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美學文庫》《中國美學通史》《中國藝術批評通史》
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用了25年時間，編寫出版了關於中國美學和中國藝術的三大套書，一套是《中國歷代美學文庫》，這套文庫收錄自先秦至近代的具有美學意義和美學價值的重要論著和文章，涉及哲學、宗教、音樂、舞蹈、詩歌、書法、繪畫、散文、小說、戲曲、園林、建築、工藝、服飾、民俗、收藏等廣泛領域，依據可靠版本，加以精心校勘和注釋，共10卷19冊，約1100萬字。這是中國傳統美學和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理論的一座巨型思想庫、資料庫。一套是《中國美學通史》，這部《中國美學通史》試圖在前輩學者和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出一部更具整體性和系統性的中國美學通史，力求勾勒出中國美學思想發展的內在脈絡，呈現中國美學的基本精神、理論魅力和總體風貌。這部通史一共8卷，350萬字。一套是《中國藝術批評通史》，這是一部填補空白的著作，一共7卷，320萬字。
這三套書，我想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基礎性工程，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北京大學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範」。中國傳統美學極為豐富，其中有許多富有東方智慧的理論，有許多極深刻的理論，有許多富有民族個性的理論，至今仍然具有充分的價值。繼承這份遺產，對於我國當代的美學學科建設，對於我國當代的審美教育和藝術實踐，對於21世紀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們歷史上還有極其豐富的藝術理論的遺產（畫論、書論、樂論、曲論、舞論、造園理論等等），但是，對傳統藝術理論遺產的整理、研究一直顯得很薄弱。《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作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有了，郭紹虞、羅根澤、朱東潤三位先生最有名，新中國成立後各大學中文系都有一批學者在進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並做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復旦大學比較突出。但是很長時間我們沒有一本《中國藝術批評史》的著作，前年才出了一本。這方面的研究迫切需要加強。我們組織集體力量，持續25年時間，編寫和出版的這三套書，是堅守中國文化立場，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努力的成果。
在人文學科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中，要發揚團結協作的精神
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要重視發揮個人的獨創性，同時也要重視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特別是一些重大工程沒有集體力量根本不可能完成。我們這三項工程，是由北京大學牽頭，邀請兄弟院校、科研機構參與，是團結協作的成果。我們邀請了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圖書館、中華書局、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西南大學、河北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安徽師範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四川師範大學等30所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的學者參與。我為什麼要把這些兄弟院校、研究機構的名稱都提出來呢？就是為了表明我們團結協作的面是很廣的。我們決不認為哪個學科的建設靠著北京大學一個學校的力量就能完成。所以，這三個工程的完成，對於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提倡在重大工程中組織集體力量團結協作，對於在學科建設中提倡不同單位不同學者之間的團結協作，對於在今後推動綜合大學與藝術院校的合作，推動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的合作，推動北京學者與外地學者的合作，都是很有意義的。
當然組織大型集體項目，很不容易，要花很大的力氣，會碰到很多困難曲折。我舉《中國歷代美學文庫》為例。1990年我下決心開始這項工程時，就分別給一百多位學者寫信，說了我的想法，並邀請他們參與這項工程。這一百多位學者很快給我回信，表示非常贊同我的想法，並表示非常願意參與這項工程。於是我給他們寫第二封信，問他們願意參與哪一部分？唐代，還是宋代？接著第三封信，寄去《編輯計劃》《編注工作條例》《編注細則》《關於行文繁簡程序的說明》《關於一、二級標題的劃分及規格要求》《關於選文使用複印件的說明》等文件。接下去，還有第四封信，回答編輯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這樣前後我要給參加這項工程的學者寫四五百封信，當時沒有電腦，這些信都是手寫的，這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編寫過程中，還會碰到很多困難。例如有的人先答應參加，後來過了很長時間又說不能參加了，或者到該交稿時他說完不成了，我們得趕緊另外找人。也有的交來稿子，我們一看，根本不能用，這也要另外找人。但是時間已經過去了。集體項目中，一個人沒有做好或中途退出，都會影響整個工程。這些都是組織這種大型集體項目的甘苦。
要發揚埋頭苦幹、嚴謹治學的精神
為了完成這三個工程，我們花了整整25年時間。不是一個月兩個月，也不是一年兩年，而是25年。25年不是短時間。我年輕時，當時有一個口號，「要爭取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工作50年，那25年就是一生工作時間的二分之一。今天生活條件好了，我們也許可以為祖國健康工作70年，80年，即便那樣，25年也是一生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一。我想，這25年體現了一種埋頭苦幹的精神。同時，要完成這樣巨大的工程，還需要一種嚴謹的學風。以《中國歷代美學文庫》為例，我們先後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加工和刪改。1993年全書的初稿就集中到北京，到2001年才定稿，加工和修改的時間是8年。整個文庫從正式啟動到出版，整整花了12年。參加《文庫》工作的一位年輕朋友現在還記得，當時他到楊揚先生（《文庫》副總主編）那裡，看到楊先生為了查對一段文字，跑了好幾次國家圖書館，找各種版本核對，最後才放心。他非常感動。儘管這樣，這套《文庫》仍舊有許多毛病和不足。參加這樣的大工程，使我們體會到做學問真的很不容易。
要重視資料建設，也要重視理論思維
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要重視文獻資料的整理，這要付出極為艱苦的勞動。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理論財富，美學和藝術資料都極為豐富，但又極其分散，很多書籍不易尋找，這給研究中國美學、中國藝術的學者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對我們本國的學者如此，對國外的學者更是如此。西方學者至今對中國美學和中國藝術十分隔膜，資料難找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中國歷代美學文庫》的編注出版，為國內外研究中國美學和中國藝術理論的學者提供了一座大型、完備的思想庫、資料庫，這將有助於傳承中華文化，弘揚中國精神，有助於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有助於推動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我記得上世紀50年代，很多學校有一種習慣的做法，就是把一些當時認為「有問題」的人發配到資料室做資料工作。當時這樣一種風氣，使得很多人不屑於做資料工作。現在我們都知道資料工作的重要了。沒有文獻資料的建設，繼承和弘揚文化傳統就會變成一句空談。
同時，我們還要重視理論思維，重視理論建設。中國傳統藝術是本土文化的結晶，是我們民族的集體記憶，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有深刻的精神內涵，需要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和發掘。但我們對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非常不夠。早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就指出：「中國的音樂、舞蹈、繪畫是有道理的，問題是我們說不大出來，因為沒有多研究。」這種情況至今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在文化界、藝術界，人們重視藝術創作，對於藝術的理論研究相對來說不夠重視。對於傳統藝術，我們往往還只限於叫好，至於究竟好在哪裡，我們還是說不大出來。而且在藝術研究中，有的學者有一種以西方的藝術理論來解釋中國藝術的偏好，顯示出對本民族藝術理論的價值缺乏認識，缺乏信心。藝術理論研究的不足，對藝術批評傳統重視不夠，影響我們對傳統藝術的理解，也影響著我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中國美學通史》和《中國藝術批評通史》的出版，可能在這方面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既要注意出成果，也要注意出人才
在這方面，剛才提到的復旦大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術研究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成功的經驗，他們出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水平在國內是比較領先的。同時，他們通過這部書的編寫，培養、鍛鍊了一支人才隊伍，當時參加編書的一些年輕學者，後來成了有成就的學者。
我們這三套書的編寫，也注重了人才的培養。參加這三套書編寫的學者，既有比較年長的學者，也有剛剛獲得博士學位或從博士後出站擔任大學教師的年輕學者。通過參加這三部書的編寫，這些年輕學者很明顯得到了鍛鍊，逐漸變得成熟了。我們看到，這些年輕學者寫的東西，在資料方面視野開闊，在理論分析方面也顯出一定的功力，很使人欣喜。
發揮傳統優勢，加強美學學科的建設
北京大學的美學學科是教育部第一批評定的重點學科，同時又是有著傳統優勢的學科。北京大學從蔡元培先生開始，就形成了一個重視美育和藝術教育，重視美學學科建設的傳統，朱光潛先生、宗白華先生對中國現代美學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美學在北大是一個有傳統優勢的學科。
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作為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繼承了北大的這個傳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在美學基本理論、中國美學、西方美學以及各個藝術門類的美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值得重視的成果。
《中國歷代美學文庫》《中國美學通史》《中國藝術批評通史》是三部大型的集體著作，還有許多個人的學術著作。這些個人的學術著作不僅有對美學史上大思想家和美學經典、藝術經典的研究，而且在美學理論的核心區提出了一些原創性的理論。這是北京大學新一代學者對美學學科建設的貢獻。
人文學科中哲學、美學、藝術學、宗教學、歷史學都是緊密相連的，因此我們美學中心的研究範圍也擴展到整個人文學科，擴展到整個文化領域。這方面也有很多成果。《中國文化讀本》是其中影響比較大的著作，目前已經出版了八個外文譯本。
我們創建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建設一批在學術上有原創性的重點學科。這種重點學科，有的可能是新興的學科，有的是有歷史傳統的學科。北大美學學科是有歷史傳統的學科，而且是有發展前途的學科。我們應該繼承歷史傳統，同時應該呼應時代的要求，把美學學科建設成為既有中國特色又有時代特色的學科，為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作出我們的貢獻。
離不開出版社的重要作用
當年《中國歷代美學文庫》啟動時，有三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這套書，我們和最早聯繫我們的一家出版社籤了協議。等到我們初稿完成的時候，這家出版社的社長換了，新任社長出於經濟考慮，通知我們說，他們不出這部書了。我趕快去找別的出版社。但因為這套書規模大，找了六七家出版社都沒有成功。我走投無路，就向當時國家教委的朱開軒、張孝文兩位領導同志報告了這件事。他們十分重視，張孝文同志當即指示高教出版社的領導同志來與我聯繫。高教出版社的領導同志找我談了以後，決定出這套書。高教社的編輯同志花了很大的功夫，這一套1000萬字的文庫出得非常好。回顧這段歷史，我們要感謝朱開軒、張孝文這兩位原國家教委的領導同志，要感謝高教社的彭治平、蘇雨恆、袁曉波、馬純等幾位同志（袁曉波同志已經不幸去世了）。他們的遠見卓識，他們的高度責任心和嚴謹細緻的工作作風，他們夜以繼日的辛勤勞動，是這部《文庫》成功出版的根本保證。
出版《中國美學通史》的江蘇人民出版社，在此之前出了《西方哲學通史》《中國佛教通史》這樣大規模的學術著作。出版《中國藝術批評通史》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在此之前出了許多美學著作，如《朱光潛全集》《宗白華全集》。這兩家出版社在編輯這兩部通史的時候，也表現了高度的責任心和嚴謹細緻的工作作風，付出了辛勤勞動，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總編輯還親自參與。他們的辛勤勞動保證了這兩部通史的質量。我們要對這兩家出版社的領導同志和編輯同志表示感謝。這三套書的出版，使我深深地體會到，人文學科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離不開出版社的戰略眼光，離不開他們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勞動。(葉朗/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名譽院長、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