雙重自卑困境」，從一位歐洲穆斯林知識分子的真實境遇和改革構想出發，深入分析了穆斯林和歐洲公民身份的融合難題。

歐洲穆斯林？

歐洲穆斯林並非是一個無需界定、不存爭議的簡單概念，它的複雜既是歷史性的，也是時代性的。任何人想要討論歐洲穆斯林的問題，都必須首先明確作為討論對象的歐洲穆斯林之具體所指。

最早的歐洲穆斯林群體出現於公元8世紀。北非摩爾人的軍隊橫跨地中海，徵服了包括伊比利亞半島全境、亞平寧半島南部和馬爾他等在內的歐洲領土，並建立了長期、穩定的統治。在諸伊斯蘭王朝治下，移民和皈依現象大規模發生，穆斯林在歐洲留下了屬於他們的深刻印記。但是，這個歷史上規模龐大、鑄就了輝煌文明成果的歐洲穆斯林群體，在留下了雄偉的宮殿、優美的詩歌、深刻的哲學，並啟發了一場席捲了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之後，由於西班牙天主教王室的「再徵服運動」（Reconquista）而從歐洲消失了。儘管在嚴格意義上，穆斯林群體仍然在高加索和巴爾幹地區維持了穩定的存在規模並延續至今，但他們和後伍麥葉時代盛極一時的這個歐洲穆斯林群體的關係，甚至比後者和天主教的關係還要遠。當哥倫布的船隊揚起風帆開始那次改寫世界歷史的跨洋航行時，伊斯蘭文明的地理邊界卻進入了一退再退的收縮期，從此，哪怕是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也再沒能觸及歐洲的核心地帶。

穆斯林以全球史重要書寫主體之一的身份，開始了在歐洲的第二次登場。荷、法、英等海洋霸權在伊斯蘭世界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底層勞動工人和精英階層出於不同的目的開始從世界分工體系的邊緣地帶向核心地帶流動，這一進程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新的歐洲穆斯林群體逐漸形成。20世紀50~60年代見證了穆斯林向歐洲移民的又一波浪潮，這一方面由於歐洲戰後經濟復甦創造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則受南亞和北非的諸殖民地獨立的影響，穆斯林群體在歐洲愈發壯大。2011年席捲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和隨後敘利亞內戰的爆發，讓更多的穆斯林出於生存的需要，背井離鄉橫渡地中海成為歐盟的難民，他們和之前兩波移民及其後代一同構成了本文所關注的歐洲穆斯林群體。

目前，大約有4400萬穆斯林生活在地理意義上的歐洲，其中1900萬生活在歐盟國家，佔歐盟總人口的3.8%，而在英、法、德、意、比、荷、瑞士這些歐洲的核心國家中，穆斯林人口的數量均佔人口總數的5%以上。歐洲穆斯林「回到了」歐洲，但與1300年前以勝利者姿態踏上這片土地的他們的祖先不同，當代歐洲穆斯林步履維艱，身處困境。他們成為了公共議題和政治運動的一部分，背負著源於無知、恐懼、憤怒和排斥的負面聲譽，也很難與歐洲原生社會實現交融性的互動，薩爾曼·拉什迪、「9·11」、有關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頭巾等一系列意向，共同壘起了穆斯林和歐洲之間的高牆。

塔裡克·拉瑪丹其人

歐洲穆斯林並沒有放棄尋找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既是當事人、又是旁觀者和反思者的歐洲穆斯林知識分子，為改變現狀提出了很多建議，而塔裡克·拉瑪丹教授則是諸多活躍在知識界和公共界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中擁有最強影響力的一位。作為一名同時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發聲的思想家，拉瑪丹的主張意在挑戰歐洲穆斯林對自身定位和使命的傳統看法，也試圖改變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對歐洲穆斯林的固有認知，從而為伊斯蘭教找到在現代社會中立足的根基。從公共影響力的層面上看，圍繞著拉瑪丹和他思想的討論此起彼伏，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無疑已經功成名就；但與此同時，他的論敵和政敵卻從來沒有放棄任何進攻機會，讓他屢次陷入危機，而今更是懸在身敗名裂的深淵邊緣。拉瑪丹的思想及其本人的境遇，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作對歐洲穆斯林現狀乃至可能的未來的映射。

爭議始終圍繞著塔裡克·拉瑪丹，他的家世是引發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1962年，塔裡克·拉瑪丹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埃及裔家庭，而他的父母背井離鄉來到瑞士的原因，是政治流放：拉瑪丹的父親賽義德是埃及穆兄會的核心人物之一，被稱為穆兄會的「外交部長」，這正是他遭到納賽爾政府流放的原由；他的母親，瓦法·班納，是他外祖父最寵愛的女兒，而他從未曾謀面的外祖父，則是被全世界的伊斯蘭主義者視作開創性人物的埃及穆兄會創始人，哈桑·班納。

20世紀60年代，穆兄會與埃及政權的關係正處於緊張階段，其奉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也遠比現在激進，在一些批評者看來，在那個年代出生在那樣一個家庭裡並接受那樣一種童年教育，對於拉瑪丹來說就是他的原罪。以自由和改革標榜自身的拉瑪丹卻從不避諱他的出身和家庭教育，並引以為傲。在一次採訪中，拉瑪丹公開表示，他之所以能成為一名思想家，其實是拜他的家族傳承所賜。與此同時，他還在不同場合指責過那些攻擊他出身的人，認為這對於他是一種「基因性的冒犯」，甚至於是以家庭出身為唯一依據的無理迫害。

但是，拉瑪丹畢竟不同於他的父親和外祖父，他是一名哲學學者，而不是一名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他影響世界的方式主要是靠宣傳他的思想，而不是議會政治或刀劍槍炮。因而，更多的爭議還是因其思想主張而起。

拉瑪丹的構想：穆斯林與歐洲的融合

作為當代歐洲最有影響力的穆斯林公共知識分子，拉瑪丹能夠熟練地運用阿拉伯語、法語和英語進行寫作和演講，針對西方世界中與伊斯蘭教相關的熱點問題和伊斯蘭的未來命運等更為宏大的議題進行發聲。西方媒體為拉瑪丹打上了現代、改革與自由主義的標籤，儘管拉瑪丹從未如此自稱——他更多地自稱為薩拉菲主義者（Salafist）。薩拉菲主義通常情況下被用來指稱伊斯蘭教中以復古為特徵的清教主義思潮，其支持者主張恢復前三代時期的宗教-生活圖景，拒絕與時代性妥協。顯然，這不是拉瑪丹的本意。事實上，拉瑪丹認同的是這樣一種所謂的「薩拉菲主義」：拋棄宗教學者對伊斯蘭教教義做出的僵化、刻板的解釋，以回歸經典的方式為革新性的主張尋找合法性依據，讓伊斯蘭教能動態地、開放地適應現實狀況。拉瑪丹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新」歐洲穆斯林的象徵，他們生於歐洲、長於歐洲，但又與穆斯林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既受到伊斯蘭智識的薰習，又繼承了歐洲深厚的人文主義-現代主義傳統。

拉瑪丹的潛在論敵可以分成兩個陣營，分別來自伊斯蘭教內部和伊斯蘭教之外。其一是控制著當代歐洲絕大多數伊斯蘭機構和伊斯蘭運動、從而壟斷了伊斯蘭教自我解釋話語的初代穆斯林移民，他們在歐洲的存在是移植式的：儘管身處現代西方世界，卻仍然維持著傳統的土耳其、阿拉伯或巴基斯坦的地方性傳統生活方式、宗教實踐和認知體系。其二是對伊斯蘭教持有恐懼或排斥心理、或者至少對伊斯蘭能夠適應現代歐洲社會這一點持消極態度的歐洲人，尤其是代表他們發聲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伊斯蘭教的認識由刻板印象統治，在民主制度下他們的觀點會對伊斯蘭教在歐洲的未來產生切實的不利影響。歐洲知識界中上述兩個群體的存在，讓歐洲穆斯林陷入了一種「雙重自卑困境」：一方面，他們難以融入在智識和科技上遙遙領先的歐洲主流社會；另一方面，他們試圖擁抱歐洲的舉動也讓他們在自己所屬的穆斯林社團中承受非議，被認為脫離了伊斯蘭的正路。拉瑪丹試圖把歐洲穆斯林從這種困境當中解放出來。

作為諸多具體主張的理論前提，拉瑪丹對於《古蘭經》和沙裡亞的討論，在他的多本著作中都佔據著首要的、基礎性的地位。拉瑪丹始終堅持的一個原則是，伊斯蘭教對人類的教導——無論是神學意義上的還是倫理意義上的——全部包含在了真主對人的啟示之中，而在歷史上曾甚囂塵上的教義學和教法學爭論，很多都是無意義的，「對於作為沙裡亞來源的《古蘭經》和聖訓的闡釋，本是需要因時因地，常常更新的，然而現在人們都只因為如何解釋伊斯蘭曆第一世紀的教法學家的觀點而爭個不停」。沙裡亞的真正意義是道路，是人走出來的道路，如果沒有人的主觀努力的成分加入其中，也就沒有沙裡亞。這樣一來，解釋經典的權力就向志在革新的人開放，為了讓伊斯蘭適應現代西方社會而做出的努力就不必受制於來自傳統權威的故步自封的限制，「伊斯蘭中沒有反對現代性的成分，我們可以確定地說，反對現代性、反對變革與進步的穆斯林思想家和宗教學者，其實是把現代性和全盤西化搞混了」。

在此基礎上，針對伊斯蘭教與西方關係這一主要議題，拉瑪丹給出了一個以「融合原則」（Principle of Integration）為核心的解決方案，其中包括一種新的理解方式和具體的行為準則。當代歐洲穆斯林社團面對生活在其中的西方社會時，普遍採取兩種方式，而這兩種方式又對應著兩種不同的心理狀態。第一種方式是主動與西方社會進行隔離，不僅在宗教上、而且在生活的全部方面拒絕與西方產生過多聯繫，就像在陣地戰中退守碉堡一樣，把自身圍困在西方社會邊緣的狹小飛地中。這些穆斯林通常持有受害者的心態，認為自己僅僅因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就被歐洲社會拒之千裡之外，看上去無能為力的他們只好在怨天尤人的同時滑向自我封閉，甚至產生過分壓抑之後的報復性極端行動。另一種方式是為了融入西方社會而將自身西方化，甚至於放棄對自身社團的歸屬感和原本的伊斯蘭信仰，從而全身心地成為「歐洲人」。他們的主觀意識是在追求進步，但卻在歐洲文明的輝煌成就面前自卑到否認本民族曾經同樣輝煌的歷史，並且又自負地認為自身的做法是穆斯林真正融入歐洲的唯一可能途徑，但實際上，他們的做法避開了成為歐洲穆斯林需要經歷的最艱苦的事業，而這種逃避幾乎已經使他們失去了穆斯林的身份。

拉瑪丹的融合原則不同於這兩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也絕不是呼籲穆斯林和歐洲互相開放、互相包容的所謂「多元主義」解決方案，他的願景更為宏大。拉瑪丹鼓勵歐洲穆斯林轉變受害者心態或自卑心理，正確地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作為普世真理的伊斯蘭教中，包括著人類的一切美好的、正義的、人本的東西——無論是在智識層面、科學層面、社會層面、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文化層面還是其他任何社會領域中。歐洲穆斯林必須相信自己是歐洲的一部分，並且要努力以伊斯蘭的方式為歐洲社會貢獻上述積極的文明成果，讓歐洲因為自己的加入而變得更好。在關乎一個國家的公民之義務與權利的領域內，比如法律和政治參與，歐洲穆斯林必須首先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忠於自己的國家始終是伊斯蘭的重要原則；而在關於靈性與信仰的領域內，歐洲穆斯林也不必羞於表達自身的信仰，因為正是他們的信仰讓他們和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欣欣向榮。如果歐洲穆斯林能把這一主張貫徹下去，就會產生一種可欲的融合狀態，在維持自身宗教認同的前提下，參與到歐洲公共生活，推動形成新的公民倫理，適應西方憲政制度，消解宗教間的誤會與衝突，建構出歐洲穆斯林與歐洲、現代性和全球化的未來時代共生共榮的美好圖景。

拉瑪丹頗具改革精神的主張博得了伊斯蘭教內外的許多讚許聲音。有志於積極參與到西方社會之中的穆斯林在拉瑪丹的教導中找到了希望和努力的方向，一些西方評論家也認為拉瑪丹正在把歐洲穆斯林和伊斯蘭教引向一個正確的方向，甚至有人將拉瑪丹比作當代伊斯蘭教的馬丁·路德。英國政府和歐盟先後聘請拉瑪丹作為當代伊斯蘭問題的諮詢專家，這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歐洲主流國家官方對於其主張的認可。但與此同時，批評與反對拉瑪丹的聲音也同樣此起彼伏。有不少批評者來自穆斯林群體內部。一些批評者屬於保守的伊斯蘭宗教學者，他們批評拉瑪丹的動機顯而易見。拉瑪丹為了掃清可能的理論障礙，以一個哲學學者的身份否認了幾乎所有傳統伊斯蘭學者的權威地位，而在某些移民社團中，宗教學者的權威幾乎是維持社團整全性的唯一紐帶，如果拉瑪丹的思想被普遍接受並付諸實踐，那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在成功地融入歐洲社會之前，社團就早已不復存在了，面對原子化的個體，歐洲穆斯林身份和美好願景的建構根本無從談起。除此之外，拉瑪丹思想中飽滿的靈性，也使得一些堅持世俗化立場的穆斯林頗為不滿。

更多的批評來自伊斯蘭教之外，這些批評主要在兩個方向上進行。一些聲音認為拉瑪丹向他的西方受眾隱瞞了他真正的思想主張，而在面向穆斯林群體進行寫作和演說時表達了更為激進的思想，是個徹頭徹尾的陰謀家和欺騙者。法國作家卡洛琳·福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的專著《塔裡克兄弟》（Brother Tariq）是這些批評者立場的集中表達。福瑞斯特聲稱自己讀了拉瑪丹的15本著作、1500頁採訪稿和大約100卷錄音資料，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塔裡克·拉瑪丹是個戰爭販子、伊斯蘭主義者、他外公政治事業的繼承人」，而他的一些主張不過是對20世紀初班納在埃及主張的簡單重複。她評價拉瑪丹道：「他十分狡猾。他對穆斯林聽眾有一套說辭，對西方聽眾有另一套說辭。他根據不同的受眾選擇不同的用詞、句式甚至是語調。他就像個變色龍。」

另一些批評關注拉瑪丹的日常言行，指責他在某些對話中流露出強烈的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傾向，並且對於恐怖主義表現出慷慨的理解。對於這些批評，拉瑪丹的做法同絕大多數公眾人物類似，在能夠給出清楚分明辯駁的問題上進行回應，而在一些敏感尖銳卻不宜說明的問題上保持沉默。事實上，拉瑪丹關於伊斯蘭與西方關係的主張，也的確並非無懈可擊，儘管他被塑造成了一個自由主義改革家的形象，但基於他思想的某些內容所進行的質疑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一個最容易引發質疑的觀點是，拉瑪丹並不是現代性和現代主義的忠實擁躉，他主張穆斯林參與其中的那個現代社會，和西方人所理解、所接受、所享有、所珍視的現代社會，並非完全同義。拉瑪丹認為，西方的現代性在今天已經受到了足夠多的質疑，有必要進行一場革新，而革新的動力和源泉則是伊斯蘭。儘管拉瑪丹強調革新是整個現代化運動本質性的組成部分，這一點也是為西方所接受的共識，但是，拉瑪丹想要進行的革新進程當中有伊斯蘭的參與，而且他也並未明確他所主張的革新的範圍和界限，這就容易讓批評者用極端的方式演繹他的邏輯：如果西方現代性的問題深入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而進行革新的方式是用伊斯蘭的優秀成分代替業已出現問題的西方現代性，那麼最終的結果——無論用什麼樣的語言來修飾——都只能是伊斯蘭教對歐洲的徵服，這恰恰是伊斯蘭主義中最為激進的主張。

對於立場堅定的批評者而言，按照上述理解，哪怕拉瑪丹對於其融合原則的闡釋再詳細，也不過是修辭上的手法，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疑慮。拉瑪丹對這一問題的回應的缺失，再加上他不加掩飾的對於自己家世的認同，都不可避免地為他的主張蒙上了一層疑雲，自視為文明捍衛者的歐洲知識分子在面對拉瑪丹時不得不質疑他究竟是敵是友，而以前者為答案的人顯然為數不少。

拉瑪丹與歐洲穆斯林的未來

塔裡克·拉瑪丹遭到的具有針對性的攻訐不僅停留在口頭層面上。拉瑪丹從日內瓦大學獲得了法語文學的碩士學位和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的博士學位，畢業後在日內瓦的一所高中任教。在1996年到2003年期間，拉瑪丹於瑞士弗裡堡大學主持了一系列關於宗教與哲學的講座，但弗裡堡大學卻在2018年公開否認了學校與拉瑪丹曾有任何官方層面上的聯繫。2004年，拉瑪丹獲聘為美國聖母大學的終身教授，但布希政府以他同恐怖組織有資金往來為由拒絕為他發放籤證，因而他未能就任。2007年，拉瑪丹獲聘為萊頓大學的伊斯蘭研究教授，但萊頓大學的聘用決定遭到了來自學術界和政界的反對，一些批評的聲音指出拉瑪丹是一名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隨後拉瑪丹主動拒絕了萊頓大學的聘請。2009年，鹿特丹市政當局和伊拉斯謨大學共同終止了拉瑪丹在伊拉斯謨大學的客座教授身份，原因是拉瑪丹在伊朗主持了一檔名為「伊斯蘭與生活」的電視節目，而當局認為這不符合他作為伊拉斯謨大學教職人員的身份。拉瑪丹認為大學和市政的做法是出於伊斯蘭恐懼症的政治性反應，但他還是被要求離開，儘管後來鹿特丹地方法院在2012年作出判決，認為伊拉斯謨大學做法欠妥。同年，拉瑪丹被牛津大學聘為當代伊斯蘭研究教授。

自此，拉瑪丹在牛津任教，直到席捲了整個歐美學術圈的METOO運動爆發。2017年末，拉瑪丹被一名法國女性指控性侵，隨後又有數名女性公開聲稱拉瑪丹曾在瑞士任教期間對她們進行了性騷擾。拉瑪丹否認所有指控，但同時做出了暫時從牛津大學離職的決定。牛津大學據此發表聲明稱拉瑪丹的離職並不意味著他承認了指控或被認為有罪。2018年1月，拉瑪丹因其遭受的性侵指控在卡達被拒絕入境，隨後在法國被警方作為性侵案嫌疑人逮捕，至今沒有被正式起訴，但仍然被警方關押。拉瑪丹的官方推特和Instagram，從他被捕入獄的那一天起，就堅持聲稱拉瑪丹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的身體狀況在收押期間顯著惡化，數次因多發性硬化症就醫，根據律師掌握的情況，有多位醫生表示拉瑪丹的身體狀況不適合接受監禁。然而，法國警方仍然拒絕他獲得保釋或在獄外接受必要的治療，此事至今懸而未決。

或許現在斷言塔裡克·拉瑪丹會就此一敗塗地還為時過早，他的主張究竟能否成為現實也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但是從他並不順遂的生活經歷中，對於歐洲穆斯林的現實困境和未來的可能局面，還是可以略窺一二。拉瑪丹的命運在雙重意義上與歐洲穆斯林的命運是同構的：一方面，他自己也是個歐洲穆斯林，他在歐洲乃至西方世界遭遇的種種困境，是所有歐洲穆斯林遭遇的巨大困境的一個縮影；另一方面，作為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拉瑪丹，其命運受到他關於歐洲穆斯林思想的影響，不同群體對於他本人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對他思想的態度，而不同群體對於他思想的態度則能夠體現出他們對於歐洲穆斯林是否應該，以及應該以何種方式融入歐洲社會的態度。

如若塔裡克·拉瑪丹不是哈桑·班納的外孫、不是賽義德·拉瑪丹的兒子、不是埃及人乃至不是穆斯林，其思想和個人的命運是否會截然不同？現實不容假設，它留給人們的選擇從來都只有一個，那就是直面現實。那麼，當下的現實是怎樣的？塔裡克·拉瑪丹遭到刑事指控身陷囹圄已經數月，未受起訴也未能保釋，沒人知道身體狀況日趨惡化的他面臨著怎樣的未來；監獄的高牆外，拉瑪丹的支持者奔走疾呼，為他在法律制度面前爭取公正的待遇，但公權力沒有對此給出任何回復。與此同時，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中時常傳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爆發衝突乃至激烈對抗的消息；民粹主義伺機而起，甚至連以包容開放著稱的北歐國家瑞典也將要迎來極右翼政黨的統治；中東仍然是一片亂局，橫渡地中海的移民心中所求僅僅不過是麵包、飲用水和簡單的庇護之所，他們既沒意願、也沒準備好成為歐洲的穆斯林，遑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公民；大洋彼岸，曾經的「自由燈塔」聲稱將要豎起高牆，在此之前他們已經用與阻止拉瑪丹同樣的方式阻止了成千上萬的穆斯林移民。雖然拉馬丹一直致力於穆斯林與歐洲社會的融合，但是顯然擺在歐洲穆斯林面前的並沒有太多選擇。塔裡克·拉馬丹本人身為一個出生在歐洲、成長在歐洲的穆斯林，他的境遇正反映了這一現實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