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新中國整理的首部古籍是《資治通鑑》?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古籍整理的第一部首選《資治通鑑》。這是毛澤東的安排，而且是當面給吳晗下的任務。晚年的毛澤東說他一生讀《資治通鑑》有十七遍，多次給人推薦是值得再讀的好書。（參見薛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359-361頁）

讚賞《資治通鑑》的還有晚清名臣曾國藩，當有後進問其讀書之事時，他回覆說「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理由是：「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

《資治通鑑》在歷史上也確乎頗受重視，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張巨剛先生從《資治通鑑》的三篇序來佐證這一點。這三篇序言分別是宋神宗、胡三省、王磐三位撰寫，三篇序言都都認為求索治道，需要讀史。這也正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初衷：「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

以下文章是張巨剛先生發表在《中華讀書報》微信公號上的文章，轉載略有刪選。

1063年農曆四月，宋英宗（1032-1067）即位，不久，司馬光給皇帝呈上自己編纂的《通志》八卷。這位年僅31歲的新皇帝很讚賞司馬光（1019-1086）的著作，要他繼續撰寫，而且國家撥給經費，配備修撰人員。

1067年正月，英宗皇帝病逝，神宗（1048-1085）即位。當年十月，初開經筵，授課老師是司馬光，司馬光在這堂課中講的都是歷史，就是他奉英宗之命而撰寫的歷史。神宗聽了後，龍心大悅。他覺得司馬光《通志》的書名太樸素了，特賜了一個響亮的書名——《資治通鑑》。幾天後，神宗交給司馬光一篇《序》文，說書成之後，就加進去。

一般來說，書寫好了再請人寫序，要請皇帝寫序更是了不得。唐玄奘（就是那個唐三藏）翻譯了許多佛典，想編輯在一起，三番五次請李世民寫序，李世民總有些猶豫。因為李世民曾經批評梁武帝對於佛教的痴迷，說自己唯獨遵奉儒家思想。最後，他還是看在玄奘是兒子李治的老師的份上（太子的師傅都是儒學大師，但是，玄奘為李治授菩薩戒，也算師傅之列了），在臨終前幾個月寫了一篇《大唐三藏聖教序》，文章大約是御用文人代筆的，字則是從王羲之書法作品裡採集的（取法王羲之書法的褚遂良也書寫過）。李世民只是掛了一個名，而且把寫序變成了書法遊戲。

宋神宗可不是這樣。司馬光的書還沒有寫好，他就寫好了序言，而且在序言中，大發感慨：「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詩》《書》《春秋》無不重視讀史，「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鑑於後世者也」。神宗從司馬遷的《史記》談到當下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鑑》，尤其讚揚司馬光這部書切磋「治道」的努力：

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在序文的最後，神宗提到書名的事：

《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故賜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宋神宗說得非常清楚，讀史書，知往事，見得失，銘「商鑑」，對於他的求索治道，非常有益。史書中所載的「治道」是什麼呢？神宗用了十二個排比句，可分六個層次：

第一是「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即書中關於治國理政決策時的精彩議論及其行政操作方面，德與刑兩方面優良的制度規章。

第二是「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涉及天象和人事（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吉兇禍福諸般徵兆的探究。

第三是「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即懂得權威與福澤之所以盛衰，其本源何在；清楚規劃重大國事的利害攸關功效之所在。

第四是「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即良將打仗的方略，循吏（公正執法而愛民的官吏）的有效治理措施。

第五是「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對是非曲直要有判斷，求治的根本是勤勉不能怠惰。

第六是「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那些用詞淵博厚實的文體，規戒勸諫深刻的含義。歸納起來就是，精到議論與施政；天象人事與吉兇；社稷禍福與利害；良將之策與循吏之治；處事之明斷與勤政；為文之體例與要義，所有這些有資於治國的方略，「良謂備焉」。在宋神宗看來，《資治通鑑》就是一部治國理政的教科書。

中華書局1956年初版的《資治通鑑》共收了三篇序文，除了上面這篇宋神宗御製序文外，還有兩篇：一篇是最早給《通鑑》全面作注的宋元學者胡三省的序，另外一篇是元初興文署初刊《資治通鑑》時翰林學士王磐的序。

胡三省（1230-1302）的序文寫得比較專業，談到中國的史學傳統，談到他注釋《通鑑》的衷曲和個人的遭遇，也有一段談到《通鑑》的價值和意義：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見《資治通鑑》第1冊第26頁，中華書局點校本，2011年版）

胡三省是寶祐四年（1256）的進士，與文天祥（1236-1283）、謝枋得（1226-1289）是同科進士（文天祥是第一名），宋人稱之為同年。胡三省秉承家學，酷愛讀史，入仕之初就已經以《通鑑》專家知名。1275年，他曾被推薦到同為台州老鄉的賈似道幕下任職，見其冥頑剛愎，不聽正言，乃棄官歸鄉裡。宋亡不仕於元朝，專心注釋《資治通鑑》，年逾古稀去世。胡三省《資治通鑑》注中所表現出來的家國情懷、卓識洞見，陳垣先生在《通鑑胡注表微》裡有精到的分析。

上引序文中那段評價的意義是說，無論什麼人，不管是君是臣、還是普通百姓（人子），乃至帶兵之將，都應該了解歷史，從閱讀《資治通鑑》這部大書中尋找知識和智慧，提升治理國家的能力、克敵制勝的本領，以及為人處事的技巧。

《資治通鑑》南宋版本

至於元初宰相王磐（1202-1293），他是金朝的進士，入元累官至翰林學士，忽必烈時任宰相之職。為人剛正、廉潔，酷愛讀書。他在給興文署（元朝在大都專門建立的刊書機構）新刊《資治通鑑》所作序文中說：

古今載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決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務也。」大抵士君子之學，期於適用而已；馳騖乎高遠，陷溺乎異端，放浪於詞華，皆不足謂之學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命（偽古文尚書《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謂適用之學矣。前修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刪繁去冗，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準矣。士之生也，苟無意於斯世則已；如其抱負器業，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而有為也，其於是書，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朝廷憫庠序之荒蕪，嘆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師創立興文署，署置令、丞並校理四員，鹹給祿廩，召集良工，剡刻諸經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為起端之首，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噫！遐鄉小邑，雖有長材秀民，響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為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為萬乘師；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鏤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王磐雖然寫了此序，但是，興文署並沒有印刷《資治通鑑》，見王國維《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觀堂集林》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59年，第1047頁），詳盡考證見辛德勇《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刊劉夢溪主編《中國文化》2020年春季號］

王磐的序談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世間的書很多，知識也學不完，堯舜這樣聰明的聖人也只學最切用的知識。對於奮發有為、志在經邦濟世的士子來說，學習歷史最切要，學習前人的治理得失，提升自己的入仕行政的水平。

第二層意思是說，就歷史書而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最應該讀。為什麼呢？因為「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準矣」。這段話相當於對於神宗十二個排比句的概括。「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從治國到為官之道，說得更為簡明。接著的那句，「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準矣」，是說該書對於前人的言行得失，兼收並蓄記載精詳；對於諸事的裁量處置，能給出可資參考的見解。因此，他感慨說，現在國家建立專門的出版機構興文署，擬刊刻各種傳世經典，第一部就選《資治通鑑》，真是知道輕重緩急，選得非常好啊：「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

王磐的第三層意思是勉勵的話，希望這部《資治通鑑》的出版，能夠在十年之內帶來治國理政人才輩出的局面：「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為什麼這麼樂觀呢？他舉了兩個例子，當初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張良研讀後就成了劉邦的國師；北宋穆脩（字伯長）雕版印刷可供士人閱讀的《韓昌黎文集》，為古文運動推波助瀾，天下文風為之一變。所以王磐說：「噫！遐鄉小邑，雖有長材秀民，響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為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

從王磐的序言中，我們完全可以體會出，這位官至宰輔、享年逾於九十的政治人物，是如何重視《資治通鑑》對於官員們提升自己治理能力的意義。

（這本是普及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