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國家和社會而言，法是用來建立和保持秩序的。中國西周時代有位史伯說得好：「和實生物」。這「物」，指的是萬事萬物，「法」當然在內。「和實生物」也包含「和實生法」。
《中庸》論曰：「中」為「天下之大本」，「和」為「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說：「從容中道，聖人也。」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明確指出，中道就是傳自堯舜的「道統」。這也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精神。周金銘文中已多見「中」字，《尚書·呂刑》篇中的「中」字基本上都是講求禮法，刑罰要公正、適當。可見，「中」一開始就與政治法制相關。
中國古代關於良法善治的追求，大致可以概括為幾個方面：以禮法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為良法善治之政，以鄉治為良法善治之基，以刑罰為良法善治之劍。「中道」可以說一以貫之於這幾方面之中，成為傳統中華法系的「法統」。
傳統中華法系中的「中道」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中和」。禮之用，和為貴。「和」是「中道」的基本涵義。前述「和實生物」「和實生法」也是這個意思。和諧、和合、和衷共濟、和而不同，都是「中和」的衍生詞。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鄭玄釋「中庸」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儒家將自然、社會與人看成一個相互聯繫、生生不息的大系統，「中和」便是這個系統存在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一種基本狀態。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乃至人與自然之間、天人之間，都是和為貴。這種觀念深深地滲入到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之中。對於政出多門、朝令夕改、立法偏私、出入人罪等等，古人將其斥為惡法、敗法、非法之法，皆因這些法背離了中和、中道。法是一定社會關係的調節器、穩定器，它所維護的是社會關係的平衡、穩定。穩定性是法的基本屬性之一。「中和」之道求統合、求和諧、求穩定的價值取向正與法的這一屬性和功能相契合。
二是「中正」。中，含有適當、適度、公平、準確、不輕不重、不偏不倚等內涵。正，意為端正、公正、合規矩。程子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見，中道即是正道。中正而不偏頗是中道的又一基本義，其核心是追求公平、正義。這也正是法的基本價值和屬性。孔子主張博施濟眾、忠恕愛人、立人達人，反對聚斂和不教而殺；認為治國理民重在導德齊禮、寬猛相濟；要求統治者「使民以時」，做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提出「政者，正也」，強調執政者首先要正己，言行合規範，秉公辦事。從這些主張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正是「天下有道」，「有道」即有仁道，仁道也就是「正道」，亦即「中道」，體現了公平、正義的價值。
三是「時中」。如果前面兩層講的是靜態的中道，那麼，這裡講的就是動態的中道。「中和」的穩定、和諧、平衡、秩序，「中正」的適宜、公平、公正，不是絕對不變、靜止不動，也不是因循守舊、掩蓋矛盾，而是在動中求穩、在變中求衡、在發展中求正。這一原則可稱之為「時中」。時中，就是依「時」而處「中」。「時」是流變不居，「中」是持守正道。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按照社會發展、時代前進和事物變化的實際情勢去把握正確之道。
「時中」絕非與時俯仰、隨波逐流、媚世取容的處世哲學。「時中」包含著審時度勢、把握時機、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等一系列價值判斷和政治藝術，強調始終堅持原則，保持「中道」，達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有夏禮、殷禮、周禮相與「損益」之說。「損益」，就是權時而處中。一方面，「國家制為刑書，當有一定之制」；另一方面，法必須「隨時世而變易」，「因前人之故典而開一代之新規」，方可得「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精義。可見，中國傳統的中道蘊含著高深智慧。
◎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作者俞榮根，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