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茶與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茶興於唐，而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和唐代佛教的興盛有關，在茶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茶與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茶禪者，以茶參禪之謂也。「茶禪一味」之說由來已久，著名茶文化專家餘悅這樣介紹「茶禪一味」:
「和尚家風」的實行，把佛家清規、飲茶談經與佛學哲理、人生觀念都融為一體。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茶禪一味」之說應運而生。意指禪味與茶味同是一種興味，品茶成了參禪的前奏，參禪又成了品茶的目的，二位一體，水乳交融。
茶味與禪味天生便是同一種興味。茶衝淡清苦的滋味與佛性之苦相統一，品茗時的先苦後甘、啜苦咽甘的特點，有助於佛家在修習佛法時，參破「苦諦」，妙悟人生。茶有三德，「坐禪時通夜不眠，滿腹時幫助消化，茶且不發(抑制性慾)」坐禪時必須息心靜慮，節制飲食，頭正背直，不委不倚，通夜不眠。茶能夠幫助坐禪者提神益思，抑制欲望；另外，飲茶環境講究「靜」，靜才能滌除玄鑑、澄懷味象，佛教也主靜，靜坐靜慮才能參悟佛理。
「茶禪一味」不僅體現在茶的自然屬性有助於在參禪時醒神益思，更體現在品茗與參禪的審美心理高度一致。參禪在悟道，品茶助參禪。所謂禪悅，即是對佛理禪意的感悟，是實現禪宗價值理想後而體驗到的審美愉悅。宋代士大夫在清靜空幽的自然環境中品茗，脫盡塵俗、心外無物、靜心思慮，在隨緣自適的心境下參禪悟道，在禪悅中淡泊明志、明心見性，從而獲得一顆平常心。
茶味與僧味具有天然的契合點。「茗事蕭疏五嶺中，修仁但可愈頭風。春前龍焙令人憶，知與故人僧味同。」(張拭《從鄭少嘉求貢綱餘茶》)「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
(蘇軾《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蒸雨隘間巷，茶山午風清。同吟方齋人，禪老相送迎。隔城帶湖光，更約暢敘情。轉雲轉雷晚，靜定天宇明。」(韓墟《同尹一遊茶山齊賢繼來》)驟雨初歇、悶熱難耐，詩人躲到茶山上避暑，尋求「自在解脫」，內心澄明後，天空也變得更加透明澄澈。「攜篇北嶺西，採擷供茗飲。一暖夜窗寒，枷跌謝裳枕。」(朱熹《茶坂》)漫漫長夜，詩人結枷跌坐，通過飲茶醒神清思的效果以助參禪。「昏然午枕困漳濱，醒以清風賴子真。初似參禪逢硬語，久如味諫的端人。」(周必大《次韻王少府送焦坑茶》)詩人初到漳水之濱，生活很不習慣，午睡不好，終口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友人送來焦坑茶，令詩人精神為之振奮。初始詩人煮茶時茫然不知所措，後被禪宗大師的生硬語言敲醒，慢慢體會到茶中的真香。茶道、禪道、人生之道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宋代士大夫喜歡品茶之真香，悟人生之道。蘇軾一生在宦海沉浮不定，人生失意時，他便寄情山水，結交僧友，品茶論道。「瀉湯舊的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搜攪，齋腸那得許鏗頑。」(蘇軾《又贈老謙》)「三昧」是佛教修行方法之一，意為排除一切雜念，使心神平靜。詩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在與南屏禪師調侃打趣中，透露出蘇軾通過品茶參禪悟道的愉悅之情。「透出老禪三昧眼，喚醒通客二毛身。」(吳則禮《攜茶過智海》)老禪師識禪三昧，老通客知茶真味。其實，茶味即禪味。另外在詩中提到「三昧」的還有「擬喚人間三昧手，共分天上小團龍。」(周紫芝《惠山泉二絕》)「須煩佛界三昧手，拈出茶經第二泉。」(楊萬裡《惠泉分茶示正孚長老》)等。品茶時須進入「虛靜」的精神狀態，只有在無思無欲、內心空明的心態下，才能洞察萬事萬物，參透人生的真理。
宋代士大夫儘管生活優握、位高權重，但官場波雲詭橘，文人士大夫們在宦海浮沉不定，經常會遭遇仕途兇險。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有個共同的嚮往，那就是脫身仕途，歸隱江湖。但是由於宋人的憂患意識和淑世情懷，又使得宋代士大夫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歸隱。因此，歸隱只能成為宋代士大夫在精神層面回歸自然的行吟，表現為一種順應自然、隨緣自適的曠達胸懷和人生情趣。正如蘇軾詩中所說：「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蘇軾《和蔣夔寄茶》)儘管人生遭遇有別，但是應該有隨遇而安的自然適意的心態。在這種狀態下，品茶參禪成了文人士大夫實現暫時歸隱江湖，躲避凡世塵囂的方式。宋代士大夫在參禪時通過飲茶，清思靜慮，品悟人生，使得自己與山水、自然、宇宙融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