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真我」,是天性使然,引人神往卻難以複製；曾國藩的「超我」,是後天努力,給人啟迪也指明路徑；但範仲淹的「大我」,卻是最值得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值得追求的人間正道,「雖千萬人吾往矣」。浩然正氣,至今凜凜！
關山遠
前陣子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讓大伙兒都驚嘆「衝動是魔鬼」。是的,人想控制情緒,挺難的,近年還有個時髦詞叫「情緒管理」,儼然成了一門顯學。網上不時有些雞湯文章,比如《真正厲害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緒》,為吸引眼球,還把這句話的版權送給了莊子。更有直接拉名人代言的,比如《曾國藩:控制不了情緒的人,做不成大事》。莊子、曾國藩地下看到這標題,估計會一拍腦袋:「哎喲,我真沒講過這話……」
縱觀這些雞湯文章,關於如何控制情緒的訣竅,除了老生常談的「難得糊塗」外,不外乎幾個字:一個是「忍」,忍一時風平浪靜,此時的屈,是為了接下來彈簧一般的伸；一個是「裝」,今日裝孫子,以後是大爺；一個是「滑」,滑到連小人都抓不住你的把柄……此類雞湯,是無法真正教人如何控制情緒的。
其實,中國古代讀書人有一系列控制情緒的辦法,有理論,有實踐,當然,最後也能達到不同的境界。蘇東坡、範仲淹、曾國藩三人,道德學問,都堪稱中國古代文人的極致,當然也是情商極高之人。從控制情緒一塊來說,借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可用「真我、大我、超我」來分別形容他們三人。
那麼,蘇東坡、範仲淹、曾國藩,誰更能控制情緒?
一
如果有這麼一個問題:「東坡居士,請問你是怎麼控制情緒的?」蘇東坡可能這麼回答:情緒?什麼叫情緒?
他是個快活的人,貌似沒有情緒,啥時候都能找到樂子,尤其擅長苦中作樂。他生命中最兇險的一次,是因為小人誣告,陷入「烏臺詩案」,差點丟命。在被欽差捉拿進京時,家裡哭成一片,蘇東坡告別前居然還有心情給家人講故事,並在故事中杜撰了一首詩,蘇夫人聽了,破涕為笑,這首詩最後兩句是:「今日捉將宮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無論喜事還是壞事,無論順境還是逆境,無論貴為帝師還是淪落天涯,蘇東坡都是樂呵呵的,用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的一句話來說,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
樂天派如蘇東坡,跟刻意為之的「難得糊塗」不同,這是一種有著赤子般熱忱的人,在最陰暗下都能發現光明,在最粗鄙中也能看到精美。往往有極好的性格,不會衝冠一怒,也不會惱羞成怒,更不會動輒發怒,他們往往在怒火剛剛燃起的時候,就突然發現了一個樂子,轉眼就快活起來。
蘇東坡62歲的時候,給貶到了海南島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年過花甲,遭此厄運,一般人早就頹廢自棄了,蘇東坡是什麼模樣?他採草藥,學釀酒和制墨,還辦起了學堂……忙忙碌碌,開開心心。某個大熱天,他頭頂一個大西瓜,在田地裡邊唱邊走。這般隨遇而安的模樣,連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都很納悶,她問蘇東坡:「翰林大人,你過去在朝當大官,現在想來,是不是像一場春夢?」
老太太問得很犀利,或者她是心存憐憫,或者就是超級毒舌。一般人聽了,心有戚戚焉,甚至直戳靈魂深處,什麼豁達都沒法再繼續往下裝了。但蘇東坡一聽,喲,這老太太有意思有深度堪稱民間哲學家嘛,立刻點讚,然後給她取了個外號:「春夢婆」。她也因為這個外號被史書記載下來。
蘇東坡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天才人物,而像他這般既有天縱才華又時時擁有源自內心的快樂者,上下五千年,少之又少。這樣的人,確實不知「情緒」為何物,因為他心中沒有敵人,不會記仇,更不會去恨什麼人。
他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他身上,儒與道交織在一起,這邊是孔孟之道,積極入世,關心天下,那邊是老莊之逸,嚮往自由,追求快樂。儒與道相互交織而又互相平衡,讓蘇東坡既不是一個在仕途上雙目炯炯、孜孜以求的儒生,又不是一個放浪形骸、消極避世的隱士。蘇東坡,就是蘇東坡。
儒與道,往往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精神追求的A面與B面,儒道一體,也是解析他們精神世界的密碼。但像蘇東坡這樣儒道相融得如此默契的,很少,或許可以這麼說:任紅塵滾滾,世道險惡,蘇東坡的一顆初心,始終未被汙染。他有句名言:「守其初心,始終不變」,他是個始終按「真我」率性真實活著的人。
但對蘇東坡而言,「真我」是柄雙刃劍。他因自我而有情有趣有魅力,朋友們都很喜歡他,只是,無論哪個時代,一個人身邊,朋友都是少數。
蘇東坡以詼諧著稱,開玩笑不分場合,大臣劉貢父患病,眉毛掉光,鼻梁塌陷。某天大夥飲酒作樂掉書袋,蘇東坡改用漢高祖劉邦詩句:「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滿座爆笑,而劉貢父卻羞得滿臉通紅,「恨悵不已」。
梁子就這麼結下了。蘇東坡心大,也從無害人之心,卻誤以為別人也心大,捅了婁子還不自知。
蘇東坡與著名理學家程頤的交惡,讓人分外惋惜。這兩人皆是君子,但性格大不相同:蘇東坡活潑開朗,不拘小節,而程頤認死理,「一根筋」,不懂變通。司馬光(就是以砸缸著稱的那位)去世後,程頤負責主辦喪事。那天正逢太廟大典。大典完後,蘇東坡帶領朝中大臣去弔祭司馬光,程頤加以阻止,理由是《論語》裡說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那天早上大家剛在太廟唱過歌,聽過奏樂,怎麼同一天再去弔喪哭泣呢?
真是迂腐!蘇東坡很生氣地反駁說:《論語》裡也沒說「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不顧程頤反對,去司馬光家弔祭。按當時風俗,孝子應出來接受弔祭,卻不見司馬光兒子出來。一問才知道是程頤禁止他們出來,原因是古禮上沒有這個規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應當悲傷得無法見人。蘇東坡當眾嘲笑程頤說:「伊川可謂糟糠鄙俚叔孫通」。眾人大笑,程頤臉紅,恨意升騰。
諸如此類的事情多了,蘇東坡與程頤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兩個好人,水火不容。他倆的弟子、朋友也都分為洛蜀兩派,互相攻擊、排擠,蘇東坡後半生一再被貶,「洛蜀黨爭」有很大原因。
蘇東坡太「真我」,自己不帶啥情緒,也較少考慮別人情緒,逞口舌之快,惹不測之禍。他的悲喜劇,多源於此。《宋史·蘇軾傳》這麼惋惜傳主:「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假如蘇東坡多點心眼,學會隱藏,即使當不了宰相,也不會身負一身才華卻屢屢惹禍上身,但最終還是感慨道:「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是的,小心翼翼、察言觀色,還是蘇東坡麼?
二
在歷史上,曾國藩是一個通過苦修來超越自我、追求「聖人」境界的超級自律牛人。
但他也曾經是一個頑皮青年,跟蘇東坡一樣,喜歡賣弄賣弄文採,搞搞惡作劇作弄同僚。蘇東坡當年陷入「烏臺詩案」,就是在官樣文章中還要寫出個人情感,結果被人抓住把柄,把他往死裡整了一次。曾國藩在京為官時,喜好給人寫輓聯,閒極無聊,連健在的朋友都寫了一圈,結果被人看到,自然極為尷尬,還得罪頗多。
他也曾經是一個憤怒中年,太平天國起事後,他在長沙奉旨辦團練,看不慣當時綠營腐化墮落,自己還沒啥名分,卻計劃以霹靂手段來重構政治生態,廓清官場和軍界。他亂世重典,法令如山,還沒跟太平軍交手呢,就先殺掉了一堆,獲贈外號「曾剃頭」。
「曾剃頭」得罪了整個長沙城。終於,綠營那幫痞子兵尋釁滋事,白晃晃鋼刀直往曾大人身上比劃,嚇得曾大人抱頭鼠竄。堂堂正二品大員,居然被一群兵痞執械圍攻,如此以下犯上、不守規矩,他自然是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但長沙城都在等著看他笑話呢,等著他情緒失控呢。曾國藩畢竟還是有頭腦,把情緒平息下來後,下了決心:不跟這幫人渣糾纏,惹不起,咱躲得起,於是離開長沙去了衡陽,專門操練湘軍,衡陽成了曾國藩輝煌事業的起點。
這是曾國藩對自己情緒的一次勝利,他完全可以選擇繼續與長沙官場硬懟,繼續向皇帝上奏摺控訴這幫壞蛋,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不一定能把對方扳倒,反而給自己四面樹敵。人,不能被自己情緒控制。
但曾國藩真正駕馭自己的情緒,是在從江西返回家鄉之後。率湘軍出湖南入江西作戰,是他人生中極其鬱悶的一段時間:一方面是「江西長毛氣焰仍舊囂張,軍事毫無進展,銀錢陷於困境」,另一方面,江西官場百般不配合,京城政敵百般掣肘,曾國藩孤立無援,心力交瘁,偏偏此時,又傳來父親去世的噩耗,曾國藩不待朝廷批准,就負氣回到湘鄉老家。
他此時仍心存幻想:湘軍離不開我,朝廷會支持我。但是,跟皇帝鬧情緒,傻不傻?恰逢此時太平天國內亂,湘軍打了幾次勝仗,鹹豐皇帝開了他兵部侍郎的缺,命他在籍守制。曾國藩情緒徹底失控了,他感覺自己已被拋棄,過往功績悉數歸零,他因此狂躁不安,徹夜失眠,染上重病。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長篇小說《曾國藩》中寫道:
「他曾無數次痛苦地回想過出山五年間的往事。他始終不能明白:為什麼自己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卻不能見容於湘贛官場?為什麼對皇上忠心耿耿,卻招來元老重臣的忌恨,甚至連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為什麼處處遵循國法、事事秉公辦理,實際上卻常常行不通?他心裡充滿著委屈,心情鬱結不解,日積月累,終於釀成大病。」
小說中,關鍵時刻,一個叫「醜道人」的高人出現,推薦曾國藩再讀《道德經》。在真實歷史上,是一位名叫曹鏡初的名醫,給曾國藩開方子:「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曾國藩小時候就讀過《道德經》,但此時再細讀,心境完全不一樣了,他悟出了「以柔克剛」的真諦,意識到此前的自己鋒芒畢露、過於剛烈之缺點,也因此由儒入道,學會了寧靜謙退,「然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
曾國藩再度出山時,「心病」已經醫好,走出了人生的黑暗階段,像變了一個人。他學會跟小人妥協了,以前是勢不兩立,如今學會柔道行事,譬如「保薦」,以往曾國藩嫉惡如仇、事事較真,打勝仗只保薦真正有功之人,少之又少；但這次復出,每逢勝仗,保薦範圍大大擴增,自己此前不屑一顧之小人,也在向朝廷保薦請功範圍,平時對麾下也是「武人給錢,文人給名」,一時在身邊聚攏了大量人才,而小人們的攻擊,也少了許多。
他明白了現實就是如此:小人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過的,與其硬碰硬,不如打太極,控制情緒,為自己營造良好的人際關係,畢竟,我在世間的使命,不是幹掉小人,而是幹成大事!
曾國藩在個人修養一塊,超級自律,堪稱「超我」,即使戎馬倥傯,他也每日靜坐,反思己過,讀他的日記與家書,對自我的檢討與超越,令人動容。後人還總結出了所謂「曾國藩修身十二法」:「持神敬肅、靜坐養性、起床要早、讀書要專一、攻讀史書、說話謹慎、培養自己的真氣、保持身體健康、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每月都能複習知識、習練書法、夜晚不出家門。」
即使是天生壞情緒,也是可以通過後天努力能夠控制好的。
三
再說說範仲淹。在歷史上,範仲淹堪稱「完人」,不懈修為,內聖外王,一生政績突出,文學成就卓著,有抵抗西夏的功勳,更為後世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對中國歷代讀書人的精神追求有莫大的影響。梁啓超曾說:「五千年來歷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兩個人:範仲淹和曾國藩。」青年毛澤東也評價說:中國歷史上有三種人,一種是辦事之人,一種是傳教之人,一種是「辦事兼傳教」之人,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人可以達到「辦事兼傳教」的境界,一是曾國藩,一是範仲淹。
範仲淹與曾國藩都是各種時代的「第一人」,兩人逝世後都獲得「文正」的諡號。在封建時代,自宋到元再到明清,「文正」這個諡號,是無數讀書人夢寐以求的至高榮譽。大名鼎鼎的王陽明,也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卻只獲得「文成」的諡號,而風流絕代的蘇東坡,諡號是「文忠」。
範、曾二人,有諸多相似之處,譬如在艱難困苦中的堅持,又譬如對個人道德的追求,但也有不同:曾國藩因年輕時酒後失言得罪好友而重視「戒言」,範仲淹卻很「多嘴」:
宋仁宗12歲登基,劉太后垂簾聽政,可以理解,畢竟皇帝年紀小,但8年過去,皇帝已經20歲了,劉太后依然在垂簾聽政。朝中大臣都知道,這事不正常,但一個個噤若寒蟬,不敢惹劉太后。範仲淹站出來,說:這於理不合。於是上疏要求劉太后還政。享受著權力快感的劉太后沒搭理範仲淹,還找機會把他攆出了京城。
劉太后去世了,宋仁宗成了真正的皇帝,召回了範仲淹。大伙兒此時紛紛揣測上意,開始說劉太后執政期間諸多過錯,按常理,這是範仲淹打擊報復、落井下石最好時機。他果然又說話了,說的卻是太后雖然熱愛權力、秉政多年,但亦有養護仁宗之功,建議朝廷掩飾太后過失,成全其美德。仁宗採納了,詔令朝廷內外不得擅自議論太后之事。
宋仁宗跟郭皇后鬧彆扭,遭到家暴。這本是皇帝家事,但當時宰相呂夷簡因為此前跟皇后有矛盾,這次藉機報復,串通太監,建議皇帝廢掉郭皇后。皇帝其實也想換皇后了,但「不知趣」的範仲淹又跳出來了,認為廢后不合適,並想面見皇帝爭取。皇帝不見,派呂夷簡出來接待,範仲淹與他理論,把呂宰相說得面紅耳赤、無言相對。皇帝怒了,又把範仲淹趕出京城。
折騰幾年,範仲淹又回到汴京,沒有消停,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人唯親,向宋仁宗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皇帝制定製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範仲淹迂腐,誣衊範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範仲淹便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又給打發到外地任職了……
範仲淹三次被貶,每貶一次,都被時人稱「光」(光耀)一次。當時人們開範仲淹玩笑說:第一次為「極光」,第二次為「愈光」,第三次為「尤光」。
朋友們都勸他:控制情緒,管住嘴巴,少說話。他勸劉太后歸政時,朋友晏殊大驚失色,批評他過於輕率。範仲淹據理力爭,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於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他一次又一次被貶出京城後,朋友梅堯臣專門作文《靈烏賦》,力勸範仲淹少說話、少管閒事、自己逍遙就行。範仲淹回作《靈烏賦》,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他是一個有為君子,注重個人修養,卻總是在關鍵時刻,控制不住自己,要發聲,要爭取,要說不。
但他的「多嘴」,從未有一次是為他個人。這就是「大我」。
四
那麼,蘇東坡、範仲淹、曾國藩,誰更能控制情緒?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可先思考另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控制情緒?
還是以重慶公交車墜江一事為例:如果那位中年女乘客和司機能夠控制情緒,悲劇就不會發生；但是當他倆雙雙無法控制情緒後,車內其他乘客卻控制了「情緒」,無人出來制止。而在湖南另一起乘客情緒失控搶奪公交車方向盤時,有一位乘客沒有控制住「情緒」,上前一腳踹過去,制止了危險行為。
所以,關鍵問題,不是該不該控制情緒,而是什麼時候該控制,什麼時候該讓情緒「表現」。
在範仲淹、蘇東坡之前,有一個擅長控制情緒的人,叫馮道,此人生逢五代亂世,先後事四姓十位皇帝,均能獲得祿位,是個官場超級不倒翁。他是個老滑頭,用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話來說:馮道擅長「揣度勝敗,估量強弱,捨棄敗弱,奉迎勝強,按照時機做來,不過早也不過遲,被捨棄者來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適合需要,他就這樣避免危害,長享富貴。」
馮道被後人稱作「中國歷史上最沒有節操的人」,他當然是一個情緒管理高手。史載:後晉時期,有人牽驢入市,驢臉掛著一個牌子,上寫「馮道」二字,以此來刺激他。馮道得到親信稟報,毫不動怒,只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這可能是有人在為驢找尋失主,有什麼奇怪的?」
在曾國藩之前,有一個叫曹振鏞的,也把自己的情緒控制得很好。他能力平庸,卻能在中樞工作54年,也是一個不倒翁,但在《清史稿》中,他的傳記只有區區700字——實在沒什麼光輝事跡可寫。他做官的秘訣是:「多磕頭、少說話。」其意是沒有摸清皇帝心思時,堅決閉嘴,只磕頭,不說話,等到領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便循著他的思路,順水推舟,討他歡心。
搞笑的是,曹振鏞死後還混了一個「文正」諡號,居然享受了範仲淹、曾國藩同樣的待遇,但他能跟範仲淹、曾國藩相比嗎?拎鞋子也不配啊。
後人對馮道、曹振鏞的評價很低,因為他們沒有節操。「節操」這倆字,對於讀書人來說,極其重要。而節操與情緒的關係,就很複雜了:有時,控制情緒,損害節操；有時,情緒爆發,有助節操,人們更歡迎一個在是非面前旗幟鮮明直言不諱的範仲淹,卻厭惡一個毫無原則與底線處處只知道明哲保身的曹振鏞。
中國古代優秀士子,人格心理是共通的,他們無不追求「讓自己變得更好」,而不是追求「讓自己變得更滑頭」,這是由他們追求的目標與路徑決定的,即所謂儒家的「三綱八目」。「三綱」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綱八目」,出自《大學》,儒家的全部學說,基本上是循著「三綱八目」展開的:「三綱」是儒學「垂世立教」的目標所在,「八目」則是人生進修階梯,包括「內修」和「外治」兩大方面:前面四級「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內修」；後面三級「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外治」。中間的「修身」,則是「內修」和「外治」的連接,一代又一代中國讀書人,在這人生進修階梯上苦苦攀登,「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影響至今。
一個人的修養目的,不是一味要控制情緒,而是在該控制情緒的時候讓自己平靜,在不該控制情緒的時候就讓自己爆發。為了雞毛蒜皮的事去與他人死磕,不值得；克服個人的懦弱恐懼而挺身為大眾努力抗爭,更難得。
從這個角度來講,從蘇東坡到曾國藩再到範仲淹,是三重境界:蘇東坡的「真我」,是天性使然,引人神往卻難以複製；曾國藩的「超我」,是後天努力,給人啟迪也指明路徑；但範仲淹的「大我」,卻是最值得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值得追求的人間正道,「雖千萬人吾往矣」。浩然正氣,至今凜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