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前山東文化
東臨大海，地處北溫帶，為黃河入海口的古代山東，雨量充足、水源豐富、河流縱橫、土地肥沃，山高林密，為人類提供了巢居穴處的便利和採集捕獵不盡的資源，提供了舟楫漁鹽等人類必不可缺的生存條件和極大的交通便利，提供了開發農牧業、保障人類生命延續和安寧生活的生態環境，成為是古代文明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生活在遠古山東地區的原始居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遠古文明，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歷史悠久的東夷文化
東夷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早在漫長的山東史前文化時期（約為前2070年～約前1600年之前，即公元前21世紀之前的文化），在山東這片適宜人類繁衍生息的廣袤土地上，山東境內就有原始居民在此生活、勞動。由於地處東方，相對遠離於地處中原的統治中心，後人就把中原以東的眾多部落稱為「東夷」。所謂夷，是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區的居民對以海岱地區為主體的東方居民的稱謂，《禮記·王制》就有「東方曰夷」的稱謂，夏稱之為「九夷」，商稱之為「夷」或「夷方」，到了周以後開始稱為「東夷」，這裡的民族被稱為東夷族，所創造的史前山東文化也稱為東夷文化。
在距今已有四五十萬年的時期，山東沂源縣出土的「沂源猿人」化石，是已發現的最早的猿人化石。據考證，沂源猿人化石從體制特徵上看，同北京猿人相似，而且與沂源猿人化石伴生的哺乳動物群也同北京猿人伴生的動物群基本相同，他們很可能就是這裡古人類的祖先。考古發掘證實，山東史前文化主要發源地在魯中泰沂山區，迄今所見沂源猿人化石及其後繼者的舊石器遺址，幾乎全都集中在泰沂山脈中段。此後，在山東還發現了多處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遺存，分布於從泰沂山區、魯中南到山東半島的廣大地區。
此後在長達幾十萬年的漫長進化過程中，山東地區古人類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殖，逐漸由地勢較高的山嶺地帶移民至淺山、丘陵、谷地與沿河平原。已出土的細石器遺址成群分布在沂、沭河兩岸的平原和低山丘陵谷地上，一直延伸至江蘇北部。
舊石器時代晚期，粗大的打制石器日趨小型化，類型特徵日見鮮明，製作和修理技術也趨向成熟，這些都顯示出舊石器文化的進步。經過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以後，在距今一萬年前後，山東大地進入了以磨製石器和陶器為主要標誌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了穩定的農業定居生活的新階段。
20世紀20年代末被發現,30年代初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田野工作隊開始挖掘的現今山東章丘市龍山鎮城子崖遺址，是由中國考古學家自己發現、獨立發掘的具有開創意義的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其出土的大量造型優美的黑陶器令人嘆為觀止，尤其是有「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硬如瓷」之譽的蛋殼黑陶和發達的輪制陶藝技術，說明龍山文化時代山東先民的生產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由此表明了山東地區（海岱考古文化區）史前文明的發展是沿著後李文化（距今約8500—7500年）——北辛文化（約距今7500—6200年）——大汶口文化（約距今6200—4600年）——龍山文化（約距今4600—4000年）——嶽石文化（約距今4000—3500年）的序列自成系統發展的，其中尤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最有代表性。
1.後李文化
後李文化是山東大地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淄博市臨淄區齊陵鎮後李官莊遺址而得名。從發現的大量陶器、石器等生產、生活用具，寬大住址和集中墓地看，後李文化已進入原始的農耕定居生活時代，系母系氏族社會的繁盛時期。
2.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生成於地處平原與丘陵交接地帶，地勢平坦，土地肥沃的古滕州。196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北辛文化三足釜所在山東滕縣（今滕州）官橋鎮薛河故道北辛村，發現了古代氏族部落的聚居地遺址。這是我國在黃淮地區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被稱為「北辛文化」。主要分布於泰沂山系南、北兩側一帶，包括了除膠東半島以外的山東大汶口文化大型鏤孔灰陶器座
大部分地區。考古表明，北辛文化由於農耕生活的發展，男子社會地位逐步提高，社會形態處於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過渡階段。3.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淵源於北辛文化，因首先發現於泰山南麓（距泰安市60華裡）的大汶口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東泰山周圍地區，北瀕渤海、南抵蘇皖、西進河南。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重要遺存之一，以特點鮮明的陶器和陶器文字的出現為主要特徵。大汶口文化是史前山東文化的大發展時期，社會進步明顯，尤其是中、晚期社會已完成了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為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飛躍的大轉型提供了充足條件。原有的原始氏族公有制開始瓦解，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新的階級社會即將開始。
大汶口文化發掘保護場景4.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泛指黃河中下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因首次發現於山東章丘龍山鎮而得名。在山東的壽光、章丘、鄒平、臨淄、陽穀、五蓮、日照等地也都有城址發現。龍山文化不僅有發達的農業，而且手工業都達到了時代的頂峰。龍山文化遺址發現之多、之密集，出土文物內涵之豐富多彩、價值之高，非常罕見。龍山文化時期已是階級和國家形成的文明時代了。
5.嶽石文化
商代甲骨文嶽石文化因山東平度東嶽石村遺址而得名，是山東新石器文化的餘波，相當於夏朝與商初的數百年時期，與夏、商文化並存而又獨立體系的東夷文化。集中分布於膠東半島地區及汶泗流域，沂沭河流域，同時也散射到江蘇北部、河南東部、河北東部及遼東半島。嶽石文化遺存的重要文化特徵一是出現了青銅器物；二是出現了新型石制工具；三是陶器自成系統；四是發現了卜骨和卜甲。
山東地區的新石器考古文化，是迄今中國所發現的年代最早、跨時最長、範圍較廣，而遣址較密集、出土文物較豐富、反映的社會情況較為先進的新石器文化。史前山東文化與黃河中遊文化、長江下遊文化一商代亞醜青銅鉞起，成為中華文明的最早源泉地。
大量的考古發現和史料記載表明，在文字記載、城市發展、冶鍊金屬、製造工具等諸多判斷文明水平的要素方面，東夷文化都走在了前列，東夷文化為中華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1.發達的農業
北辛文化時期，原始農耕已有所發展，磨製石器日趨精細。而村落和半地穴式圓形房屋的建築表明，這時東夷人早已走向定居生活。與此相應的是多種類型的泥條盤築陶器的大量出土，可用以印證東夷人熟食技術的進步和飲食結構的改善，這對促進人體的進化和文化創造的多層次、多角度展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先進的製造業
一是弓箭的發明。東夷族人的這一重要創造，使人類在徵服自然過程中有了質的進步。「夷」字為人負弓之形，印證了弓箭由東夷人發明的傳說。從考古發現看，從後李文化、北辛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骨質和蚌質的箭鏃，從實物資料上說明了傳說的可信度。
大汶口遺址的黑陶背壺二是陶器製造。在北辛文化時期，東夷人已開始製作陶器。到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已全面、準確地掌握了陶土的選擇、成型、燒制等一系列極為複雜的過程，製作出多種極具藝術美感的陶器。特別是這一時期出現的薄如紙、明如鏡、黑如漆的蛋殼陶，製作之精美，技術之高超，在整個中華史前文化中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除利用天然粘土外，東夷人還使用了高嶺土作原料，曾燒制了少量表裡很白淨的陶，為原始瓷器的出現做了最初的嘗試。大汶口文化豬形陶
三是銅器製造。龍山文化時期已發現出土真正銅器的遺址，分別分布在膠縣、臨沂、日照、諸城等七處。銅器有：銅鑽（銅錐形器）、殘銅條、殘銅片、銅器殘片、銅渣等。這明確表明龍山文化時期東夷人已有了自己的煉銅和制銅手工業。
四是釀酒業。大汶口文化早期，原始農業及陶器製造業的發展為釀酒業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北辛文化時期出現的高柄杯，可能就是一種酒器。據此推斷，中國釀酒業的產生有可能始於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北辛文化時期。
3.最早使用文字
商代甲骨文文字的創製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之一，是在經歷了一個較漫長的發展過程後才形成了象甲骨文那樣相當發達的文字系統，而在這個漫長發展的過程中，主要與年代較早的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有直接的關係。在山東地區，除在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了有刻畫符號的龍山文化陶片外，其後又在鄒平縣丁公遺址發現了一塊刻有十一個文字的龍山文化陶片，個個獨立成字，筆劃比較流暢，整體排列比較規則，刻寫有一定章法，結體極似後來甲骨文、金文的構造。與大汶口單個圖形文字相比較，這11個文字組成了一個短句，記述了一個特定內容，具有了記載的功能，表明至此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文字。
4.完備的「禮樂文化」
古代中國往往被稱為「禮樂之邦」，古代的中國文化因此也被稱為「禮樂文化」，而大汶口一龍山文化正是形成這一禮樂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禮制是一種體現社會尊卑等級的制度形式。東夷族原始禮制的主要表現，一是宮室制度。從山東章丘的城子崖、壽光的邊線王、鄒平的丁公和臨淄的田旺等龍山文化時期古城址的發掘看，已具有宮室制度的一些跡象。
臨淄東周殉馬坑二是埋葬制度。在墓葬中，已表現出社會的不平等關係。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址已出現了墓室面積8平方米以上的大墓。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墓葬的分級制日趨成型。
龍山文化蛋殼陶三是禮器。禮器是主要用於重要禮儀社交活動的器具，是人們社會等級名分的象徵與標誌。隨著禮制的不斷發展，禮器的種類不斷增多，在大汶口文化的中後期，已有玉鉞、石鉞、骨牙雕筒、大口尊、鬹、觚、高柄杯等。至龍山文化時期禮器趨於專門化，主要禮器有玉鉞、玉版、玉冠飾、蛋殼陶杯、黑陶罍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作為祭器使用的鳥造型三足器棗陶，被認為是東方文化的「標準化石」。1979年在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裡出土了名叫笛柄杯的樂器，能夠吹奏出4個不同的樂音，音響清脆悅耳動聽，與近代橫吹竹笛不貼膜時發出的音響相似。這是迄今已發現的我國最早的陶製橫吹管樂器。
5.文明社會的先導
城市的出現是社會走向階級分化的反映，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城子崖遺址是三個階段的古城遺址，其最下層是山東最大的龍山文化城址，面積約二十萬平方米。另外，又先後在鄒平丁公遺址發現了一個十二萬平方米的龍山文化城址，在臨淄桐林遺址發現了一個十五萬平方米的龍山文化城址，在壽光邊線王遺址發現了五萬平方米的城址等一系列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址。在山東五蓮縣丹土遺址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和龍山文化中期三個連續擴展的城址。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距今4800年以齊國故城排水道口上，龍山文化中期城市具有蓄水池、排水溝和出水口等設施。這不僅將山東地區城市的出現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而且進一步證明了龍山文化時期城市功能的齊全和築城水平的高超，說明東夷人約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即已進入了父權制社會，並且出現了私有制和貧富分化。到龍山文化時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已接近它的終點，文明社會的曙光已燦然可見。
（二）東夷族的發展
東夷人最初只是分布在魯中南山地丘陵區和東部半島丘陵區，大約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華夏族和東夷族開始有了交流，東夷人在蚩尤的領導下來到了坦蕩的魯西北平原，與東進的炎黃部落開始接觸，由此拉開了夷夏大融合過程，東夷人的活動範圍也從東部海岱地區擴展到中原地區。經過夷夏「涿鹿之戰」，東夷集團在炎黃集團的聯合抗擊下節節敗退，又被逼回原地。隨後炎黃之間也展開了「阪泉之戰」，結果作為黃帝聯盟的炎帝部落也失去了在中原地區的立足之地，其大部分不得不東遷至「東夷之域」，與東夷人雜居錯處。
當炎帝部落逐步融入東夷之際，黃帝部落也向東推進至豫東及魯西北平原之地，與東夷人聯合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共同創建了最初的華夏文明。唐堯、虞舜之際，東夷族與炎黃族和平共處，他們的領袖輪流擔任當時部落聯盟的領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漸出現了剩餘產品，私有觀念也逐漸形成。夏禹利用自己的地位與權力，開始為自己的宗族謀利益，暗地積極培植其兒子啟的勢力，以圖傳位於自己的兒子。夏禹死後，啟公然破壞了夷夏同盟，自己奪取了權力，開了世襲制度的先例。夏後啟殺伯益建立夏朝後，東夷族與炎黃族的同盟宣告破裂，從此開始了新的一輪的夷夏之爭。後來，在夷夏合作治水的過程中，夷夏兩大集團同心協力，並肩作戰，最終取得了勝利。經過長期的合作，夷夏之間彼此的差異越來越少，共同點越來越多，在語言、心理、習俗上慢慢趨於一致，夷夏部落聯盟變成了一個具有文明民族一切重要特徵的共同體，即歷史上所說的華夏族。可以說，從「人種學」上講，東夷人當是漢族的前身華夏族的主要來源成份之一。
（三）東夷文化的形成
東夷文化在產生、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同周圍地區的古文化有著相互影響和交流的關係。它在自己的長期演進過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時代中後期，始終和周邊其他地區文化保持著頻繁的接觸和交流，並對各地文化產生著極其生動、具體、廣泛而深刻的滲透和影響。通過對東夷文化墓葬風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等傳播路線的考察，可知東夷文化曾伴隨部族遷徙而大面積地侵入和散漫到廣大中原地區，並由中原進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漢水流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在河南一帶有著顯著的反映；而仰韶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徵，也在山東西部產生了較大影響。同時在東南沿海地區，東夷文化對百越文化的侵潤幾乎從未間斷過，並以淮夷為中介，使東夷文化的許多先進因素沿長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過鄱陽湖地區及湘贛邊境山地而進入嶺南。東夷文化向東北方向的傳播，則使燕山南北及遼東半島的古文化顯示出諸多與海岱文化極其親和而相似的特徵。其中以小珠山文化類型的遺址最為典型；遼東半島的古文化對對山東半島的文化影響，則以筒形器（遼東半島地區基本陶器之一）最為典型。有史料表明，東夷文化的延展區和輻射帶，北可達庫頁島、阿留申群島地區，西可至燕趙和黃河中遊，東遠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臺灣海峽和某些南太平洋島域。
據現有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山東境內腹地至今未見周圍地區古文化遺址的出現，而東夷文化的遺址在周圍古文化範圍之內卻有不少的發現。這說明，在與周圍古文化的交流中，東夷文化以其強大的生命力處於積極、主動的地位，對周圍地區古文化的影響較大，受周圍古文化的影響相對較小。
大量的考古發現和翔實古代文獻資料充分表明，史前山東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和重要組成部分，山東大地是重要的古文化中心，東夷民族曾在華夏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說明，齊魯文化的發展早在史前時期就奠基在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發源地之上。
（四）早期的泰山、曲阜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泰山一直是傳說中帝王以封禪活動為主的文化活動中心。在原始嚴酷的環境裡，人的生存首先依賴於自然，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是原始東夷人夢寐以求的生存願望。在洪荒年代，對解釋不了的現象自然敬如神靈。由於太陽能給人以光明與溫暖，東夷人首先產生了對太陽的崇拜。位於山東中部的泰山，山體雄偉博大，氣勢拔地通天，位於最早看到日出的東方，在原始人的心目中，逐步形成了穩如泰山的形象。東夷人由太陽崇拜、東方崇拜，逐步演化為泰山崇拜。據《史記·五帝紀》所記的傳說，古代帝王有七十二君都到泰山封禪，泰山封禪告祭天地。因為「中華原始民族起源於東方，東方尤以泰岱一帶為其故土，木本水源，血統所出，泰山巍然，同族仰鏡，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後，必告泰宗，示不忘本，尤其祭告宗廟之意。」
在古代傳說中，許多有名的古代帝王或部落首領都曾在山東一帶，特別是曲阜活動或建都。伏羲，又名太皞（昊），是傳說中東夷族最早的領袖，活動區域在主要在豫東、魯南一帶，沿著古濟水由西向東發展，在曲阜居住和活動。他的最大貢獻是畫八卦，造書契，結束了古人類結繩記事和不辨東西南北、不分春夏秋冬的歷史，指引人們從蠻荒走向了文明。少昊又作少皞，是古東夷族的另一位領袖人物，亦被視為繼太昊族之後興起的東夷族的又一分支部族，其主要活動區域在魯南一帶，故都或封地在曲阜，故曲阜又被稱為「少皞之虛」。蚩尤是東夷族的又一個重要的部落，曾一度是一個以武力強盛稱雄天下的部落集團，曾沿黃河西進，先後與炎黃族在中原地區發生了劇烈衝突，雖一度得勢，最後卻被擊敗。由於他們驍勇善戰，死後被奉為戰神。傳說蚩尤曾經被封於曲阜，並統領著周邊的少數民族，其陵墓在東平郡和山陽郡，即今山東離曲阜不遠的的魯西南地區。
曲阜大成殿中華文明的開拓者伏羲、炎帝、黃帝三位先哲，分別被後人尊為天神、地神、人神。他們的活動和貢獻，相當多的是在山東。有關伏羲的遺蹟遍布中原大地。山東單縣、鄒縣、兗州、泗水、滕縣、微山等地都有伏羲陵、伏羲廟(人祖廟)或畫卦石（山）。現存的山東嘉祥縣武氏祠漢畫像石，就有伏羲女媧的人首蛇身畫像。史書記載，炎帝、黃帝也是山東人，生於壽丘，壽丘在魯故城東門北，今曲阜東北八裡（一說黃帝生於河南新鄭）。炎帝、黃帝戰爭和活動的中心地區在齊魯，並都曾在齊魯建都，也都封禪過泰山。後來，炎帝後裔建立了齊國，黃帝後裔建立了魯國。另外，還有后羿、皋陶等著名人物都有文獻記載的古代傳說證明其在曲阜及其周邊地區活動過。
這些有關泰山及曲阜的這些記載或傳說表明，泰山及以南地區以及當今的魯西南一帶，在中華文明發祥的早期也是一個人類文化活動的中心。這也從另一個方面進一步說明，以山東地區活動為主的東夷族確是中華文明最早的淵源之一，東夷先民同其他地區文明的先民一同開拓出了整個華夏文明的雛形，也為後來齊魯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二、齊魯歷史文化
齊魯歷史文化是指齊魯人民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創造的文化。西周初年到東周末年，在現在的山東境內，主要有齊國和魯國兩個最大的諸侯國。由於所處的地理環境、自然條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特別是治國方針的差異，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齊國吸收了東夷文化並加以發展，形成了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學術文化。兩種文化在發展中逐漸有機地融合，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齊魯文化。秦漢以後，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臨淄東周車馬坑
（一）尚功利、求革新的齊文化
齊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時期齊國的文化。齊文化創始於姜太公（姜尚），傳至管仲而形成系統，後來由稷下齊法家進一步發展。齊國的地域特點為齊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客觀條件；齊國經濟的多樣性和商業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思想的多樣化和思想文化的廣泛交流，而齊國政治方針具有的民主性傳統及統治階級思想的開明又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使之發展成為一種特色鮮明的文化系統。文韜武略姜太公
1.尊賢尚功
姜太公既是周朝開國功臣，又是齊國的立國之君，齊文化創始人，也是古代影響久遠的韜略家、軍事家、政治家。姜太公輔佐周武王，實現了滅商興周的偉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統天下。周武王封賞「功臣謀士」，而姜太公為首封。受封於營丘（今淄博市的臨淄一帶），曰「齊」。太公初治齊，重霸道和法術，把禮、法相結合，隨從民俗，令順民心，不強制推行繁縟的禮儀制度，因俗簡禮、因地制宜，促成了東夷文化向齊文化的轉變。同時，「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令有德有才的人都有機會為民出力多為國建功，並成為齊國治國和用人的一種政治傳統。
齊國的統治者為了稱霸和統一中國，廣羅人才，多方徵求有利於自己統治的理論和意見，用賢才而不計較其身份地位的例子不勝枚舉。管仲原是齊桓公的政敵，經鮑叔牙推薦，齊桓公能夠以事業為重，不記一箭之仇，重用管仲為相。齊桓公的幾個得力助手中，許多出身低微。齊威王時，布衣之士鄒忌被任為內相；被刑致殘的孫臏被任為將領，為齊國立下赫赫功勳；淳于髡為一出身低微的贅婿，也被任命為上卿。齊宣王時，稷下學宮盛況空前，許多文學遊說之士往來其間，學宮內人才濟濟，學術思想十分活躍。
觀念的進步和政治上的寬鬆，使齊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外來文化的營養。面對東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姜炎文化四源合流的狀況，齊人因地制宜，正視現實，採取靈活的態度，突出發展其適合自己國情的部分，又通過多種形式，各種途徑，大量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因子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管子·牧民》中「毋曰不同生（姓），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的論述，充分體現了齊人容納百川的胸懷和深刻的開放思想。
2.務實開放
齊國地處沿海，依山傍海，地域廣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發展多種經濟有著廣闊的天地。姜太公建國初期，地薄人少，不適於單純發展農業，他採取了「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的農、工、商並重，多種經營發展經濟的方針，為國家的強盛，經濟的繁榮，人民的富足創造了有利條件，並將齊國以外的廣大地區和許多諸侯國都納入本國的經濟發展體系中。春秋時期，齊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疆域擴大了，土壤也改良了，農業發展的條件基本成熟了。齊國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又制定了大力發展農業的方針，進行了諸如「井田疇均」、「相地衰徵」、「勿奪農時」一系列改革，把農業與工商業同視為重要的經濟基礎。管仲執政期間，發揚光齊國刀幣大開放經濟政策，採取了許多有效措施，以「來天下之財」，出現了「天下商賈歸齊若流水」的局面。戰國時期，齊都臨淄成為商賈雲集的大都會。直至西漢，臨淄仍然「市租千金」，風採不減當年。同時，由於通商活動的開展，促進了齊國與各地的交往，開闊了齊國人民的眼界。
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開放性的經濟和文化，也造就了齊人務實開放的革新觀念。歷經商周鼎革，春秋巨變，到戰國時期，人民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民本思想已然成為強大的潮流。在這樣的形勢下，齊國的開明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提出了政順民心的主張。管仲輔霸，提倡富國強兵，任霸用法，為後代法家之先導；晏嬰相齊，則力倡節儉，任賢愛民，省刑降禮，儒、墨思想兼得，都表現了「與時變，與俗化」的多變性。齊國刀幣
3.義利並重
齊文化表現出明顯的崇尚物利的傾向。為了富國強兵，齊人注意順民，從民所欲，在經國時注重物質生產，追求物質財富的獲取。但齊人尚利、重利，但決不輕視義。他們既懂得物質利益的決定作用，也知曉倫理道德對社會的重大影響。正如《管子》所論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齊國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強調「義」，將「義」、「仁」、「禮」等擺在與「利」同等地位上，認識到統治者不「仁」不「義」，就會喪失百姓，乃至喪失天下。利為義的前提，義對利有一定的依賴性，但義不是利的簡單反映，人民富足固然十分重要，而喪失禮、義、廉、恥同樣十分危險。可以說齊人重物利，但並不是不講義，只是齊人更加尚利而已。
4.尚武崇勇
齊建國之前，這裡的夷人很早便以尚武善射而有名，齊建國後，對夷人的勇武風俗有所承繼，歷代齊國君臣大都對「尚武任勇」十分重視，崇武尚力遂成為時代風氣。從國君到士民，莫不以武勇為榮。齊國不但注重攻戰，也十分注意戰爭守備，注重防禦設施的建設。在城市建設中因時因地，精思巧變，使齊都臨淄真正起到「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的作用。齊國邊界的長城更是一道有效禦敵的屏障。在先秦各國，甚至世界各國，齊國是第一個修築長城的國家，充分而具體地體現了「國備」思想。齊國還造就了一大批軍事名家。他們中有著名的將領，有的還是軍事理論家，《六韜》、《管子》、《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以及稷下兵家的有關著述，都有精闢的軍事理論闡述。
（二）重仁義、尚倫理的魯文化
魯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時期魯國的文化。魯國從公元前11世紀年至公元前256年，歷時近八百年。魯地位於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平原，土地肥沃、湖河縱橫，是較典型的內陸河谷型環境，適於農耕。魯國立國之君周公是周之同姓宗親，為武王之弟，受封后得到大量寶器、典籍，而且享有奏天子禮樂的特權。加之周公自幼在制禮作樂的環境中長成，是宗法和禮樂制度培育出的王公貴族，自然就把周的禮儀、典章、制度較完整地搬到了魯國。
經濟上，魯國實行了以農為本的政策，不注重商業，主張自給自足，提倡儉樸，主張到貧瘠的地方去培養善心，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徵；政治上，魯國謹守「周禮」，以本族的貴族和大宗為尊；文化上，注重祖宗的成法和經驗，採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文化政策改造魯地的風氣，形成了以周文化為主，以「尚古」、「從周」為宗旨，以謹守周禮，「述而不作」，因循守舊為尚，以「周禮盡在魯」為一種最高的追求，特色鮮明的文化系統。
1.尊尊親親
魯國的統治者以周人為主，在他們中間，互相聯絡的紐帶便是周族的宗法感情。尊尊是尊敬身份、地位尊貴的人；親親是親愛與自己血緣親近的人。按照傳統的解釋，親親，父母為首；尊尊，以君為首。在氏族血緣關係的社會組織裡，講究親親，便能起到和睦宗族的作用，在這個前提下，人人都能尊尊，尊重國君，尊崇國中官吏，尊崇貴族，社會的安定便不難取得。魯國立國伊始便遵從周公「尊尊尚恩」的方針，在用人政策上，十分講究血緣宗法關係上的親疏貴賤，優先任用親者、貴者，建立起一整套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統治系統，在官員任用上保存了「世卿世祿」制，侯、卿、大夫、士，層層封立，公族幾乎控制了魯國全部的政權官位，從而形成了姬姓貴族時代掌權，異性之人遭到排斥的局面。這與齊國任人唯賢、崇尚功業、重用有實績的人明顯不同，是兩條完全不同的用人路線，並由此導致完全不同的後果。強調「尊尊親親」在早期雖能保持政權的穩定，但隨著「禮崩樂壞」春秋戰國時代的到來，它又成為「禍起蕭牆」、國力日削的根源。曹劌在國難當頭之際，毛遂自薦，幫助魯莊公出謀畫策，奪取了齊魯長勺之戰的重大勝利。建功立業在先，已經顯示出曹劌忠君愛國的德與才，可是，曹劌在魯國卻始終未得到重用，這和管仲形成了鮮明對照。
2.祭天祀祖
祭祀來源於原始時期的宗教信仰，這些原始信仰包括對自然、圖騰以及祖先的崇拜，但祭祀又與原始的宗教信仰不同。殷商時期，祭祀已與戰爭同等重要，喪失「師祀」與喪失「天命」無異。周朝代殷以後，祭祀與戰爭更是「國之大事」。祭祀的目的是為了祈求福祐、答報神恩或者驅邪避惡，但有時並不追究神明的存在與否，只是關注祭祀這種形式，維繫現世秩序才是祭祀的終極目的。魯與周王室在祭祀對象上基本一致，都要祭祀天地、社稷、祖宗，日月星辰、名山大川，這些祭祀對象都有「功烈」於民，具有某種「善」的品質。
3.崇德重民
「德」是一定時代衡量人們行為規範的標準。在周禮中，「德」佔有了重要位置，在魯人心目中同樣具有重要地位。西周春秋時期，崇德是社會的共識。由於崇德，魯國出現了不少的以堅持周禮為前提的道德典範。從實質上說，重德的目的在於使國治邦安，而邦國的安定又仰賴於人民的穩定，因而「保民』、「寧民」便被常常提起。雖然魯國也講以刑「威民」，但更看重以德「訓民」和在位「恤民」。國無患，民無難，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則太平。即使遇有兇險，只要建立德行，以德待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救援，兇險亦可安全度過。魯國不少人大倡「重民」之論，這與西周特別是春秋以來「重民輕神」、「重民輕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們已初步了解到迷信鬼神無用，唯有得到「民」的支持，才能很好地生存和發展。
4.崇禮明禮
周代的禮樂制度，包羅了禮、法、道德規範、典章制度等等，內容十分廣泛。禮在周代所謂「制度在禮，文為在禮」即指此而言。周禮中的禮儀都是本著忠、孝、信、義等準則推衍而來的，目的是為了「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鄒魯之地民眾民風純樸，為人厚道，講究情義，由於聚族而居，彼此熟悉，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差序格局下的禮儀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主要是基於對規矩、情義和習慣的依賴。這一社會背景為儒家尚仁崇禮文化的興起提供了文化土壤。魯國對周代禮樂的完整保存與實施，是因魯人對於禮樂功能有明確的認識，認識到禮有「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酮」的功能，「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無禮必亡」，故而對周禮懷有極大熱忱，知禮、習禮、好禮、學禮蔚然成風。禮樂大師孔子一再強調：「不學禮，無以立」；要求弟子們「立於禮」，做一個「文之以禮樂」的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求一切均以禮為準繩，由禮為之「制中」，即「禮乎禮」。魯秉周禮，把周禮作為一種政治統治工具，對維護魯國的安定發揮了積極作用，這在西周時期乃至春秋前期表現得比較明顯，有「周禮盡在魯矣」的美譽，即使當周朝禮樂出現了崩壞局面時，魯國仍以知禮而聞名於世。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周禮對魯國政治起了一定的穩定作用，但固守周禮也造就了魯人的保守意識，這對魯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有深刻影響，如重義輕利、重農輕商等都由此派生而來，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魯國政治、經濟的發展。
（三）博大豐富的儒家學說
至聖先師孔子齊魯文化學派林立，包括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陰陽、縱橫、方術、刑、名、農、醫等，其中，最為璀璨奪目、最核心的是儒家文化，中心則是儒學。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孔子誕生於魯國，並創設儒學，與魯國特有的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和文化氛圍息息相關，是多種因素共同催生的結晶。
1.鄒魯農耕文明的孕育
鄒魯地區位於泰山與沂山之間的平原地帶，屬於典型的內陸農耕文明。孔子曾說：「智者樂山，仁者樂水」，不論是土生土長的夷殷文化，還是外來的周代文化，都體現了內陸型文明的特點。鄒魯之地民眾民風純樸，為人厚道，講究情義，由於聚族而居，彼此熟悉，大家生活在同一個差序格局下的禮儀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主要是基於對規矩、情義和習慣的依賴。這一社會背景為儒家尚仁崇禮文化的興起提供了文化土壤。
2.魯國歷史文化基因的轉化
魯國分封后，其居民除了周人外，還有許多土著殷人和夷人。儘管東夷文化同周文化實現了融合，但其作為優勢文化被保存下來，特別是其「俗仁」、「好讓不爭」、「天性柔順」的風氣得以被傳承下來。這些「俗仁」精神無疑是孔子仁道觀念和好禮思想的文化種子。
3.魯國特殊文化系統的催生
魯國系姬周系，始自黃帝，魯以繼周為宗旨，自稱正宗，享受特重的文化特權，形成了重文傳統，大力推行周禮文化，對原始土著民族文化「變其俗，革其禮」，使周代禮樂文化在魯國極為繁盛。
4.社會發展的呼喚
孔子所處的時代正值春秋後期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動時期，當時包括魯國在內的中華大地出現了諸侯爭霸、「禮壞樂崩」、王權衰落、君臣易位等混亂局面。孔子有感於「天下無道」的「大亂」景況，從維護和恢復社會秩序出發，一方面要求減輕人民的負擔，反對橫徵暴斂，主張「敬德保民」，「為政以德」，另一方面提出了德政仁治等治世救國方案，提出了仁義禮智信等匡世正俗的倫常規範，主張「克己復禮」，力圖恢復西周之「禮治秩序」。
5.思想巨人的創造
春秋戰國時期，正值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這一時期，許多具有先知先覺的思想巨匠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幾乎同時誕生。鄒魯之地湧現出了孔子和墨子這樣兩位傑出的思想家，他們分別創立了儒家學派和墨家學派。孔子能夠創設儒學，與他的天賦、興趣和好學分不開，他身上的魯國文化基因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孔子生活在一個好禮、知禮、講禮的國度，在魯國要參與政治就必須掌握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現實的政治祈求，加之孔子的天賦、興趣和好學，使其掌握了大量禮樂知識，創設了「儒學」，並逐步發展為秉承文王仁德和周公禮制，以「仁」與「禮」為核心，具有豐富思想內涵和精神特質、特色鮮明的儒家倫理思想體系。
一是以民為本。齊魯文化具有明顯的重人重民的人文主義特徵，以人為本是其靈魂和核心。無論是儒、法兩家重人道、輕天道，還是道、墨兩家重天道、輕人道，人都處於思考的中心位置。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貴君輕」，管子的「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始於愛民」，荀子的「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墨子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無不體現了人文主義特徵。
二是「仁者愛人」。「仁」是儒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最基本的概括就是「仁者人也」，「仁者愛人」。「仁」在家庭中就是孝悌之愛。把孝悌之愛推廣到血緣關係以外的社會成員中，即是「泛愛眾而親仁。」把仁用於處理人際關係，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用於治理政事，就是「為政以德」，是以「愛人」為內容的仁在政治上的運用。反映在教學上，即「有教無類」。「愛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則，也是處理人際關係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
三是禮義教化。「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禮治和德治是任何社會管理和政治統治不可或缺的手段。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並引仁入禮，把「禮」作為德和仁具體化的制度或者行為方式，要求禮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做到守禮不違仁。由於孔子以仁釋禮，使禮具有了仁的內容，仁具有了禮的形式，即內容與形式成為不可分離的統一體。孔子主張「德政」，孟子主張「仁政」，墨家主張「非攻」、「兼愛」和「尚賢」，管子學派主張「重法不忘義，興霸不絀王道」，把禮義廉恥提高到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兵家學派把戰爭作正義與非正義，把戰爭手段作有德與非德，把戰爭基礎作得人心與失人心，把戰爭後果作利民與害民之分，都體現了人道主義情懷。
四是「中庸」之道。「中庸」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論基礎上的一種倫理道德觀，也是一種辨證的思想方法，由孔子首創，經過後來的儒家、特別是《中庸》一書的發揮而完善。孔子將「中」的思想發揮運用到倫理道德理論中，提出了儒家的「中庸」說，基本原則是適度，內外協調，保持平衡，無過不及，恰到好處，任何極端的主張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到了極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若能堅持中常之道，才可能做到可持續的發展與進步。
五是「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和規範，要求為臣、為子、為妻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五常」指仁、義、禮、智、信，是人的內在德性，是人的價值、尊嚴之所在，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的基本法則。人不同於其他生物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五常之道。孟子提出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的主張，認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君臣的地位是不能改變的，但君臣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由等級地位來衡量的。堅持「三綱」「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穩定和人際關係和諧。
六是天人合一。儒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歸依於「天道」，把人的倫常情感貫注於「天道」，使「天」變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實際是把「天」還原為人，強調天人之間的統一性與合理性。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人格化，使人的精神與自然相融合，從而反映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係。儒家一貫重視人與天地自然界的和諧共濟問題，並不斷探究天地自然界發展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即天的運行是自然而然的，大自然中的百物，其生長也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人是統一的、和諧的整體，應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
（四）齊魯文化的演進
戰國以後，伴隨著大國爭雄，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百家爭鳴」的新時代。隨著齊、魯文化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及列國紛爭形勢的造就，齊、魯作為文化「重心」的地位進一步顯現，學術繁榮、名人輩出，齊魯地域文化由「齊魯之學」成為「天下之學」，最終由地域文化上升為中國早期文明的核心，並深刻的影響了整個中國文明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進程。
1.諸子大半出齊魯
戰國諸子學術的繁榮，是先秦思想學術文化臻於極盛的重要標誌，而其發生、發展的中心區域即在齊魯之地。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於齊魯或受齊魯之重大影響。《漢書·藝文志》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孔子、孟子與墨子都是鄒、魯之人；儒家另一位大師荀子雖為趙人，但年十五即遊學於齊之稷下，學術成就於齊國；道、法兩家之代表人物老子、韓非子雖不是出自齊魯兩國，但道、法思想的產生卻源出齊太公對商代伊尹思想的繼承，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黃老之學」的形成與發展則主要是在齊國稷下完成的。莊子是宋國人，但其故裡在今山東東明縣（東明縣古屬宋地）。後世法家多出秦晉，但法家與齊國的關係卻源遠流長，與兵家同淵源於殷周之際的兵家始祖姜太公。
齊魯是漢代經學最發達的地區，西漢的五經八師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齊魯大儒；東漢時設置的五經博士，齊魯儒生佔了八名。在《漢書·儒林傳》中單獨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齊魯籍的有十二人。至東漢末年，齊魯地區又出現了兩位著名的大經學家，一位是今文經學大師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經學大師鄭玄。東晉南朝時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蘭陵蕭氏、高平郗氏、琅琊顏氏和泰山羊氏都來自齊魯之鄉。齊魯名士和先進的齊魯文化南下，為江南地區的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直至北宋，尚有「為學慕齊魯」的稱譽。魏晉之後，雖然齊魯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已逐漸失去其獨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
2. 「百家爭鳴」在稷下學宮
戰國學術文化之重心區域在於齊魯，與齊國稷下學宮的設置有直接的關係。田齊統治者在齊國都城臨淄一帶，「立稷下學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人數曾多至數千人。當時各國的學者，都從四面八方匯聚到稷下學宮，稷下諸子自由爭鳴，百家理論展現稷下講壇。被稱為稷下先生著作總匯的《管子》，真實地記載了當時各家學派的理論成果。
３.儒、墨「顯學」俱出於魯
戰國諸子之中，儒墨兩家並稱「顯學」，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實務，兩家弟子眾多，支派林立，影響巨大。儒家之中大師如孟子、荀子，俱為中國文化巨人，另有七十二弟子，也都個個為聖賢。墨家學派儘管在秦漢之後，淡出主流顯學地位，但也湧現出如公輸般等中國文化史上的名人。
４.先秦兵學最盛於齊
兵學發達，是先秦文化的一大特色，其輝煌成就多為齊人所創。中國古代兵學號稱有十大兵書，先秦時代就有《六韜》、《司馬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兵法》、《尉繚子》六種，前四種皆為齊人所著。先秦兵書出於齊者還不止以上數部，《管子》、《荀子》、《魯連子》等書中都載有重要的兵學內容；齊人中的軍事家，除享譽世界的孫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馬穰苴、孫臏、田單，田忌、齊威王都照耀中國軍事史。眾多軍事家與兵學典籍多出於齊，反映出齊國悠久的兵學傳統和深厚的兵學根基，從軍事文化的層面展現了齊魯文化在先秦各地域文化中的地位。
5.儒學「天下獨尊」
儒家文化植根於傳統單一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立足於宗法社會和血緣親情之上，具有濃厚的等級名分觀念、禮治主義、親情主義、等序之愛、泛孝主義等特質，這些使得它不光受到普通民眾的認可，也迎合了維護封建專制集權和等差秩序的統治需要，有助於把分散的個體小農整合到專制統治秩序之中，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儘管儒家學派眾多，觀點各異，際遇不同，但大多都是圍繞如何奪取權力和保住王位，而提出政治主張、策略、政策和方法，既為構建完整的主流文化體系提供理論準備和合理性論證，又為維護封建大一統秩序作意識形態辨護。
儒學的豐富內涵和濟世安邦的價值取向，使之具有了極其深厚的社會基礎，更易為封建王朝所接受，為儒學的廣泛傳播和發展完善奠定了基礎。隨著時代的發展，在較長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在春秋、戰國和秦漢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由於齊國對魯國的兼併，造成黃河下遊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兩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漸交流融合，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僅在魯國，孔子門下就有72賢人、3000多個弟子來學習傳播儒學。隨著齊魯文化的相互交融，儒學首先傳播到齊國。從戰國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齊國均在臨淄設立學術基地，最著名當屬稷下學宮，邀請各派名家授業傳道。正是有了這個條件，儒學得以在齊國廣泛傳播。在著名的儒家學者裡面，齊人是魯國之外最多的。孔子之後兩個最大的儒學大師孟子和荀子，都和齊國關係密切。孟子相當一段時間在齊國，荀子長期在稷下學宮傳播儒文化，在其書中第一次將齊魯並稱，說明當時齊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經大大推進。同時，齊國的管仲學派也積極推動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融合發展。到了戰國時期，儒學獲得了極大地發展，實際上已經佔據了魯國、齊國兩個國家，實現了儒學的齊魯化，儒學由「一國之學術」成為「天下之學術」。
齊魯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秦統一中國後，法家思想雖然成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但淵源於陰陽五行學說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至西漢初年，屬於齊文化系統的黃老之學又風靡一時，當時統治集團中好黃老之學者甚眾，在全國推行無為政治，不過六七十年間，便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漢代形成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也和齊魯文化有深遠的淵源關係。西漢學者劉向在《說苑·政理篇》曾說過，齊國「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魯國「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跡也。」「故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齊魯霸王之道，不僅被漢代統治者所接受，逐漸合成為「漢家制度」，而且對此後歷代有作為的封建統治者的治國方略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秦漢時期，大儒董仲舒吸收了新的思想，既推崇孔子，闡揚仁學，又採齊學之陰陽五行，大講天人感應，併兼採墨、法等尚同、法治思想，將儒家改鑄成新學說，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地位的工具。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納入封建大一統文化的核心圈之中，成為影響深遠的主流文化。三、山東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以地域特點為特徵形成的文化。齊魯大地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思想學說和文化風尚創造了不同區域、不同文化特質的地域文化。這些地域文化多姿多彩、內蘊深厚，其中有天人合一和帝王文化色彩的泰山文化；有開拓、堅韌的黃河文化；有創建仁義、禮制思想的孔孟文化；有早期商業文明的運河文化；有忠義、剛烈的水滸文化；有開放、納新的海洋文化；有新工業革命的城市文化；有忠誠、奉獻的沂蒙文化；有兼容並蓄的對外交流文化等。山東不同的地域文化既各具特色，各領風騷，又相互影響，相互融合，鋪就了廣褒無垠的齊魯文化大地，支撐起堅實巍峨的齊魯文化大廈。
（一）泰山文化
泰山文化是自然地理特徵的文化，也是地域性文化。泰山自古至今聲名顯赫。打開中國的歷史典籍，從《十三經》到《二十五史》，多處可見對於泰山的記錄和描述。它是一座富有象徵意義的山，它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與自然賦形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喻體。
1.泰山概貌
泰山位於中國華北大平原東側、山東省中部，橫亙於泰安、濟南兩市之間，總面積426平方公裡。主峰玉皇頂海拔1545米，相對高差1391米。據載，在距今24億年前後，魯西包括泰山地區發生了一次強烈的造山運動，即泰山運動。在這個運動的作用下，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山系，古泰山就是這些山系中的一部分，高高地聳立於海平面之上。距今1億年左右，在複雜的地質作用下，形成了今日泰山的雛形。直到新生代中期（距今3000萬年左右），今日泰山的總體輪廓基本形成，又經過了長期的自然雕鑿，終於形成了今日的景貌。據考古發現，從40萬年前到4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在泰山文化區域曾活動著沂源猿人、新泰智人，兩者分別代表了這一地區舊石器時代人類發展的兩個重要階段。到了新石器時代，這個地區的原始先民依次創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嶽石文化等一系列燦爛輝煌的文化。
泰山摩崖刻石泰山有著豐富多姿的名勝古蹟。古老而年輕的岱廟，位於泰山南麓泰城中部，又名東嶽廟、泰嶽廟、岱嶽廟，俗稱泰廟，是古代祭岱的主要場所。勝跡眾多的岱陽又稱泰前，是泰山風景名勝薈萃之地，除岱廟外，還有登山東路、登山西路、環山路、徂徠山等景區。今存寺廟20座，碑碣639塊，摩崖刻石634處。天人合一的岱頂，位於泰山之巔，面積0.6平方公裡。由此可跨天門，遊天街，望天闕，渡仙橋，逛瓊閣，賞旭日東升、晚霞夕照、雨凇霧凇、黃河金帶、雲海玉盤等奇觀。岱頂現存廟宇5座，碑碣22塊，摩崖刻石246塊。風光秀美的岱陰，位於泰山主峰以北，包括後石塢、谷山玉泉寺、桃花峪、婁敬洞山、五峰山、昆瑞山、靈巖等景區。其群山連綿，曠遠清幽，奇峰怪巖，洞塢藏秀，有寺廟6座、碑碣640塊、摩崖刻石599處。
2.泰山風尚
泰山是一座「文化山」，它與中華文明血脈相連。歷代統治者和廣大民眾都採取種種儀式，表達對泰山的景仰與膜拜，由此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泰山文化」現象。
泰山崇拜。泰山因其「大」成為古代人最早推崇它的原因之一，人們崇拜泰山，是希冀這座「大」山給人帶來力量，驅除災害，求得幸福。人們在對「大」的膜拜中逐漸發現，太陽有著更神秘的力量。因此，太陽崇拜成為泰山崇拜中更為深刻的歷史原因。東方與太陽密不可分，在中國古代神話和文學作品中，太陽就被稱做「東烏」、「東君」。東方成了尊貴的方位。例如「五行」說中，東方屬木，其色為青蒼，所以「東方曰蒼天」；在「八卦」中，東方為「震」，「震為長男」；在「四時」中，東方為「春」，春乃四季之首；在「五常」中，東方為「仁」，仁是天地大德；在「五帝」中，東方是「青帝」，青帝是至高的天神……這種出於原始思維的東方崇拜，使地處中原之東的高大泰山有了更加神聖的力量。《文獻通考》中即記述「岱宗東嶽，以其處東北居寅醜之間，萬物始終之地，陰陽交泰之所，為眾山所宗也」。泰山崇拜反映了人類早期對自然力、自然之神的敬畏與依靠，折射出人與自然和諧的原始形態。
泰山封禪。帝王封禪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的現象，幾乎是每個皇帝夢寐以求的。在帝王封禪史上，除了武則天以女皇的身份封過中嶽嵩山外，其他所有的封禪都是在泰山舉行的，這為泰山注入了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蘊。所謂封禪，就是祭天祭地，古代帝王用這種形式，表達對昊天上帝佑護的謝意，並祈求上帝保佑實現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歷代皇帝選中泰山進行封禪儀式，就是認為泰山形體高大、位於東方，是可以與天交流的「天梯」。帝王能與天對話，表明其威嚴神聖的地位崇高無比。
古代最初的祭天活動是一種叫「柴望」的儀式，即在山頂燃起大火，借青煙的徐徐上升，人們把心中的願望帶到天上，實現與天的交流。「柴望」的儀式是很壯觀，山上燃起大火，火中撒上名貴的香料，隨著香菸騰空而起，山下萬民歡呼，成就了一個輝煌的時刻。泰山祭祀把萬眾凝聚到一起，民族的團結與統一就在這大火與歡呼中完成了升華。
歷代帝王對泰山的祭祀封禪，留下了泰山獨特的帝王文化印跡。周代帝王留下了封禪遺址——周明堂，這是所謂先秦72代封禪泰山的帝王中留下的唯一遺蹟。秦始皇帝嬴政是史書正式記載的第一個到泰山封禪的皇帝。從此以後，封禪逐漸脫離了「柴望」的原始形態，增加了更多的社會政治內容和皇帝本人企求長生不老的求仙意識。漢武帝在位54年，共8次來到泰山，5次登頂修封。唐玄宗李隆基封禪時，公開了專給天帝看的玉牒書，還為泰山留下了號稱天下大觀的《紀泰山銘》，洋洋千餘言，刻於13米多高的天然峭壁上；武則天封禪泰山留下了著名的鴛鴦碑。然而，宋王朝時，宋真宗則演出了封禪史上的一出鬧劇，把封禪推向了末路。宋以後的皇帝不再到泰山封禪，而是改成了對泰山神的祭祀，規模也小得多了。
泰山宗教。古諺云：「泰山神全」，意思是泰山一是宗教歷史悠久，古今神仙都有；二是教種門派齊全，儒釋道各有空間；三是諸神譜系錯綜，天地人三界共榮。泰山這種古今兼備、天人合一的神譜結構，在中外名山中是絕無僅有的。
泰山佛教。泰山以寺院眾多、高僧輩出、宗派紛呈而長期成為齊魯佛教區的中心。史書記載，最早到泰山傳播佛教的是天竺高僧佛圖澄的弟子郎公。公元351年，郎公在泰山建郎公寺，並講經布道。著名的大字鼻祖經石峪《金剛經》，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隋唐時代，泰山更是梵音四起，伽藍毗鄰，相繼創建了藏佛寺、法華寺、竹林寺、天封寺等禪院。宋以後，佛教的某些基本教義又為儒家吸收，泰山道教也漸漸併入儒、釋。
泰山道教。古老的原始崇拜，帝王的封禪，給泰山提供了道教發展的沃土。泰山崇拜、封禪與祭祀都與道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宇宙觀十分契合；而中國古代求仙訪藥、長生不死的人生期冀，又推動了帝王紛紛東巡到泰山祭祀天地，因此泰山逐漸成了道教勢力的重要基地，道教成為泰山佔主導地位的宗教。
三教互補。泰山宗教與其他各山相比，除了政教合一等特點外，更為突出的特色是儒、釋、道三教相互融合。中國宗教在發展過程中，三教之間曾不斷鬥爭、爭寵，但同時也不斷互相吸收交融。總之，泰山宗教，貫穿了從原始自然崇拜到儒、釋、道、天主、伊斯蘭諸教的全部歷史，從而證明了泰山是一座名副其實的神山、宗教山。
泰山民俗。宗教的世俗化延伸，又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民俗的形態。因此，泰山民俗亦有著自己的顯著特色。泰山有眾多的神祉，而諸神中的絕大多數是民俗神。東嶽大帝、泰山老奶奶（即碧霞元君）、王母娘娘、石敢當、城隍、人祖、八仙、魯班、風伯、雨師、火神、龍王、雷神、電母、關帝、藥王、豆神、五哥、二郎等，幾乎無一不是富有生活情調的民俗神。其中最主要的泰山神有兩個，一是東嶽大帝，一是碧霞元君。影響更大的是碧霞元君。然而，在民眾中，人們更熟悉和熱衷的則是「泰山老奶奶」。在泰山俗信中，有一種事象為「泰山石敢當」就是以石碑（或小石人）立於橋道要衝或砌於房屋牆壁，以禁壓不祥之俗。它在中國民間甚為流行，甚至影響國外。
藝術積澱。泰山是文人的泰山，是政治的泰山，也是藝術的泰山。偉大的思想家孔子一生中到過泰山，泰山成為他孜孜以求文化知識的地方，如今泰山上還有為紀念孔子而建的孔子廟。秦代李斯在《諫逐客書》中留下了「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的經典名句；漢代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則為後人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千古句言；唐代李白的「天門一長嘯，萬裡清風來」為泰山留下了綺麗的詩文；杜甫的《望嶽》「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成為不朽的詩句經典；清代作家蒲松齡的泰山詩賦《齊魯青未了·撫臺觀風》、《登玉皇閣》等，都成為泰山文庫中的不朽佳作。當歷史進入20世紀之後，從泰山文化藝術的意義上，可以提到的名字還很多，康有為、梁啓超、林紓、馮玉祥、毛澤東、蔣介石、徐志摩、泰戈爾、徐悲鴻、李健吾、劉海粟等，他們都是足以影響甚至改變歷史的人，他們共同組成了泰山的文化記憶。
3.泰山精神
自有人類以來，人們與泰山緊密相聯，泰山不僅記錄下了我們民族精神發展的歷程，而且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載體。泰山以其自身的特徵，形成了不斷進取、勇於超越的精神；捍衛尊嚴、永葆正氣的精神；積極入世、樂於奉獻的精神；善於吸收、勇於揚棄的精神，導引、框限著人們的精神投射方向。泰山的高大、厚重、向上、不摧、充滿生機、包容萬物等特徵，無時不在影響、感染著人們；而人的意志、理想、追求、性格，又經常與泰山的屬性相契合。於是，無生命的山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成了某些精神的象徵，這種精神伴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長河，不斷積澱、凝聚、棄劣揚善、推陳出新，輻射到了更為廣大的地區，得到了整個民族的認同，具有了影響全民族的力量。
（二）黃河文化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全長5464公裡，流域面積75萬平方公裡，下遊橫穿山東，山東境內河長617公裡，流域面積1.83萬平方公裡。現行河道是1855年（鹹豐五年）改道而形成的，流經菏澤、聊城、泰安、德州、濟南、濱州、東營7市，含25個縣市（區），在東營市墾利縣流入渤海。在山東境內，由於泥沙的不斷淤積、延伸、和流路的擺動、改造，形成了黃河河口三角洲，並在繼續填海造陸。山東是黃河入海的地方，奔騰不息的黃河在這裡孕育了內涵豐富的齊魯文化。
九曲黃河流入大海1.黃河古蹟文化遺存
黃河孕育了古老的華夏文明，同時也孕育了古老的齊魯文明。在黃河兩岸，包括地上和地下，保存著眾多的文化遺址和風物遺存，使黃河文化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領地與城邑。古時的菏澤曾是曹國領地，後故名曹州，相傳堯、舜、禹三位著名的氏族部落首領主要活動在這一地區，堯根據這一帶氣候變化規律創立的曆法沿用至今；定陶縣被史學家稱為「天下之中」，曾是齊、秦、趙三國長期激戰爭奪的目標；東漢末年，曹操屯兵於鄄（今鄄城縣舊城鎮），以此為根據地，形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在已發現的8座龍山文化城址中，聊城茌平縣教場鋪、景陽岡龍山文化城為全國迄今發現的最大的龍山文化城；春秋戰國時期，聊城是齊國西部的重要城邑，是諸侯國必爭之地。今境內仍存孫臏用兵的馬陵道、迷魂陣遺址及魯仲連射書救聊城的遺蹟；聊城最早的城址聊古廟，至今已有2500餘年的歷史，為春秋戰國至南北朝北魏時聊城故。新石器時代的濱州、東營古文化遺存主要有濱城區臥佛臺遺址、惠民大郭遺址、鄒平丁公遺址、鮑家遺址、博興利城遺址、曹家遺址、村高遺址、陽信小韓遺址、廣饒傅家遺址等。
文物與名勝。早在舊石器時代，德州已有精美的黑陶器物；歷史上有「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禹疏九河，其五在德」，禹疏九河的九條河有五條在德州境內，德州城南的禹城縣也因此而得名。在聊城地青州龍興寺北魏貼金彩繪佛立像區出土的仰韶文化前期的雙唇口小口瓶、雙唇口細頸壺、弇口淺腹紅錛頂殘片，仰韶文化晚期的有肩石鏟等器物，是中華民族的瑰寶；高唐固河漢墓群中出土的綠釉陶樓，為國家一級保護文物；聊城光嶽樓中遺存的清康熙帝、乾隆帝的詩刻及清代狀元傅以漸的手跡，山陝會館中尚存的12幅古代鐫刻楹聯等等，均為稀世之寶；全市尚存塔、樓、廟、寺、碑、亭、墓等名勝古蹟500餘處，建於宋代的鐵塔，是中國現存為數極少的鐵塔之一；建於明代的光嶽樓，是中國尚存的古代建築中最古老、最高大的木構樓閣；建於清初的山陝會館，是中國會館建築中不可多得的藝術傑作；清代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的海源閣，「為海內之甲觀」。
佛寺與佛造像。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宗教盛行，黃河流域出現了大量的佛寺與佛造像，如廣饒普救寺遺址、惠民玉林寺遺址、博興華龍寺遺址、興國寺遺址、般若寺遺址、無棣海豐塔，以及各縣區出土的眾多的佛像、菩薩像、羅漢像、維摩像等。造像多為大型碑形，且都裝飾華麗，雕工洗鍊細膩，表明當地古代佛教文化高度發達。
莊園。位於惠民的魏氏莊園是我國北方現存唯一的城堡式建築，是晚清時期集商人、地主、官僚為一體的魏氏家族宅邸，與四川大邑的劉氏莊園、山東棲霞的牟氏莊園並稱「中國三大莊園」。這座古老的莊園包含了豐富的建築文化、民俗事象、兵學文化、歷史信息，體現了農耕文明智慧的結晶，顯示了在黃河流域中的重要文化價值。
2.黃河神話傳說與民俗
山東黃河沿岸分布著一系列山峰，如右岸，有屬於泰山山系的梁山、金山、子路山、華山等，左岸有關山、位山、魚山等。另外中低山區和衝擊平原的接壤處還有些湖泊及窪地，如東平湖、東平窪地。黃河沿岸還有許多獨特的風景，如黃河長堤捕蟬、黃河落日、黃河故道林帶風景、黃河幹流懸河、艾山卡口、南水北調穿黃工程等。這些山峰、湖泊不僅具有觀賞價值，而且是黃河沿岸居民重要的生活區域，形成了豐富的生活習俗和歷史傳說。東平司理山北齊摩崖佛造像
黃河流域的神話傳說豐富生動、家喻戶曉，既具有傳統的儒、釋、道文化的深厚內涵，又具有鮮活的地方特色。這些神話傳說主要有三類：一是關於人物的，二是關於地方風物的，三是一些風俗傳說。如黃河三角洲的董永故事、孝婦河的故事、麻姑廟的故事、白龍灣、鶴伴山、青龍山、海豐塔、火把李和朝陽村的故事，秦皇臺、蒲姑城的故事、丘貝風雲、宋太祖與扳倒井和紅喜磚的故事、王薄和唐賽兒的故事、二月二吃蠍豆、七月十五放荷燈的故事等。除了這些美麗的神話傳說之外，黃河地區還有很多民間信仰，大多與河神有關，如「大王」、「將軍」，還有些水神、鎮水靈物等。大王在民間又稱黃河大王、大王爺、河大王等，有六位，最有名的是「金龍四大王」。有些地方還修建了大王廟，每年舉行大王廟廟會。
楊家埠木版年畫·春牛圖歷史上的黃河是重要的航運通道，黃河沿岸形成了許多造船風俗、民工風俗、船商風俗等。黃河沿岸亦有許多渡口、渡船、浮橋等交通設施。許多有名的黃河渡口都有自己的特色，如陽穀縣張秋鎮渡口是黃河與古運河交接處的渡口，在元明清三代是個異常熱鬧的地方，當年的河工有這樣的口諺：「南有蘇杭，北有臨（清）張（秋）」，這裡又有小蘇州之稱；惠民鎮清河鎮渡口，作為山東西北部的重要通道，常常將本地有名的清河鎮年畫傳播到西北面的其他省區。由於黃河是條憂患之河，所以常常需要挖深河道、加固大堤，在這些常年的勞作中，河工們形成了帶有黃河沿岸特色的硪號和河工號子。如《二板號》、《快號》、《十二蓮花》、《爬山虎》、《打手硪號》《兩頭停》、《太平洋》《長號》、《短號》、《二八號》等一百多種硪號。常見的河工號子有「騎馬號」、「綿羊號」、「小官號」、「花號」等。
山東黃河沿岸的剪紙、泥塑、年畫、印染、刺繡、編結等民間手藝異常璀璨。沿黃一帶是重要的棉產區，所以盛行棉紡、織布，在這些自製衣物中，最能體現當地人與大河息息相關的情懷的就是「紫花布」了。這種布做出來衣服穿在身上，因為與泥土同色，而不怕風沙汙染，深受當地居民的喜愛。另外，濱城、利津、博興、廣饒等地簡潔明快、粗獷豪放、喜慶吉利的民間剪紙名揚海內外；博興做工精巧、造型新穎的草編、柳編工藝品已遠銷海內外；惠民河南張的造型質樸、寓意吉祥的泥娃娃（扳不倒）也有相當廣泛的影響。黃河流域民間工藝大多歷史悠久，傳承著濃厚的古風意蘊。
3.文化名人與文藝作品
在母親河的哺育下，山東黃河流域出現了許多文化名人和文藝作品。從古到今，難以盡數。在菏澤地區有軍事家孫臏、思想家莊子、農學家汜勝之、經濟學家劉晏、文學家晁補之、農民起義領袖黃巢、宋江等大批聖賢，至今境內仍保留著堯王墓、陳王臺、百獅坊、範蠡湖、秦王避暑洞、仿山遺址、孫臏故城等１００多處名勝古蹟。聊城的清代開國狀元傅以漸，其「文章為一時之冠」；「千古奇丐」武訓，以行乞興學而聞名於世；在近代和現代，著名學者傅斯年，國畫大師呼盉齋、李苦禪為中華學術文化和藝術文化留下傳世之作；張自忠、馬本齋等抗日民族英雄，為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曾在德州下帷讀書；「滑稽之雄」東方朔，文採風格，卓然一家，是相聲的祖師爺。濱州有惠民的孫武、鄒平的伏生、隨母嫁到鄒平的範仲淹等；明初發生在蒲臺縣（今博興縣）女豪傑唐賽兒領導了農民起義；而一代大儒梁漱溟選擇黃河岸邊的鄒平施展自己的抱負，進行了鄉土建設試驗。
在歷代的文藝作品中，描寫到黃河的更是卷帙浩繁。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還是繪畫，都顯示出厚重的黃河文化特色。詩歌如唐代詩人劉長卿的《晚泊無棣溝》、元代張養浩的《謁范文正公祠詩》、清代施閏章的《望長白山》等，浸染黃河渾厚的文化之風。抗戰時期產生的音樂作品《黃河大合唱》更是形象的表達了黃河以及黃河沿岸人民那種不可阻擋的雄渾氣勢。山東呂劇地方戲曲《小姑賢》、《借年》、《牆頭記》、《姊妹易嫁》等長久不衰，深受百姓喜愛。建國初的呂劇戲《李二嫂改嫁》轟動全國。
4.黃河三角洲移民文化和人文精神
黃河是一條善淤、善決、善徙的河流，每年攜帶約16億噸的泥沙奔流而下，約有12噸泥沙沉積在三角洲及河口沿岸地區，平均每年新造陸地23—28平方公裡。黃河三角洲是我國最大的三角洲，是我國溫帶最廣闊、最完整、最年輕的溼地，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文化。
年輕的黃河三角洲自明初以來的六百多年間，已經先後接收了三次大的移民：第一次是明朝洪武、永樂年間來自山西洪桐與河北棗強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黃河三角洲中西部地區；第二次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來自魯西的移民，主要分布在墾利、利津、霑化一帶；第三次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分別來自魯西和部分油田的移民，主要分布於東營市東部地區。除此之外，小規模的移民更是源源不斷。貫穿古今的移民，給黃河三角洲的文化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如今黃河三角洲的許多地名還保留著移民的痕跡。以霑化縣為例，422個地名中，248個出現於明初，42個出現於1935年。由於地名產生的時間跨度較長，因此命名的風格也各不相同。早期的多以地形、姓氏、職業命名，如吳家、崔鋪、豆腐李等，近現代則具有較多的社會文化含量，突出了時代特徵，如愛國、聯盟等。以「屋子」為後綴的地名則反映了移民「趕黃河」的遊走式農耕方式。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將各自的鄉土文化載入黃河三角洲，既彰顯著各自的特點，又相互融合互補，形成了黃河三角洲兼容並包、一體多元的移民文化。
黃河三角洲的石油工業在近幾十年的發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徵。這裡擁有中國第二大油田——勝利油田。油田人大多是從魯西和全國各大油田遷徙來的移民，帶來了各地的精神和文化，這種多元性導致了黃河三角洲文化迅速融合，並創造出巨大的活力。正是這種新的、具有頑強生命力的文化和精神，促使了作為黃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東營市的發展和跨越。
黃河文化源遠流長，先秦時有著繁盛的齊國文化，秦漢至清末又是各種文化交融發展，近現代時逐漸成熟，在黃河三角洲形成新的渤海文化。總起來看，齊魯黃河文化，有著務實性、抗爭性、多元性特點，具有兼容和諧的群體主義精神、不畏艱險、英勇頑強的抗爭精神、忠勇無畏的愛國精神、寬厚忠孝的仁愛精神和勤奮節儉、靈活務實的創業精神。
（三）孔孟文化
孔孟文化，在這裡主要是以指孔子、孟子為主體的思想文化與孔孟所在生活地域共同產生、演變和發展起來的地域性文化。
1.孔孟其人與學說
孔子與其學說。孔子，名孔丘，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魯國陬邑，即今山東曲阜。是春秋末期儒學學派的創始人，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出生時，原先的貴族家庭敗落了，少年時代的孔子和母親一起過著貧賤的生活。孔子從小在母親的教育下，刻苦學習，發憤進取。孔子一生努力追求為政和做人之道。他主張學以致仕，學而優則仕，希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但是，仕途艱難，在數次從政遭受挫折的情況下，他致力講學，從而開闢了一條私人授業的道路。
受「忠君尊王」思想的支配，定公九年（前501），51歲的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即中都（今山東汶上西）地區方的長官，後來又歷任主管建築與道路等事務的「司空」和掌管司法與外交事務的「司寇」。孔子在魯國任職參政後，表現了非凡的才幹。他為中都宰時，中都的政事成為外地效法的榜樣；做了司寇後，在外交上取得了夾谷之會勝利，獲得了很高的政治聲譽。孔子在魯做官時，取得了卓著的政績。但是，孔子終因與魯國君王政見不同，逐漸被疏遠。魯定公十三年（前497），55歲的孔子帶著一批弟子忍痛離開魯國，開始了周遊列國艱辛漫長的歷程。
公元前483年，68歲的孔子被弟子季康子派人帶重禮請回魯國。孔子回到魯國後，魯哀公和執政的季康子對孔子以「國老」之禮相待，向他請教為政之道。但季康子的所作所為，最終與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馳。因思想相佐，孔子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業上，他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獻，作為教授弟子的課本。傳授「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實施「文、行、忠、信」，和「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的四科教育。孔子一生教授弟子3000，成名者就有顏回、閔損、宰予、冉求、仲由、曾參等70多人。公元前479年，孔子73歲離開了人世。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社會大動蕩的時代，為探索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實現「小康」、「大同」的政治思想，他尊周公，建禮治，強調仁政、禮治、為政以德。同時，孔子強調道德教化，把它看成為政之道的重要內容。他以「仁」為中心，提出了溫、良、恭、儉、讓、廉、恥、剛、毅、木、訥、義、勇、謙、和等道德條目和規範，以及「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等一系列正心、修身的修養方法。他的哲學思想強調「過猶不及」的「中庸」，其調和的思想打上了魯國崇尚先王之訓，講求禮、樂等傳統的烙印。孔子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結構、心理特徵、倫理道德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孟子與其學說。孟子，名軻，生於周烈王四年（前372），戰國中期鄒（今山東鄒城）人。戰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孟子是在非常嚴格的家教中長大的，母親的三次搬遷對孟子的影響很大。孟子年幼時，他的家在墳墓附近，孟子做遊戲時就經常學著埋藏死人。孟母發現後，就把家遷到集市的附近居住。然而，年小的孟子又開始模仿商販叫賣。孟母再次又把家遷到學校旁邊居住，她要讓孟子從小學習禮儀，「設俎豆，揖讓進退」。這就是「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慢慢長大，從學於子思的弟子，即司馬遷所說的「受業子思之門人」。據考證，孟子的師承關係是由孔子—曾子—子思—子思門人相沿而來。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春秋》。他雖沒有直接受業於子思，但確屬子思學派，他與孔丘、子思乃一脈相承，以至於後人稱「思孟學派」。
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一個諸子並起、百家爭鳴的時代。孟子以孔子的護法者和儒家的衛道者自居，闢楊墨、正人心，捍衛「孔子之道」。他對孔子思想作了系統的闡發，既有繼承，又有改造，使自己成為孔子之後又一著名的儒學大師。為了實行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爭取民心、尊賢任能主張。在世界觀上，孟子也是孔子「天命」論的繼承者。「孟子道性善」，他認為人的道德品質，如仁、義、禮、智等乃是人性所固有的，與生俱來的。孟子的天人合人的世界觀和人性論溯源於天、歸本於人的思想，對漢儒有很大的影響。
孟子一生崇拜孔子，他的人生經歷也與孔子基本相同。青年時期，孟子刻苦學習和開業授徒。中年以後懷著政治抱負遊歷各國，但始終沒能實現政治宏願。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後二十幾年遊歷各國外，主要從事教育活動。孟子培養出了不少弟子，比較著名的有公孫丑、萬章、樂正子、公都子、孟仲子等。孟子死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終年84歲。
2.悠久的魯都歷史文化
《史記》記載，魯都曲阜是黃帝的生地，軒轅黃帝原來生於曲阜的壽丘。不僅如此，魯都曲阜還有許多新石器時代的遺存二十多處。其中包含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兩種遺存的就有東魏莊、西夏侯、大果莊、中王莊、西白村、小雪等處。包含龍山文化遺址的有店北頭、孔家村、劉官莊、前孟莊、書院村、曲家村、前夏莊等。少昊陵遺址、南舉埠遺址、馬莊遺址、韋莊遺址、果莊遺址、龍山水庫遺址和夫子洞遺址。豐富的古代傳說與大量的考古資料證明魯都一地歷史悠久，古代文化光輝燦爛。
先祖少昊陵孔子生於魯國，家住魯都內西南隅闕裡，在這一帶留下許多孔子當年活動的遺址。
周公廟。周公廟即魯太廟，亦稱「元聖廟」。在今曲阜城東北裡許，古魯城中心的高阜上。周公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為輔佐武王、成王，他制定了一整套統治制度，其中的周禮，據說「周禮三百，儀禮三千」，把西周時的典章制度和節文儀式固定下來，聯繫起來，用以嚴格區分和規範君臣、父子、夫婦、上下、尊卑、長幼、親疏等。這些規定釐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社會發展。因此，周公成為我國奴隸社會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薨後諡「元」，以周天子禮付葬文王之側，魯國建太廟奉祀。孔子在魯都曲阜長大，從小就受周禮的薰陶，他一生尊周，其思想帶有明顯的尚古和崇周特徵。
闕裡孔廟。孔廟設於魯國國都闕裡之旁，始建於孔子逝世後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是中國歷代王朝祭祀孔子的廟宇，是我國建成最早、規格最高、形制最標準的孔廟。全國各地孔廟（或稱文廟、聖廟、孔子廟、夫子廟）均仿此為標準建造。今曲阜城內的孔廟，為明時的基礎，清雍正年間重建。南北長637－651米，東西闊141－153米，總面積約144畝，南起金聲玉振坊，北至聖跡殿，共九進院落，建有殿堂廊廡門坊四百六十六間。孔廟建築群，面積之廣大，氣魄之雄偉，時間之久遠，保存之完整，在世界建築史上均不多見，它成為一座集歷史、考古、建築、雕刻、繪畫、書法等於一體的大型博物館。
曲阜魯國故城遺址衍聖公府。亦稱孔府，是專為孔子直系後裔設置的府第。衍聖公府位於曲阜城裡，孔廟東鄰。是孔子嫡裔長支世代居住的地方。自秦漢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建立以來，封建皇帝基於自己統治的需要，在對孔子一再加封的同時，對其後代也不斷封賜。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孔子嫡裔已成為一個享有一些特權的大貴族、大地主了。孔府是我國封建社會一座著名的貴族府第，佔地一百畝，擁有樓、房、廳、堂四百六十餘間。府內建築分中、東、西三部分。最後部分是號稱「鐵山園」的後花園。另外，明太祖朱元璋時曾賜弟於北京的東安門外，這座府第專供衍聖公到北京朝見皇帝時居住。這些地方，被人們稱為「北京孔府」。
孔子墓孔林。位於曲阜城北三裡許的孔林，面洙背泗，是孔子死後兩千多年來孔子後裔葬埋的墓地，也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古墓群。據統計，歷代對孔林重修、增修共十三次，擴林地三次，增植樹株五次。現在的孔林，總面積二平方公裡，殿、堂、亭、門、坊數十間，周圍林牆高近一丈，厚可數尺，長達14.5華裡，林內有樹十萬多株。其中，柏、松、楷、柞、榆、楓、楊、柳、女貞、五味等各種樹木縱橫交織、盤根錯節、四季蒼翠。在萬木掩映的幽林中，碑石林立，石儀成群，計有大小石碑幾千塊。
曲阜的孔廟、孔府、孔林，統稱「三孔」，是中國歷代紀念孔子，推崇儒學的象徵，以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積澱、宏大的規模和豐富的文物珍藏以及科學的藝術價值而著稱於世。
3.孟子故裡鄒城
鄒城位於山東省南部偏西，北毗魯國故城曲阜，南接滕薛故地，東依沂蒙山區，西臨魯西平原。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就誕生在這塊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自古以來「鄒」與「魯」並稱，鄒魯成為人們嚮往的地方，成為文化繁榮興盛之地的代稱。
鄒城的人文資源十分豐富。從原始社會到夏、商、周三代，再歷西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6000年來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使鄒城擁有眾多的文物古蹟。古遺址主要有野店遺址、邾國故城遺址、漆女城遺址、寺頂子遺址、鬥雞臺遺址、犁耙峪遺址、晚照寺遺址、灰城子遺址、康天城遺址等，每一處古遺址，都是先人的生活縮影。鄒城的古墓主要有四基山古墓群、萬章墓、南宮适墓、臥虎山漢畫像石墓群、高李村漢畫像石墓、西晉劉寶墓、元李裕庵墓、明魯荒王墓等。這些古遺址、古墓中出土的文物眾多，其中「弗敏父」銅鼎和秦詔文陶量均系國家一級文物。鄒城的古建築以孟廟古建築群、孟府古建築群和孟林享殿最具代表性。它是孟子地位提升的歷史見證。
鄒城歷史上名人輩出，它不僅誕生了孟子這樣偉大的思想家，而且還孕育出了許多對中華民族做出貢獻的歷史名人。漆女憂國不嫁，孟母斷機教子，韋賢、韋玄成父子丞相，龔遂仗義執言，張儉不畏強暴，仲長統濁世獨清，王粲的文彩，王叔和高明的醫術，唐彬卓越的軍事才能等，都彪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4.鄒魯文化
春秋後期，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誕生於尼山。尼山在歷史上長期以來屬於古邾國或鄒縣境內，因此說孔子生於鄒，後定居於魯。孔子在魯創立了儒家學說，使魯成為文化的中心。在戰國時期的社會巨變中，許多貴族離開本土到外地謀生。孟子本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後來遷到鄒國定居；孔子的孫子子思也曾到鄒國講學。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大環境中，天下學士不歸楊則歸墨，誕生於鄒地的孟子，繼承發揚孔子的思想學說，使鄒城成為儒學的復興之地。是鄒、魯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出了孔子、孟子這兩位文化巨人。也正是因為孔子、孟子，才形成了「鄒魯文化」或「鄒魯遺風」，「鄒魯」成為文化興盛、繁榮的代稱。
（四）運河文化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境內就有了人工開挖的運河，但是直至元代以前，這些運河都是區域性的、短暫的。元代開挖會通河，明代對其進行改造修整，使山東運河通航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逐漸形成了集商業文化與市井文化為特色的山東運河文化。
1.山東運河的歷史變遷
考古資料說明，最遲在距今5000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發明了舟筏，利用自然河道，從事水上交通。大約在4000年前，他們開始用人力開挖溝渠，治理水患。春秋戰國時候，中國境內可以行舟的自然水道幾乎都被利用了起來。中國的自然水道是東西走向，東西交通很容易利用自然水道實現，但南北交通很難或無法通過水路實現。如何將南北水道連接起來？唯一的辦法是開鑿人工運河。當時冶鐵技術已經發明，鐵製工具開始使用，大規模地挖掘泥土、開山劈石成為可能，於是各國開始興修大型水利工程，開挖面寬水深的河道，這樣的水利工程已不單單是用於洩洪、灌溉，而且用來通航運輸。於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工運河產生了。
元代以後，京杭運河全線貫通，京杭運河自臺兒莊流入山東境內，依次流過嶧縣（今屬棗莊市）、滕縣、鄒縣、魚臺、濟寧、嘉祥、汶上、東平、東阿、壽張（今屬陽穀縣）、陽穀、聊城、堂邑（今聊城市東昌府區堂邑鎮）、博平（今屬茌平縣），臨清、夏津、武城、恩縣(今屬德州市)、德州，至桑園鎮進入直隸境。明清時期，京杭運河全程1700多公裡，其中流經山東的會通河與衛運河近600公裡，大約佔了運河全長的三分之一。
在此期間，有兩件在山東運河開發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一是會通河開通。至元二十六年（1286）正月，元世祖採納壽張縣尹韓仲輝、太史院令史邊源的建議。徵調民夫3萬人，開挖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會通河開通後，不僅使得南起餘杭（今杭州市）北至京城的大運河全線貫通，而且隋朝時期的京杭大運河，航程縮短上千裡。二是南旺水脊分水工程。明代為解決黃河淤積和水源不足這兩大難題，人們用了「避黃保運」和增設「水櫃」行措施，保證了河道的暢通。永樂九年（1441年），明朝工部尚書宋禮聽取汶上一位年近半百的老農白英的建議，引汶上水直接進入南旺脊頂，先成居高臨下之勢再於南旺南北設閘分水而下。這就是被後人簡稱的「借水行舟」計劃。在中國近2500年的運河發展史上，南旺分水樞紐工程與四川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一樣，堪稱世界第一流的水利構思。南旺水脊分水工程是矗立在1800公裏運河上的一座豐碑，它標誌著中華民族戰勝自然的智慧與膽略。
2.山東運河的文化特徵
漕運文化。秦漢時期，政府每年通過黃河等河道由山東、河南轉運大批糧食供應京師，於是有了漕運制度。明清兩代，會通河暢通，每年數百萬擔糧食均由此運往京城。專制王朝將漕運看作「國家命脈攸關」，在山東建立徵收、運輸、儲存漕糧的機構，即由國家直接管理的大型糧倉。這些糧倉全都建在運河岸邊，又被稱為水次倉。明朝洪武到永樂年間，臨清、德州、濟寧相繼建立了這樣的大型水次倉。這些機構遍布於運河沿線的重要市鎮，增加了運河市鎮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漕糧交兌與糧倉的設立，使得運河沿線城鎮的人口數量增加，其中有以官吏與糧倉管理人員為主的常住人口，也有往來運送糧食的糧戶、運丁等流動人口，有從鄉村湧向城鎮的從事牽挽漕船的縴夫、裝卸運輸糧食的腳夫、從事飲食娛樂等服務業的人口，所有這些，不僅使得運河城鎮人口數量增加，而且改變了運河城鎮的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漕運文化逐漸形成。
城鎮文化。運河將沿途的州縣緊緊地連為一體，形成了以運河為軸線的經濟繁榮、分布密集的城鎮帶。臨清和濟寧都曾設立直隸州，它們一個位於山東運河北段，一個位於山東運河南段，都處在山東運河工程的重要位置上，運河的開通，使得它們成為東運河岸邊的兩座最大的城市，在全國也有重要的地位。與臨清、濟寧相比，明清時期的聊城、德州和張秋無論是城市規模還是繁華程度都要差一些，但運河同樣為他們注入過巨大的生機和活力，使之成為區域性商品集散中心。聊城和德州都是魯西北的軍事重鎮，比較而言，明清時期的德州軍事地位更重要，而聊城的經濟發展水平更高些。張秋雖然不是政治中心城市，但它的經濟水平卻不遜於聊城和德州，其經濟輻射力超過了一般縣級中心城市。運河沿岸的這些城鎮，政治區劃、商業區劃清晰，有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顯示出城鎮的活力。
商業文化。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出現了以運河沿線大小城市為樞紐和中心的不同層次的商業網絡。南北各地的商人商幫紛紛到山東運河區域從事商業經營活動，從而形成了山東運河區域的商業文化。它大體有四個相互銜接的層次構成，即：省際商業流通網絡、州府際商業流通網絡、縣際商業流通網絡和集市廟會網絡。臨清和濟寧是山東運河最早興起的商業城市，明朝初期，就都被列入全國33個大城市之中。山東運河區域集市的興旺始於明代中葉，在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農村集市的發展在全省是最為迅速的。除了農村集市外，明清時期農村市場中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交易形式——廟會。廟會多設在寺廟前，因而往往因該寺廟所供奉之神而稱某某廟會，如關帝廟會、娘娘廟會等。廟會最早是一種祭祀神靈的宗教活動，也是一種民間文化娛樂活動，後來則增加了商品貿易功能即民間集市的功能，並且這一功能越來越重要，因而廟會逐漸演變出農村集市特徵，成為鄉集之外的又一農村市場形式。
大運河運河的暢通，促進了山東運河區域商業興盛和經濟繁榮，也帶動了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明清後，山東運河區域，經濟性會館遍布城鄉，從德州桑園鎮到兗州臺兒莊，分布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商幫建立的大大小小數十座會館、公所或寺、廟、宮、觀，成為明清時期商業文化的載體和見證。山東運河區域的會館，幾乎是清一色的商業性會館，這些會館從建築格局、裝飾圖繪、楹聯碑銘、供奉神祗以及日常活動，都包含有濃厚的文化色彩。
文風昌盛。運河的發展也蘊育了運河城市文風的昌盛。山東是書院產生較早的地區，唐朝末年，臨朐就設立了李公書院。到清代我國有書院總數約達4365所，其中山東為213所，有84所分布在沿運地區。清代運河區域的書院有一個與明代一脈相承的特點：即官學化，幾乎所有的書院創辦者或主持者，都是州縣官吏。
山東運河區域的書院絕大多數是為明清時期高度發達的科舉制度培養後備人才的基地。正因為如此，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出現了科舉盛行、文風昌鬱的局面。明朝至清朝中期，沿運各州縣及輻射州縣，科舉興盛、人才輩出，所出舉人數量佔全省的半數以上，尤其在運河管理最稱完善的明朝後期，該區域的舉人數也達到鼎峰，佔到了全省舉人數的近70%，這恰恰又與這一時期該區域創建的書院的比例相吻合。據統計，中國歷代狀元，有籍貫可考的397人，其中山東籍36人。明清兩代，山東籍狀元共26人，而運河區域有12人，佔總數的46%。
山東自古為文物之邦，私家藏書興盛，唐宋以前尤居全國之冠。在諸多藏書家中，聊城楊氏海源閣藏珍善本書多，來源廣，歷時久，影響也最大。據統計，明代山東藏書家為84人，其數量少於江蘇而多於浙江；清代349人，遠遠超過了江浙。山東運河區域藏書家數量多的根本原因是這一區域文化發達、學術昌盛，對外交往的頻繁，以及南北各地文化交流的發展。
城市的發展，商業的發達，促進了文化交流。嘉道年間，聊城各地均建起了山陝會館。這些會館大都修有戲樓，時常約請各地戲班來會館演出。有陝西秦腔（山西梆子、陝西梆子）、安徽徽劇、河北梆子等，這些演出加強了各地區間的文化交流。
民風豪放。進入明朝，因大運河的貫通和人們對水運的倚重以及商業繁榮而發生的變化，各種行業神、自然神和聖賢神的崇拜日益增多，其中水神崇拜、金龍四大天王崇拜和關公信仰最為普遍，成為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十分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
在中國，關帝崇拜根基深厚，關羽崇拜可與「萬事師表」的孔子的崇拜相提並論；但在其影響的廣度上，關羽崇拜又明顯地超過了孔子崇拜。山東省是關羽信仰比較發達的地區，明清兩朝，山東幾乎所有的州縣都建有關帝廟，而西部的運河區域，關帝信仰就更加普遍。關帝廟數不勝數，其重要的原因，關羽忠信仁義的精神品格與這一區域傳統的民眾心理極為吻合。
嗜酒與尚武，是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社會風俗的突出特點。這種習俗的形成，既與一定的歷史傳統和自然環境有關，也與大運河的興衰有關。唐朝隨著文化重心轉移至江南，孔孟之鄉的文化傳統也漸趨式微，再加上天災人禍頻繁，魯西的生存環境大為惡化，民風也由舒緩知禮漸漸變得勁悍剛武，喜歡喝酒的人越來越多。明朝開始，山東運河區域的製酒業迅速發展，民間釀酒、售酒已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山東人的嗜酒善飲也開始有了名氣。國民初年，濟寧州的芙蓉、滿庭芳、醉仙桃、菡萏香諸酒，名聲遠播，曾代表中國第一次參加巴拿馬博覽會並獲得金獎。明清時期，與釀酒業發達一樣頗有名氣的，是山東人的豪飲之風，魯西運河區域的嗜酒善飲是其他地方難以匹敵的。梁山好漢各個都是好酒量，武松醉酒赤拳打死猛虎，宋江酒後題反詩，魯智深醉拔垂楊柳，李逵乘醉打山門等，嗜酒英雄的故事數不勝數。
明清兩代，山東運河區域好漢輩出，民風剽悍，習武成風。連西方人都了解了山東人「好武」和「好義」的秉性。明清山東運河區域共產生出11位狀元，其中有半數為武狀元，這樣的文、武狀元之比在全國是罕見的；同時魯西地區還產生了數量眾多的武舉人，這在全國也是名列前茅的。正是基於此，清代後期，這一帶才成為大刀會、義和拳、紅燈照的故鄉。魯西民間的尚武之風成為運河流域獨特的民風文化。
3.山東運河與中外交流
元代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外國使者開始經此遊歷中國，他們大都從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或經山東運河往返於京城與沿海口岸之間，或在山東運河各城市遊覽訪問，經商傳教。他們帶來了本國的商品和文化，也在山東運河區域獲取了物質與文化的財富。
山東運河與東南亞各國。明成祖建都北京後，採取了一系列鼓勵海外國家來京朝貢的政策，而各國朝貢者又有利可圖，加上鄭和下西洋的廣泛影響，東南亞前往北京朝貢的國家甚為頻繁。在山東運河上，常年可見東南亞諸國前往北京的船隻穿梭著，據《明史·外國傳》記載的就有40多個國家。朝貢者除帶有各種寶石、香料及其它本國特產外，還帶有大量的私貨。朝貢時，他們可在沿岸停靠銷售貨物，由此，各運河城市也都有東南亞各國的香料等特產。永樂年間，鄭和船隊曾到達位於菲律賓南部的蘇祿國，此後，蘇祿國即產生了與中國交往的願望。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國東王馬都葛叭哈刺進京朝貢返回途中，病逝在德州。現仍然保存於德州市城郊的蘇祿王墓，是東南亞各國使節經由運河往返的見證。
山東運河與中日勘和貿易。自元代京杭運河開通，日本的商人、文人、學者便通過運河，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活動。自唐朝後，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流非常活躍。到明代，日本在中國進行商貿活動，須經政府發給許可證明「勘和金牌」，故稱勘和貿易。明政府與日本進行勘和貿易，主要是滿足其「四方賓服」的政治需要，同時也希望通過雙方交往抑制倭寇侵擾。而日本則主要是通過朝貢貿易獲得經濟利益。正德年間日朝貢使團的正使了庵桂梧所撰《壬申入明記》、嘉靖年間朝貢使團的正使策彥周良所撰《初渡記》、《再渡記》，均記錄了在中國和山東運河的所見所聞，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山東運河與中朝貢使貿易。元代以後，中朝友好往來與山東運河發生了聯繫。元代許多高麗文人到中國學習、生活，參加科舉考試，他們當中不少人沿運河遊歷中國名山大川。延祐二年（1315）至正元年（1341）間，作為高麗忠宣王的伺從、高麗後期的明臣和詩人李齊賢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明代中朝之間的經濟文化往來比元朝更為興盛，朝貢幾乎從未執行過明政府三年一貢的規定，有時一年一貢，有時一年多次朝貢。期間，朝鮮官員崔溥寫下了在中國的歷險與經歷的《漂海錄》。書中記述了在山東運河航行10餘天的情況，記載了山東運河沿岸的城鎮驛站、社會狀況、文化風情、風景名勝和和運河工程等。有意思的是，崔溥在書中還對中國南北方文化的差異，從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生產方式、交通狀況、房屋建築、教育狀況、衣著服飾、民情風俗等方面做了評述。
濟寧北齊崇覺寺鐵塔山東運河與西方商旅和傳教。蒙古軍隊遠足西進，兵鋒波及歐洲大陸，由此，西方社會開始關注中國，歐洲商人和傳教士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其中影響較大且遊歷過山東運河的是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和傳教士利瑪竇。自至元十二年（1275）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17年間，馬可波羅在元朝擔任樞密副使、淮東道宣慰使、揚州總督等職，在去南方各地巡視時，路過山東運河沿岸的臨清、東平、濟寧等城市，留下美好印象。回國後寫出《馬可波羅遊記》，讚美了這些城市的經濟狀況和風土人情。最早進入山東運河沿線活動的傳教士是義大利人利瑪竇。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利瑪竇由南京去北京，意請皇帝支持他們在中國傳教。途中至山東運河段時，在濟寧、臨清生活了數月，感受到了當地善良友好的民風，，領略了所到城鎮的富庶，也經歷了官吏所表現出來的強權。回國後寫下了《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述了在山東運河的親身感受。西方傳教士在山東運河區域傳播西方宗教和價值觀念，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客觀上促進了山東運河區域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
（五）水滸文化
發生在南宋時期山東省濟寧市梁山境內的農民戰爭，引發和演變成了一種超越地域範圍的水滸文化，剛烈、忠義、勇猛、彪悍的水滸文化延續了近千年。
1.水滸故事
水滸文化源於歷史真實的水滸故事。政和四年（1114年）以後、宣和二年（1120年）以前六年的時間裡，宋江等108將在梁山泊的起義造反，使梁山泊的威名名揚天下，使水滸故事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記。
水滸文化古代的梁山和梁山泊是連在一體的。梁山位於今山東省濟寧市梁山縣境內，原名壽良山，又稱良山，漢朝時是皇家獵場。後因西漢文帝次子梁孝王曾在此遊獵，死後葬於山麓，漢景帝為其建墓立碑，並將良山更名為梁山。《山東通志·古蹟》載：「梁孝王墓在（壽張）縣東南梁山。」梁山主峰在梁山縣城南側，北面有龜山、鳳凰山、小安山、金山（東平湖湖心島）和銀山等。它北起聊城（即《水滸傳》的東昌府），東到泰山，西至河北大名，南至菏澤、巨野（即《水滸傳》的濟州），方圓百餘裡。在北宋末年，梁山泊屬京東西路，在東平府壽張縣、濟州鄆城縣、濟州巨野縣、東平府中都縣（今汶上）和東平府須城縣（今東平）界內，是水滸英雄聚義造反的地方。
梁山泊歷史悠久。據史料記載，它是古代大野澤遺蹟。兩千多年前，我國地理著名《禹貢》中載有：「徐州大野既瀦，東原底平。」東原就是今天的東平。《元和志》說：「大野澤在巨野縣東五裡，南北三百裡，東西百餘裡。」由此可知，現在的東平、汶上、巨野、鄆城、梁山和濟寧一帶的平原窪地，都是古代大野澤的範圍。後來由於氣候的變化和河渠的開掘以及黃河下遊不斷的決口改道，逐漸形成了梁山泊。梁山泊憑山勢之險，成為好漢們對抗官軍的理想之地。在這裡，他們反對貪官汙吏，動富濟貧，替天行道。然而，最後宋江被招降，然後去徵討方臘，最終演繹了一場悲壯農民戰爭文化。
那麼，為什麼宋元時期的水滸故事長期盛行下去呢？這與那個時代的社會變化密切相關。從南宋到元代前期漫長的時期，水滸英雄們在「官逼民反」的社會背景下揭竿而起，但在根子上，他們的忠君思想仍佔主導地位。宋朝末期，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壓迫的忠君愛國思想給水滸故事的發展以決定性影響。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北方的土地淪為的金人統治，南宋朝廷處於金人的威脅之下，最後被強悍的蒙古所滅。人民在連年的戰亂中，始終處於兵火與種族的煎熬和欺凌之苦，這時的民族矛盾成為社會的主導問題。社會民族矛盾的尖銳衝突，以及人民對安定生活的企盼，便使水滸故事賦予了民族思想的內容，承載了替天行道為民祈福的精神寄託。以龔開為代表的儒家知識分子，他們對水滸故事的整理，代表了統治階級的思想和願望，亦表達了社會各階層崇尚英雄、除惡滅敵、嚮往幸福的理想意願。
2.《水滸傳》文化
山東東平人羅貫中將長期流傳各地的水滸故事凝結在一起，在元末明初寫出長篇小說《水滸傳》。《水滸傳》以其獨特的審美文化影響著後世。
崇尚陽剛、勇力與武風。水滸文化中，陽剛氣質、勇力美學及尚武之風彪炳史冊，名揚天下。水滸英雄大都體格魁偉，虎虎有生氣。如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有千萬斤氣力」；魯智深「生的面圓而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鬍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等等。英雄們強健的體魄，蘊蓄著驅虎豹、徵強敵的力量。為此，《水滸傳》中極盡推崇讚美之辭。武松景陽岡打虎，魯智深倒拔垂揚柳，梁山108將個個顯示著非凡的陽剛神力。就連女性也不讓鬚眉，孫二娘黑店耍威風，扈三娘武藝高強，陣前爭勝，《水滸傳》中的眾多女姓亦彰顯著野性與力量之美。更有徵遼的勝利，成為梁山武勇精神的大檢閱。
濃鬱的文化風情。《水滸傳》作為一幅反映北宋末年中國社會的歷史畫卷，它不僅涉及梁山英雄與封建惡勢力不屈不撓的鬥爭，也以深刻和寫實的手法廣泛再現了當時普通民眾的世俗生活。有對大都市各色居民活動的生動描述，也有對小鎮商人的生活細微刻畫，就連市民的日常家居、遊玩娛樂、飲食享受等都有精到的展示，如遍布於大街小巷、酒樓店鋪、勾欄瓦舍的「說話」（即說故事），美貌聰慧、色藝雙全的惓妓，林林總總的夜市風情，以及相撲、刺字與文身等，摹寫得具體真實，活靈活現。《水滸傳》不但展示了宋朝市井生活的廣闊場景，塑造了一大批各色各樣的市井人物，而且也充分表達了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渴望。
豪放的飲食風尚。在《水滸傳》中，還有一個十分強烈的表現，即英雄們的飲酒、食肉、品茗。他們出入於茶樓酒肆，率性飲酒，快意食肉，不拘程式，快活消遙。《水滸傳》全書寫了64家酒肆，既有東京一類城市酒樓，有州府一級的比較豪華的酒店，又有陽穀縣一類的村鎮酒家，也有鄉村、荒嶺、道路上的小酒館；梁山英雄吃酒時用的器具大號的有擔、桶、翁；中號的有碗、角、旋、瓢、壺、葫蘆；小號的有瓶、杯、盞、盅。《水滸傳》「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以酒宴示敬、志賀，以酒宴顯英雄膽力，以酒宴展英雄抱負，從飲食方式上反映了梁山英雄的生活理念，體現出地域特色的文化風尚。「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不僅是他們基本的飲食方式，同時也寄託了英雄們嚮往的理想聖園。
在朝代更迭、異族統治下，面對沉重的民族苦難，水滸故事的流傳、演說、演唱、整理與寫定成書，歌頌了中華民族勇敢抗暴的精神、強悍鷙猛的武力和叱吒風雲的氣概，傳播了熾熱的愛國情感和對大同世界的嚮往。
3.水滸文化的意蘊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重視倫理道德的教化。可以說，儒家倫理精神對水滸故事的浸潤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水滸英雄面對北宋末年政治腐敗，在官逼民反的壓力下，走向造反的道路，雖身居水泊被統治階級視為「盜」、「賊」，但他們依然替天行道。「道」主要是儒家倫理意識，是社會民眾奉行的社會道德準則，是忠、孝、節、義的行為規範。水滸文化蘊育了豐富的內涵，體現了孝、忠、義其「道」的倫理精神，頌揚了仗義疏財的崇高美德，表現了儒家文化人格及其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識。
孝、忠、義其倫理精神。「孝」在水滸故事中佔有突出的地位，是水滸故事忠義觀念的基石，也是《水滸傳》極力宣揚的一種倫理情結。《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被說成是人世間天經地義的行為。作為靈魂人物的宋江，從孝道出發下山迎取老父；李逵為盡孝道下山背母；好漢們到梁山泊後，都把家屬帶上梁山，以盡人倫之道。水滸故事中的「孝」不僅包括對父母的親情，也包含著對下層百姓互助互憐的感情，追求的終極目的乃是光耀祖宗，青史留名。梁山好漢孝的觀念和行為體現了中華民族對家庭的至親至愛。
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結果，義是忠孝的體現。在水滸故事中，忠的觀念一直是好漢們追求並希望達到的一種倫理境界。然而，宋江倡導的忠義，包含著愛國主義的情懷，但也有愚忠的一面。水滸故事所表現的忠的觀念，打著時代的烙印，也刻著時代的局限。
仗義疏財的崇高美德。仗義疏財是評價水滸英雄的道德標準。好漢們陸續上梁山之前，他們人人都有「仗義疏財」的豪舉：慷慨好施，扶危濟困，捨身為人，維護著被壓迫者的利益。同時，好漢們提倡「四海之內皆兄弟」、「竭力同心，共聚大義」，「交情渾似股肱，義氣真同骨肉」，「死生相託」。水滸英雄大多不惜錢財，樂善好施。由於宋江肯於助人，因而獲有「及時雨」的美名。
三教合一的文化意識。宗教作為一種古老而又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對古代中國漫長的歷史，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影響。梁山泊的大同理想天地，其構成來源即相當複雜，既有儒家「大同世界」和莊子「至德之世」的影子，又有道教「太平」的社會理想和佛教平等意識的滲入。在儒、釋、道三教主宰的思想文化領域，宗教文化思想對文學的薰染和滲透，文學也自覺不自覺地承載著宗教文化的意緒。水滸故事的流傳經過宋元明漫長的時代，體現了比較鮮明的宗教態度，反映了比較濃厚的宗教文化意識。《水滸傳》構想的梁山泊和諧、平等的理想社會，不是哪一家思想的結晶，而是儒、釋、道三教宗教政治倫理化的一個共同的理想載體。
4.水滸文化的影響
水滸文化研究在國內外形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水滸學」。水滸故事對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水滸精神與農民戰爭。水滸英雄們勇於衝破黑暗社會政治，反對貪官汙吏，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精神對後世農民敢於起來抗爭，起到宣傳和激勵作用。水滸故事影響農民造反，最早始於明代中期，到明末農民戰爭達到高峰。從清初至民國，其影響也沒有中斷。在歷次農民戰爭中，他們從中汲取軍事鬥爭的經驗，借鑑造反的綱領和口號，更甚者不少農民義軍的首領還借用水滸英雄的人名或綽號，來表達他們的精神訴求。有人形容，任何一個善於鼓動的思想家、社會活動家都無法超過水滸文化對農民造反的影響。
水滸文化與中外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一起，共同構成了幾百年間的「章回小說」，奠定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同時，它又是一個具有巨大輻射力和滲透力的文化實體，後世從《水滸傳》中又生發出小說、戲曲、彈詞、詩、詞、文、序、跋、繪畫、雕刻、電影、電視劇等眾多形式的的作品。水滸文化不僅有豐富的表現形式，還深深影響和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心態和價值觀念。《水滸傳》這部傑出的民族文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傳並得到高度評價。
（六）海洋文化
山東海疆外受黃渤海的天然滋潤，內承齊魯大地的人文孕育，形成了鮮明的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從遠古時期有人類居住以來就開始構築，並隨著人們對海洋認知能力的提高和沿海地區的開發而持續充實，以至在歷史文明長河中顯示出強大生命力。
1.自然區域與文化傳承
山東半島三面環海，海岸線綿延曲折，自日照、青島、威海、煙臺、濰坊、東營至濱州，由東向西，全長3121公裡，約佔全國大陸海岸線總長的六分之一。這條海岸線構成了山東陸地與海洋的交匯邊界，再加上海岸線以外的邊海和其中299個大小不同的島嶼，便構成了山東海疆區域。在這個區域中，人們開發利用著海陸兩處的各種資源，深受海濱獨特生態環境的影響。
神話傳說。在千裡遼闊的山東海疆，海上仙話的出現，把海疆文化引入啟蒙階段。山東先民最早構思出海上仙山，給它起名為蓬萊山。「蓬萊」一詞是美好的象徵，它既代表一座海上仙山，又成為眾多神山仙洲的總稱，同時還涵納著一種超脫塵俗的仙境。圍繞著這種仙境，人們構築起一整套充滿神仙意味的蓬萊仙話。在山東海洋文化體系中，蓬萊神山與蓬萊仙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神山展示出塵外仙境，仙人則成為世俗崇拜和模仿的偶像。安期生便是蓬萊仙話中的一個光輝人物。
最早活動在山東沿海的居民，還不具有認識海洋和徵服海洋的能力，他們敬畏海洋，崇拜海洋。為此，先民們虛構出海神形象，建造了眾多的海神廟宇，並且使用最隆重的儀式來祭祠海神，希望海神能夠賜福人類，消解災害。圍繞著海神崇拜和海神祭祀，山東海疆產生了一種特有的海神文化，這種文化，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古代山東沿海一直崇拜東海之神，其中龍神與蕭神就在山東海神信仰中佔有了一席之地。
帝王巡狩。歷史上曾經有兩位聲名顯赫的君主東巡山東沿海，並在山東海疆留下堅實的足跡，一位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一位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還有經久相傳的徐福渡海。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後，即開始巡遊國境和海疆。雖然掩涵著求仙長生的意味，但那種探索海洋，了解海洋，既而徵服海洋的豪邁精神也隨之而釋放。漢武帝在位期間曾9次東巡海疆，其中最少有8次是在山東沿海巡狩。漢武帝多次親臨山東，深深影響著沿海居民，並且帶動一方水土的文化傾向。漢代山東海疆瀰漫著方術奇說，這與漢武帝的個人喜好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徐福率領龐大的秦朝船隊航海東渡，在東鄰日本深深打烙上徐福的文化印跡。
海疆風尚。在歷史的演進中，居住海疆區域的先民不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風尚，並一代一代傳揚下來。秦漢後，封建王朝在全國實行郡縣制管理，山東沿海居民都按郡縣編制而劃分歸屬，久而久之，一種以政區為標誌的海疆居住文化，便在山東沿海的不同地段顯示出來。西漢時期著名的海曲縣（治所在今日照大古城）的居民表現出一種粗獷豪放的海濱特色；青州海濱居民長期生活在一種讀詩書、知禮樂、勤勞作、重鄉誼的文化氛圍之內；登萊地區的牟平民風最趨直樸，人們以傳統道德觀念為依託，生活節儉，交往友善，極具君子風度；文登縣文教之風傳習最久；昌邑的特點是風俗禮教遵循鄒魯，但不拘泥於繁文縟節，雖缺乏冒險，然能平和處事，相安無虞；今濱州、利津、霑化、無棣、陽信地區，過去屬於黃河入海區，由於自然條件差，創業艱難，所以利津人保持了更為樸素的生活作風，濱州樸實無華，霑化人則敦厚本分，甘貧樂簡，無棣居民同樣恪守著「陋舍唯吾樂，貧寒風益純」的海疆風尚。
民俗風情。山東海洋民俗風情頗具特色。每逢上元燈節，又稱元宵節，山東沿海各地都會開展各種各樣的節令活動，形成萬眾沸騰的歡快場面。清明節後踏青時間放風箏、蕩鞦韆，可謂風情萬種。還有十分流行的廟會活動（俗稱山會），既有農家樂趣，亦有娛樂滑稽戲，處處散發著濃鬱的文化意味。更有文人雅士觀賞文石，尋覓、收藏、饋增、寄懷，鮮明地透露著海疆雅士文人對大自然靜謐之物的書卷情趣和人文情感。
2.海洋的經濟文化
山東沿海居民世世代代靠海生活，他們在生產實踐中，創造出豐厚的海洋物質文明，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做出了貢獻。
漁業文化。當人類還處於自然覓食的發展階段時，漁業就已經產生，它的歷史遠遠早於農業。山東沿海居民在漁業經濟方面起步甚早。山東沿海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多次出土石網墜和海魚骨骼，就足以證明這種海洋漁業的久遠歷程。西周初年，齊國創始人呂尚「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最早把海上產業當作治國資本。乾隆七年《威海衛志》卷4《食貨》、民國《牟平縣誌》卷5《漁業》、乾隆七年《威海衛志》卷9《藝文》、《威海賦》、《利津文徵》卷5、光緒十二年《日照縣誌》卷3《食貨》等對山東海洋漁業經濟都作了豐富的記載。
鹽業文化。追溯鹽業開發的歷史，最早的啟端大約出現在山東沿海。齊國強盛之時，曾把鹽業納入國民生計的產業範圍。呂尚初封齊地，就「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自漢代以後，山東鹽業始終在國民生計中佔有重要地位。漢代在全國設鹽官36處，僅山東就有11處。山東鹽業文化的一個突出標誌是製鹽技術的不斷革新。幾千年來，沿海灶民一直在努力提高生產能力，不斷改進煮鹽、煎鹽、曬鹽技藝，使海鹽生產趨向完善，由此，也豐富了鹽業文化。明人王悅的《威海賦》、清人劉學渤的《北海賦》、晚清王崧翰《膠東賦》、利津道光進士張銓的《永門竹枝詞》等詩中的詠鹽詩詞，從中能夠品味當時的那種鹽場風韻。
商業文化。從姜太公開始，齊國就把商業當作發展經濟的主導方針，這個方針伴隨著齊國興亡，一走就是八百餘年。齊桓公時，任用管仲為相，利手各種手段來開發海洋，賺取最大利潤。受齊國商業政策和經商風氣的影響，直到西漢前期，山東始終是商人勢力最為活躍的地方，《鹽鐵論·力耕篇》就說：「宛、周、齊、魯，商遍天下。」然而，隨著漢武帝將鹽鐵之利收歸國有，以及後來對商人勢力的百般壓抑，以及元朝後，特別是明清開始，國家全面禁海，山東海疆地帶的經濟在商業方面陷入遲緩發展。直至清代時，登州很多居民開始學習經商。一些人率然出海，闖關東，下江南，在異鄉外地開拓商業領域。由此可知，山東的海洋商業文化脈系時斷時續，有過輝煌，也長期處於低谷徘徊，比同地的漁鹽文化，則凸現出海洋商業文化的貧弱。
3.海洋的山島文化
山東海域有星羅棋布的大小山峰、海上島嶼和眾多的名勝古蹟，展示山東海洋文化的自然美的同時，寄託了人們對自然更多的崇敬和人文情懷。
海山文化。位於海濱的山峰往往藉助其海山交匯的風貌而知名天下，這些海上名山包含了更廣泛的文化內涵。大珠山與小珠山都在今膠南市境內。瀕臨黃海，是古代密州的海上名山，舊時膠州八景有「雙珠嵌雲」之說。大珠山還是齊國長城的海上始點，當時齊國以此為南界，修築起一道防禦工事，也為大珠山增添了古老的軍事色彩。槎山又名鐵槎山，座落於今榮成市南部，峰崖嵯峨，奇險雄峻，古人譽為「大東勝境」。槎山從金代開始聞名。海上七真人中的王處一、郝大通受業於王重陽之後，都曾修煉於查山（即槎山）。成山是山東半島最東端的一條山脈，又稱「天盡頭」。成山在齊國時期就已經成名。齊人祭神，設有八祠，其中五祠設於海濱名山，成山所設為「日主祠」。成山一帶多有秦皇遺蹟，其中著名者為秦宮、望海臺和始皇石橋。芝罘山位於煙臺市北部海面上，也叫芝罘島，其山島就像一個巨大的蘑菇突入海中，其地理形態十分美觀。秦始皇曾三次登上芝罘山，在秦時遺物中，芝罘刻石最為著名。嶗山，古稱勞山，亦作牢山、鰲山。漢光武時，北海高人逄萌在此「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東漢末年，一代鴻儒鄭玄「嘗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青山幽谷之間，至今留有康成書院遺蹟。而後高僧法顯遊歷海外，於此登岸著書；全真道長丘處機傳教海疆，沿山鐫下摩崖詩刻。嶗山有「海上第一名山」的譽稱。
道家名山。從宗教傳播來看，山東沿海屬於道教勢力的重點發展區域，其文化遺存最為豐厚，幾乎海邊山谷皆有道家遺蹤，而且很多名山皆因仙跡道觀而傳譽四方，如橫亙於牟平、文登兩市的崑嵛山，萊州市雲峰山、大基山和寒同山，龍口的萊山與盧山等。山東海疆的道家名山是本土文化的典型縮影，其中蘊藏著宗教人文的濃烈氣息。
海島文化。在環繞山東半島的海洋中，由於島嶼孤懸海中，因而其文化積存產生出不同於陸岸海山的獨特風韻。伴隨著歷代先民開發海島的深層推移，山東海島日益呈現出勃勃生機，其中漁港田陌、兵塞墩壘飄散著海上煙火，而神廟古祠、遺冢荒臺又封存著歷史傳說。目前山東沿海共有全國統一編號的島嶼299個，其中有常住居民的島嶼30餘個。這些島嶼做為大陸與海洋之間的鈕扣，接納過很多居民和航海者，並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海島文化。
20世紀初威海劉公島等客的黃包車劉公島位於威海灣口，距威海陸岸約2海裡，全島面積3.15平方公裡。對於威海人而言，劉公島是他們獨有的一所海上花園。從軍事及航運角度上看，劉公島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光緒七年（1881年）威海正式成為北洋水師的屯泊基地，其軍港設施就在劉公島。光緒十三年（1887年）又在島上建起了北洋海軍提督署和大批營房，並調派護軍兩營駐於劉公島。兩年後，陸續籌建了鐵碼頭、麻井船塢、炮臺和水師學堂。從此，劉公島成為清朝北洋海軍的核心基地。1895年甲午海戰的失敗，劉公島陷入了悲壯與恥辱的交織中。1930年，國民政府收回威海衛，劉公島才又回到中國人統治之中。如今的劉公島保存下了北洋水師提督衙門和丁汝昌的府邸，成為甲午戰爭的歷史見證。
山東海疆分布著許多名勝古蹟，這些人文古蹟向世人展示了包孕豐厚的名勝文化。琅琊臺是一處古遺址，位於今膠南市琅琊鎮境內的琅琊山上，經秦朝遺蹟而蜚聲海內。蓬萊閣是一座古建築，座落於蓬萊縣海邊丹崖上，特有的神話傳說、仙境情趣、蜃樓幻景、人文遊覽以及歷代傳誦的頌詞詩賦，使得蓬萊閣散發著濃厚的文化色彩。
4.海洋文化的風格
自古以來，山東海疆就浸潤在一種濃鬱的學術氛圍之中，顯示出海洋文化的開放、融合、納新和雋永的特質。
經學的傳播。山東是儒學的發祥地。自孔子創儒學，以六藝教授子弟，魯國就開始了經籍學術的延傳，史稱「傳經」。齊魯經學從當時的學術中心擴散到海疆地區，在沿海地帶形成了非常濃烈的傳經風氣。終西漢一代，《易》學大師王同、梁丘賀、費直、王璜，《書》學大師歐陽生、兒寬、殷崇，古文《尚書》大師庸生、張霸，《詩》學大師王扶，《禮》學大師徐良，《春秋》學大師王中、公孫文、東門雲、左鹹、房鳳等人，以及精通五經的王吉，都是海疆學子。東漢末年，終於砥礪出一位博通五經、繼往開來的巨擘宗師，這就是以「通學」著稱的鄭玄。鄭玄以其博通全學的綜合學問來遍注群經，「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最終達到了兩漢經學的最高境界。
學校與書院。漢代經學在山東海疆的傳播主要以私家教授為主，從唐朝起，官方開始大力扶植地方學校，山東海疆學校逐漸建立起來。黃縣學校是山東海疆最早的地方學校，始建於唐朝開元元年（713年）。除了官辦學宮之外，山東海疆的基礎教育還主要依賴於眾多的書院。書院之制始於五代，盛於宋，山東海疆則從元代起才開始大規模設置書院。從明朝開始，海疆地區的書院多了起來，著名的「東萊書院」、即墨的「東厓書院」，以及昌邑的詁經書院，霑化的南湖書院，蓬萊的瀛洲書院，文登的文山書院，萊陽的泮東書院，黃縣的河濱書院，嶗山的康成書院等。清朝時，山東海疆地區建置的書院已是星羅棋布，都在當地顯赫一時，培養出眾多學子。
海洋文學。素有海派詩風的山東海洋詩歌就是一條以大海為視點，以海疆風物為題材的詩派洪流。北魏時，「好為詩賦」的鄭道昭出任光州（今萊州）刺史，寫下了著名的《觀海童詩》，這首詩至今仍然嵌刻在雲峰山山崖之上。金元之際，由全真七子組成的道家門派，詩風格調，極具海洋色彩。明代的山東詩人楊巍在海豐，魏倫在利津，劉欽在壽光，範復粹在黃縣，孫鎮在萊州，王振宗在膠州，胡承烈在日照，都以詠海佳作而名揚鄉土。清初，諸城詩人丁耀亢吟唱出一系列海上佳篇，把山東的海上風貌描繪得精彩紛呈，萊陽詩人宋琬、新城詩人王士禛、王士祿兄弟也都用詩的形式來擁抱大海。康乾之間，山東詩人奔赴海疆而觀海詠詩，形成一代風氣，留下了篇篇佳作，山東海疆詩歌最終積累出豐厚的內容。
海疆道教。山東海洋地區很早就出現了方術之學，齊國方士更是憑藉海洋的神秘向世人大肆宣揚蓬萊仙境，鼓吹長生成仙之術。這種神仙方術對中國道教的生成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道教發展過程中，山東海洋始終作為道教傳播和修煉的風水寶地，涵育出許多道家精英。金元時期的全真教以「海上七真人」為主體，在道教各流派中掀起一股海疆旋風，至今在道教體系中仍然保留著巨大影響。
兵家文化。從自身安全出發，山東海疆曾經進行過大規模的海防建設，構築了嚴密的海防體系。這種海防建設不但體現出軍事功能，還從各種角度反映了不同時代的海防認識和防禦理念，並由此形成了海洋地區特有的兵家文化。
（七）城市文化
城市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不僅是區域經濟社會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人文社會的中心。鴉片戰爭後，中國進入了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外來殖民文化的入侵，使山東社會在物質層面上發生了與傳統中國社會完全不同的歷史變革，這些變革推動了山東社會由傳統農業、手工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型。由此，催生了近代城市的產生，催生了以都市為存在形式的新型社會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的發展變遷史，是經濟的歷史，政治的歷史，也是文化的歷史。
1.近代城市的發展
山東歷史上的城市，大都為行政中心。近代以前，山東共設置了107個州縣，也就是建立了大小不等的107個城。其中惟一不是行政中心的是周村。周村是由一個村鎮發展起來的，但它的經濟地位卻遠遠超過了一般縣城。這樣，近代以前山東共有108個城市。有代表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兩條交通線上：一是大運河沿岸的濟寧、臨清、東昌（今聊城市）和德州；二是沿魯中山地北麓東西陸路大道上的濟南、周村、博山和濰縣。直到19世紀下半葉才有所改變，隨著海上交通的發展，運河沿岸的城市衰落了，而山東半島沿岸興起了煙臺和青島兩個嶄新的海港城市。
商業貿易體系建立。19世紀下半葉，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不斷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侵佔山東領土並大肆掠奪；通過商品輸出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刺激了商品生產的發展。在外來勢力的影響中，最具深遠意義的是商品輸出，山東經濟納入了與國際貿易擴展相聯繫的商業體系中。1861年，煙臺成為山東第一個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至19世紀下半葉，是山東惟一的對外貿易中心，在1897年德國佔領膠州灣以前，煙臺是山東境內居住外國人最多的城市。1901年，英國當局宣布威海為自由貿易港，至此各國商人，圖無稅之利，爭相載貨前來，帶動了商埠區的不斷擴展。「不數年間，商賈雲集，人口激增」，很快成膠東半島東端一重要商埠。1904年濟南確定為開放城市，設立華洋貿易商埠，允許中外商人居住貿易，成為濟南發展的一個裡程碑。由此，濟南、周村、博山、濰縣、濟南寧等城市，均成為地區性貿易中心，並通過煙臺、上海、天津、湛江等通商口岸，與國內外市場聯繫起來。
現代工礦企業產生。19世紀晚期，現代工礦企業的產生使山東經濟再一次發生重要變化。山東巡撫丁寶楨、張曜提倡創建新式企業，在他們及洋務派首領李鴻章的倡導下，山東開辦了官辦、商辦的幾個企業，其中山東機器局、棗莊中興煤礦和煙臺張裕釀酒公司辦得較有成績，而其餘的幾個都失敗了。山東機器局是由山東巡撫丁寶楨於1875年奏請設立的，屬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之一。當時開辦的幾個礦業企業雖然大多都失敗了，但提倡、創辦和支持新式企業的人們，在重義輕利的孔孟之鄉的山東，起了探險路、開風氣的作用。
交通能力大大提高。1903年，山東省第一條公路在青島通車；1904年膠濟鐵路的通車。至民國前期，鐵路交通日臻完善，津浦路黃河大橋個竣，津浦路全線通車。1920年山東省設立了「全省路政總局，規劃汽車道路事宜」。膠濟鐵路和津浦鐵路通車後，濟南成為青島、煙臺口岸洋華進口和土產出口的集散中心，山東省各城市的交通、市政、商業、工業和文化教育等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城市功能大大提高。
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清末，在發展經濟方面，濟南設立了山東農桑總會，設在濟南東郊的山東農事實驗場，是當時全國少數幾個辦得最好的農場之一；主要手工業如漂染業、織布業、銅錫業、翻砂業、磚瓦業和首飾業等都有新的發展；新建立的工業企業，如濟南電燈公司、濼源造紙廠、津浦鐵路機車工廠、興順福機器榨油廠等存在下來並發展成了濟南的主幹企業。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樹起了民主共和的時代旗幟，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振興實業」、「實業救國」的熱情高漲不減，在外來資本主義勢力的刺激下，「有志之士，悉注全力於工商事業，競爭劇烈，頗極一時之盛」。他們創造條件，不失時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據統計，1912—1927年的十六間，濟南歷年創設資本額在5000元以上的工業企業66家，資本總額為16，439，000元，比民國以前工業發展有了巨大發展。
青島的發展歷經曲折。青島是近代山東沿海的第二個新興城市。民國前期的青島與其他城市不同，在德國勢力垮臺後及1922年中國正式收回前，處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達八年之久。至20世紀20年代後期，就民族工業而言，青島在這一時期落後於濟南，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始則發生了明顯變化。首先是民族工業有了較快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928—1930年，青島先後開設大小民族工業企業47家，資本額總計270餘萬元。其次是日用品工業逐步發展起來，如棉織、制針、皮革、顏料、漂染、紐扣、肥皂、捲菸等工業相繼興起。截至1932年，各類大小工業企業已達120餘家，資本總額1700餘萬元（其中包括官辦四方機廠200餘萬），儘管與外資工業企業相比，仍顯得很薄弱，但與1927年以前的情形相比，已有了較大的發展。
民國前期煙臺的工業，相對於其狹小的地界和貿易的衰落，也有較大進步和發展，不少行業步入了國內先進行列，有的甚至處於領先地位，充分展示了一個開放港口的小城特色。工業的進步與發展，主要表現為棉織業、麵粉業、火柴業、罐頭食品業、鐘錶業、釀酒業、燭皂業、精鹽業、電業等一批近代化工業行業的興起和發展，以及一些傳統手工業如發網、花邊、絲織、榨油、磚瓦等行業的技術革新與改造。1915年，煙臺寶時鐘廠的創立，成為我國鐘錶工業之始。1913年，煙臺創建了山東第一家罐頭食品企業——利豐公司，直到20年代，真正的水果、海產品罐頭，煙臺在山東仍獨佔鰲頭。這一時期，煙臺除清末創設的張裕釀酒公司不斷進步並日益昌盛外，又興起了傳統釀酒業、啤酒製造業，並獲得了迅速發展和巨大成功，以至煙臺成為華北乃至中國的釀酒重鎮，所產白蘭地1915年在馬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獲金牌獎。
2.城市的商業文化
城市的變遷，還突出的表現在商業的變化，從中反映出不同特色的商業文化。山東傳統的商業，在鴉片戰爭以前就曾很活躍，特別是運河沿岸的濟寧、臨清、和山東中部的周村、濰縣等地的商業輻射，直接間接地連接南到江蘇、浙江和廣東，北到東北、內蒙和新疆，範圍很廣泛。
市井商業風尚濃鬱。19世紀中葉以前，位於山東西北部的臨清在乾隆初時，磚城內即有10街，2市，許多街巷都以集中的工商業命名，如鍋市街，席廠街，草市街，羊市街，牛市街，油簍巷，白布巷，臘馬巷，銀錠巷，以及當鋪胡同，酒店胡同，糖房胡同等，各街巷商號鱗次櫛比。城內有糧店九十餘家，典當百餘家，旅館數百家。臨清成為當時全國著名的大工商業城市。位於山東省西南部的濟寧，因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形成城裡和城外不同的特點：城裡是政治、軍事中心，城外是經濟中心，這種情況從街道的名稱可見一斑。濟寧城裡的街道除柴禾市以外，大都是用官府衙門、廟宇和士紳家族的姓氏命名的，如總府后街、總府口街、察院街、衙門口街、關帝廟街、天香閣街、城隍廟街、湯家胡同，郭家街、馬家街、熊家街等等，而城外四關的街道，許多則是以集中的工商業命名的，如棉花市街、棗店街、姜店街、果子巷、瓷器胡同、驢市口街、殺豬街、燒酒胡同、打銅巷、豆腐市街、小竹竿巷、小油簍巷、蓖子市街和饊子胡同等等。
在山東運河沿岸城市中，明清兩代次於臨清和濟寧的城市是東昌和德州。東昌（今聊城市）歷史悠久，春秋時期為齊國聊攝地，秦置聊城縣，東昌的商業比臨清、濟寧起步要晚。一是地理位置局限，二是東昌人對工商業不感興趣。清初，山西和陝西的商人到東昌陸續增多，歷經70餘載，耗銀5萬餘兩，在聊城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山陝會館，由此可見山陝商人在此經商的狀況。山東運河沿岸的另一個城市德州，位於山東省西北部與河北省交界處。進入清代，德州的商業有所發展，像藥店、煙店、當鋪、雜貨店等逐漸增多起來，但是遠遜於運河沿岸其它城市。直到清末民初津浦鐵路通車後，德州作為一個重要車站，其商業也沒有繁榮起來。
傳統手工業活躍。19世紀下半葉，山東經濟的變化，一些適合國內市場需要的傳統手工業，在國內市場擴大的刺激下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其中最突出的是周村的絲綢業和濰縣的各種手工業，以及濟寧的醬菜業和博山的玻璃業等。周村在明代叫周村店，有「居民三百家」，從清初到清代中葉的一百多年中，亦發展成了山東一個著名的工商業城市。19世紀末期，不僅魯中、魯南一帶的絲綢以周村為集散地，就是省城濟南集中的繭絲，也運往周村銷售。除了集市貿易外，周村的銀市街、大街、絲市街、綢市街上，興起了各種各樣的絲店、絲局和綢布莊、綢布店進行這頻繁的絲綢交易。濰縣的手工業除土布業、銅首飾業、刺繡業等外，最有特點的是仿古銅器和嵌銀漆器兩種工藝美術產品。極盛時的仿古銅作坊達20餘家，其產品有卣戈、劍、佛教、吉慶錢等300餘種，銷往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和日本、歐洲諸國。嵌銀漆器《西湖十景》屏曾獲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最優等獎。濟寧最富盛名的醬菜作坊是玉堂醬園，是有「七行」、「八作」和一酒房的大產業。玉堂醬園不僅生產的醬菜有名，還生產各種露酒，如萬國春、豐年樂、合家歡、醉重陽、滿庭芳、玉芙蓉、冰雪露等，有幾種酒還在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和1915年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得了獎。博山是山東陶瓷和玻璃手工業生產基地，其陶瓷和玻璃製品廣為歐洲人讚譽。這些器皿的製作幾乎完全是家庭手工業，但也有較大的手工工場。據記載，19世紀60年代末，博山的玻璃工廠和琢磨藝術玻璃的作坊，就有工人500餘名。
商業結構不斷變化。膠濟鐵路通車和濟南開埠後，其商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世紀下半葉，以沿海港口城市為中心的國際國內貿易體系的建立，使更多的洋貨輸入山東，內陸各城市的店鋪中充滿了各種洋貨，改變了傳統的商品結構。1867年的濟南，店鋪商品中有俄國貨，也有英國貨，洋貨充斥市面，清一色的土貨現象不復存在了。新式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必然推進商業不斷產生新的行業。民國前期，濟南經營糧食、棉花的商人隊伍迅速擴大，逐漸形成花行、牛棧、糧棧、炭業、洋貨業以及保險業、木材業等商業新行業。隨著濟南工商業的發展，近代以來先後有一些南方各省商人來到濟南，建立了閩會館、河南會館、安徽鄉詞、江蘇會館、江南會館、湖廣會館等，顯示了商業文化的規模。
青島市的商業，在民國前期也有較大發展，與其它城市相比，又有其自身特點。一是外商控制操縱交易市場。民國前期至20世紀20年代末，青島市內先後設的證券、紗布、土產、錢鈔四大交易市場，隸屬青島取引所信託會社，然而，該會一直被日本人操控著，直到1930年中國民族資本設立了青島物產證券交易所後，這種局面才基本改變。二是外商稱霸金融業。民國前期，青島先後有二十餘家銀行，但主要由日、德等國外商壟斷。三是華商量多資少，在生活類商業領域有較大市場，如經營家具類、衛生類、紙張印刷類、化學電器類等。各業之中，飲食類最為發達，全市近1300餘家；其次為日用類，計540家；再次為服裝類，約有540家。此三項從業人員即佔全市商業員工7／10。
民國前期，煙臺、濰坊、濟寧等城市商業也有新的進步。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和城市規模的擴大，至1933年，煙臺市有大小商號3500餘家，其中「洋商約百餘家」，較1918年增加500餘家。濰縣自清代以來即為山東腹地工商經濟重鎮，1932年，全縣大小商號已達3000餘家，交易總值不下4000萬元，比1919年前增加了2倍多。1926年的濟寧城廂各商號已增至250餘家，比1918年增加了5倍，經營銷售、運轉銷出興旺。主要貨物有羊皮、黃狼尾、茶葉、紅棗、藥材、洋線、綢緞、燒油、紙張、洋油、玻璃以及各類雜貨等，此時期的濟寧已成為魯西南地區商品集散地。
3.城市的社會文化
近代山東在物質層面上的變化，必然影響傳統山東社會的文化形態，推動山東在教育、科技以及社會等層面由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從而促進新型城市文化的產生。
新政改革。清末十年，是近代山東城市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清末新政時期，在山東任巡撫的袁世凱、張人駿、周馥、胡廷幹、楊士驤、吳廷斌、袁樹勳、孫寶琦等人，儘管有的任職較短，但都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以及外交等方面努力與外國侵略勢力做理性競爭，維護國權，增進國力，在促使舊制度向新制度轉化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山東城市發展的原動力之一。
在清末推行新政過程中，山東第一個具有改革思想的巡撫是袁世凱。他於1901年9月在濟南創辦了一所山東大學堂，這是清末新政時期全國成立最早的一所大學。另一件事情是創辦了山東省商務總局，並倡導各地商人成立商會。袁世凱倡辦的這幾件事情，直接推動了全省教育和經濟改革事業的開展。袁世凱提出而沒有親自完成的計劃，經過後任巡撫的努力也都實現了。巡撫張人駿在濟南創辦了武備學堂；繼任者周馥開辦了師範館，開辦了醫學堂。在周馥的號召倡導下，山東71個州縣的傳統書院，1903年就全部改成了小學或中學。清末濟南共創辦中等以上學校14所，有山東省城官立自費師範學堂、山東省城法政學堂、山東省城農林學堂、山左公學、八旗奉直學堂、山東女子師範學堂、山東工業學堂等。這一時期，濟南創建了山東圖書館、博物館等。博物館最大的是廣智院，為教會創辦。濟南還建立了西式醫院，這些醫院最初是由基督教會設立。隨著濟南各方面的發展，城市人口亦不斷增加。據1909年調查，濟南市共有人口245，978人，到1911年增加到275，300人，兩年增加了29，300多人。山東的巡警制度，亦為袁世凱任巡撫時建立。1905年，巡撫制度向全省推廣，至1906年，已有98州縣陸續開辦，共有警兵6000餘名。
新式教育。辛亥革命以後，中央政府教育部在全國範圍內倡導以培養公民道德為主的教育宗旨，廢止尊孔讀經和獎勵出身,取消體罰和貴族學校,禁用清朝學部頒行的教科書,規定編撰頒行灌輸民主共和觀念和科學教育的教材,推廣女子教育和社會教育,倡行男女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鼓勵私人辦學,促使全國近代教育體制迅速形成並日趨成熟起來。至20年代初，濟南的近代學校教育體制已基本臻於完善。「有政府、私人、傳教士或教會機構開辦的各類學校。政府興辦的學校種類齊全；私人開辦的學校有小學和中學；教會學校則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有」（A.G.Park:Social Glimpses of Tsinan.）。濟南的社會教育也逐漸興起。1914年，全省共有63縣成立了通俗講演會（所）。1915年，為統一經管全省社會教育事宜，濟南設立社會教育經理處，直隸省教育廳。這一時期濟南私立社會教育機構有武術傳習所、通俗教育研究會、通俗教育講演所、評書詞曲社、農民講習所、易俗社等。除政府和私人開辦的社會教育機構外，一些基督教會組織或所設機構，也為濟南的社會教育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廣智院和基督教男、女青年會。
德國佔領膠澳期間，德國海軍當局要把青島建設成為「模範殖民地」，「特別重視為中國人開設學校」。他們在租借地內辦有公立小學26所，名曰「蒙養學堂」，專門招收中國學生。學制五年，所學功課，中西混雜，第一年讀《三字經》、《孝經》，第二年讀《論語》，第三年讀《大學》、《中庸》，第四、五年讀《孟子》。此外還有地理、歷史、博物、修身、算學等課程，亦分年而設，惟德語設在四、五兩年。除了德國殖民者當局開辦的公立學校外，德國殖民者也致力發展青島的醫療衛生事業。在城市建立方面，德國人重視規劃，因而使整個青島的城市建立有條不紊，和諧統一。但也無庸諱言，德國人的這種規劃也貫穿了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20年代末30年代初，青島的教育及各類社會事業發展迅速。中國收回青島後，短短五年時間，先後設立各類中高等學校9所，另有新設教會中學2所，青島醫院附設醫學校1所，合計為日佔時期八年新設學校的四倍。30年代初，醫療衛生事業中公立市立醫院下設六個分院，三個診療所；私人及教會團體設立的醫院達四十餘處，具有相當規模的即有二十餘家。
民國前期，煙臺的學校教育呈現出與濟南、青島等城市明顯不同的特點。有幾所學校頗具實用性、先進性。其一是華洋絲業聯合會創設的蠶絲學校。開辦以來，為煙臺及膠東各縣柞蠶業的發展，為山東絲業的生產和改良，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二是毓璜幼稚園附設的師範訓練班，先後為全國各地培訓了數十名高水平的幼教教師；其三是啟暗學校，該校在全國是第一所開設最早的聾啞人教育學校，開近代中國聾啞人教育之先河，數十年間培養了數百名聾啞兒童，使他們能自食其力。後又在全國各地發展了十餘所聾啞學校，為近代中國聾啞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人文研究。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德、英、日殖民主義者的入侵，統治者強化實行「中體西用」、「西學為用」的政策，使山東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產生了劇烈的碰撞與融合，山東文化經歷了艱難緩慢地近代化過程。
20世紀初，一部分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教育和影響的山東出國留學生，開始高揚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旗幟，突破儒家傳統道德蕃籬，投身於反封建專制主義的實踐鬥爭。山東學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生力軍。以傅斯年等人為代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積極地參與了現代中國新文化的創造。最初，他們以「歐化為是」，全面引進西方文化，全盤式反對傳統。然而，在新文化的創建中他們很快發現，僅靠西方文化的移植不能代替中國文化的重建，文化重建必須還有本土的精神資源。因此，他們既吸納西學，又不放棄國學；既批判儒家思想中的腐朽內容，又不贊成「全盤西化」，主張以西方社會教育思想研究中國社會，興辦新式教育；主張以中西結合的方法研究齊魯文化；主張以西方哲學返本開新建立新儒學體系。成為以西學治國學的積極實踐者。
在山東學者的努力下，近代山東人文學術研究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促使山東學人在向儒家倫理道德展開挑戰與批判的同時，投身於文化革命洪流，從事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成為當時激進主義風潮中的新青年代表。山東文學在《詩經》、《楚辭》、先秦散文、漢詩、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蒲學、敦煌學等教學與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山東史學研究完成從古代傳統方法向近代化的轉變，同時又開啟了向現代化的過渡。如經學和諸子學的研究、齊魯史學的研究、山東文化遺產的搶救與新整理、山東方志的編纂等。其中，扭轉重視儒學研究的傳統，致力研究諸子學，特別是墨學，使經學諸子學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在考古學方面，對城子崖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打破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為中華古文明本土起源說提供了確鑿證據。
近代以來，山東匯集了一批國內一流學者，人文學科教學與研究人才薈萃。何思源、傅斯年、牟宗三、梁漱溟、錢穆等學貫中西的新學者形成了新儒學學派，被稱其為「新儒家」。老舍、楊振聲、聞一多、遊國恩、王統照、沈從文、張怡蓀、蕭滌非、臺靜農、黃孝紓、趙太侔、梁實秋、洪深、田仲濟、關德棟以及外文教師趙少侯、孫大雨等，為山東的文教事業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宋書升、孫乃昆、柯劭忞、吳金鼎、張默生、欒調甫、焦振之、傅斯年、顧頡剛、梁思永、王獻唐、丁山、楊向奎、童書業、張維華、路大荒以及外籍學者明義士（加拿大）、河瀨豐四郎、增田貢原（日本）等著名學者，在山東史學、考古學和遺產保護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山東近現代社會科學的諸多學科基本建立起來，如哲學、政治學、法學、軍事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教育學、語言學、文字學、文學、藝術學等。此期間山東還成立了不少的專門研究機構，如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濟南濼源書院、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等，以及學術團體，如社會科學研究會、山東古蹟研究會、女道德社、煙臺慈光社、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文化農村服務社、齊魯書社、勵新學會和各學校的讀書會等，對近代山東學術研究的開展起了重要的推動和幫助作用。
科技進步。近代西方科技的傳播，推進了科技與社會生產實踐的結合，山東科學技術在進入近代之門的同時，也出現了眾多的近現代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他們的科學創造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王錫恩晚年創立繪圖日食新算法，受到國際天學和數學界重視，有「當代世界六大算學家之一」的稱譽。郭永懷為解決飛機速度突破「聲障」，實現超聲速飛行，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為國際力學界的普遍認同。如鐵路工程學陳西林、勞之常，化工專家孫穎川，生物學家秦耀庭，建築工程專家呂彥直、張鎛，植物學家劉慎諤、吳素萱，鐵路橋梁專家王洵才，西醫外科專家於復先，麻纖維專家鄷雲鶴，動物學家劉承釗，水利學家張含英，林學家王正，地理、海洋學家劉恩蘭，力學專家劉先志，海洋生物學家朱樹屏，公共衛生學專家王福溢等，他們在各自相關的學科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為國家、為民族的科技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5.城市的文化藝術
伴隨著山東商業化和近代都市化進程的迅速加快，山東的新聞、出版以及各項文化藝術亦獲得了新的發展。
新聞與出版。濟南開埠後，創辦報刊也成為一種新的風氣。在新聞方面，周馥於1903年創辦了濟南最早的一份報紙《濟南日報》，作為山東地方政府的官報。1905年至1911年，先後又有《官話日報》、《山東官報》、《白話報》、《山東國聞報》、《齊魯公報》、《法政雜誌》、《益聞新報》、《濟南捷報》等報紙雜誌創刊。有關資料顯示，濟南民元以來，為適應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需要，各種報刊幾度蜂起，共計曾刊出日報30餘種，期刊10餘種，雜誌2份，合計各類報刊雜誌近50家。由於中央和地方政治局勢的變動或經濟相互競爭特別是民眾閱讀能力等原因，1924年還有報紙19種。清末至1914年前後，濟南的各種書店一直維持在9家左右，較穩定的有商務印書館分館、山東官書局、藝德堂等數家。20年代中期，各類書店已達19家之多。出版印刷業這一時期亦頗發達，先後總計達30家。其中規模較大，設備、技術先進者，首推張宗昌督魯後創辦的官紙印刷局。
日德佔領時期，青島「無所謂新聞事業」。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後發行了《膠澳月報》、《青島公民報》、《青島時報》、《貧民自治報》等20餘種各類報紙，出版有《觀象月報》、《海岸半月刊》、《天文報告》、《教育半月刊》、《鐵路月刊》、《農村生活周刊》、《鄉村建設月刊》、《警務旬刊》等20餘種刊物，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青島的文化事業迅速發展。
文明戲與革命文藝。「五四」運動以後，歐洲戲劇傳入中國，現代話劇興起。20年代初，濟南已有「文明戲」演出。受新文化運動思潮影響，1929年正式成立山東實驗劇院，演出的話劇有《闊人的孝道》、《湖上的悲劇》、《一隻馬蜂》、《父歸》等，主要演員有崔嵬、魏鶴齡、田烈、陶金等。1929年6月，設在曲阜的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公演新劇《子見南子》，引起孔氏家庭的不滿，釀成震驚中外的事件。1933年，濟南進德會內設魯聲話劇社，演出《阿Q正傳》、《天明了》、《民族魂》、《屠夫》等劇。山東省政府在泰安設立的山東省立民眾劇場，演出了田漢創作的話劇。
30年代，許多演劇社用文學藝術作品團結人民，鼓舞人民，積極投身民族解放運動洪流。青島大學於1932年成立的話劇組織「海鷗劇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青島分盟小組為加強抗日宣傳而建立的外圍組織。演出過影響甚大的街頭廣場劇《放下你的鞭子》。在此期間，濟南曄曄劇社演出日文譯本《嬰兒殺害》、《父歸》和俄國契訶夫的《蠢貨》，並赴上海演出。齊魯大學劇社用話劇形式演出了《打漁殺家》。韓復蕖主魯期間，成立的山東省立劇院，排演了歷史劇《鴉片戰爭》《嶽飛》等。抗日戰爭勝利後，濟南市新民話劇團改名為山東話劇團，演出劇目有《夜光杯》、《第二代》、《春蕾》、《清宮怨》、《水仙花》等。此外，濟南還有山東青年劇社、崑崙劇團、青年劇社、正氣劇團等，有的劇團演出過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醜態的《群猴》、《升官圖》等。此外，煙臺、濰縣、泰安、濟寧等地也有業餘話劇組織，經常演出。
市井文化與傳統文化。在城市文化的發展中，還有許多建在社區、街區的活動場所，成為官吏、市井文人和百姓的文化消遣和文化創作之地。如清末，煙臺就建有會仙茶園、慶豐茶園、德桂茶園、群仙茶園、瀛州茶園等，在這裡經常上演京劇。從民初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濟南、青島、煙臺及省內一些中等城市亦先後修建設備較為完好的劇場。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馬連良等分別在此演出過。晚清至民國時期，群體的書法篆刻活動，多半依附於各種畫社、書畫社等團體進行。民國時期，全省有很多經營文物、文具、書畫的店鋪，經營者大都是書畫家、篆刻家或愛好者。如著名畫家俞劍華在濟南開辦的翰墨緣，此外，濟南還有文鬱齋南紙店、歷下畫社、萃寶齋等等。至30年代初,「濰縣經濟地位之重要，膠濟沿線，首屈一指」。濰縣此時期先後開業兩家大戲院、一家電影院，文化界人士還自發成立了「海岱文社」、「同志畫社」等文化機構。社會習尚方面，特別是1920年以後，衣食住各項，普遍較為講求，明顯優於膠濟路沿線各縣。
曲藝與曲藝演出。山東曲藝品種多樣，源遠流長。至晚清後，山東逐漸成為中國曲藝創作和演出的重鎮，濟南則成為江北曲藝三大中心之一的城市。20年代，濟南的曲藝演出的場所越來越廣，有新市場、勸業場、大觀園、西市場等處的書場、茶園、茶社、劇場以及布棚、席棚等；演出的曲藝形式越來越多，由單純的犁鏵大鼓到西河大鼓、木板大鼓、京韻大鼓、樂亭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墜子、北路琴書、南路琴書、單弦、山東落子、京落子、評書、評詞，再到相聲、雙簧、山東快書、洋片、雜耍和魔術等。30年代，青島的劈柴院成為最大的貧民娛樂場所，演出影響較大的曲藝藝人有後來被稱為「相聲泰鬥」的馬三立，「戲法大王」王鼎臣，山東快書藝人高元鈞等。煙臺、濰坊、泰安、濟寧等城市的曲藝演出亦十分紅火。
電影與電影拍攝。1904年電影傳到山東，是年秋，濟南小廣寒電影院開始了電影放映。青島市最早的電影院「水兵總會」也是外國人開辦的，1907年開始了商業性電影放映。1931年，青島山東大戲院（今中國電影院）建成，這是中國人在青島開辦的第一家電影院。1932年，濟南大觀園商場內大觀園電影院建成開業，這是濟南第一家有聲電影院。在此前後，威海、濰縣、周村、博山、濟寧等地也相繼出現了一些專業電影院和兼營電影放映的茶社、戲院等。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電影製片單位來山東拍攝了風景片、紀錄片和故事片。1921年拍攝有《濟南名勝》、《泰山名勝》、《曲阜名勝》，這是最早在山東拍攝的影片。1935年，山東大學外文系主任、現代著名劇作家洪深的電影劇本《劫後桃花》被拍成同名電影。1938年，荷蘭記錄電影藝術家約裡斯·伊文思，在棗莊拍攝了反映棗莊軍民抵抗日本侵略行徑的紀錄片，被編入長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國》）中。影片在美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放映時，受到觀眾熱烈歡迎。
（八）沂蒙文化
沂蒙文化是指長期生活和活動在沂蒙山區(地理意義上的)及其輻射地帶的人們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積澱，是民族文化因沂蒙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態。
１.沂蒙歷史文化
沂蒙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早在四五十萬年以前，這塊土地上就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更新世中期，「沂源猿人」就已出現，這是山東境內乃至中國整個東部地區首次發現的猿人化石。「沂源猿人」作為沂蒙人和山東人的祖先，他們及沂蒙山區的其他古人類的創造活動就是沂蒙文化的源頭，也是齊魯文化的源頭。在新石器晚期，沂蒙地區還出現了青銅器的使用，這使沂蒙地區率先進入青銅器時代。進入階級社會後，經過長期的經濟交流、人員交往，到春秋時期，沂蒙地區完全融入了中華民族一統發展的主流。秦漢以降，沂蒙地區作為連接南北的重要區域，行政建制的設置一直沒有中斷，這使得沂蒙地區的歷史演變順序完整、脈絡清晰，為沂蒙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最好的依託。
沂蒙文化發展史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東夷文化。在莒縣陵陽河遺址中發現的陶尊上刻有圖飾文字，屬漢字的雛形。這一發現說明，沂蒙人是最早創造和使用文字的古老種族之一，把中國有文字的歷史從商代又推前了2000年左右。經過歷史長期的交互雜換，中原文化和東夷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構成為王羲之蘭亭集序華夏文化中的瑰寶，最終在秦統一中國後，成為華夏族共同文化的主體。在東夷文化與中原文化融合過程中，其包容性強的特點充分顯現，進一步發展了沂蒙文化。魯文化的敦厚重禮，齊文化的開放進取，楚文化的豪放典麗，都對沂蒙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國許多歷史文化名人，如春秋時期的曾子、子路，戰國時期的荀況，東漢珠算發明家劉洪，西漢經學家匡衡，三國時期著名軍事家諸葛亮，東晉書聖王羲之，南北朝文藝批評家劉勰，唐代書法家顏真卿、顏杲卿等，有的出生於此，有的在這裡生活過，都留下了難以湮滅的印跡。縱觀沂蒙歷史文化，儒家文化在臨沂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始終佔主導地位。沂蒙地區毗鄰孔孟之鄉，據考證，孔子72高徒中有7人就在臨沂。但沂蒙歷史文化又有其鮮明的特點。以王祥為代表的孝文化，以諸葛亮為代表的忠文化和智慧文化，以王羲之、顏真卿為代表的書法文化，以孫武、孫臏為代表的兵文化等，這些文化精髓在沂蒙文化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厚的印記，至今仍閃耀著奪目的光芒。沂蒙文化有著燦爛的篇章，更有著光榮的革命鬥爭傳統。自古代至近代，就有赤眉起義、紅祅軍起義等著名的農民起義以及反教會侵略的鬥爭等。
２.沂蒙革命文化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沂蒙山區是山東最早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地區之一。早在建黨初期，黨的創始人之一王盡美就在沂蒙山區播下了革命的種子。20世紀30年代，中共地方黨組織領導的著名的蒼山暴動、日照暴動、龍鬚崮暴動、沂水暴動等，都顯示了共產黨人和沂蒙人民的大無畏的革命鬥爭精神、英勇獻身精神。劉之言、郭雲舫、劉曉浦、劉一夢、孫善帥等革命先烈的英名，永銘沂蒙大地。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這裡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軍事的重要根據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陳毅、羅榮桓、徐向前、粟裕等長期在這裡戰鬥和工作過，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華東局、山東省戰工會(省政府的前身)、八路軍第115師、八路軍第一縱隊、山東縱隊、山東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等都曾先後駐紮在這裡，沂蒙山區成為山東省的政治、軍事中心。抗日戰爭時期，沂蒙軍民在黨的領導下，同生死、共患難，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共作戰4萬多次，斃、傷、俘日偽頑25萬多人，繳獲各種槍械20餘萬支、火炮500門及大宗軍用物資，粉碎了日偽軍無數次「掃蕩」，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千百次進攻，用生命和鮮血創造出驚天地、泣鬼神、無私無畏的英雄業績。
沂蒙紅嫂解放戰爭時期，當時全區420萬人就有20多萬人參軍參戰，120萬人擁軍支前。僅在舉世聞名的孟良崮戰役中，就有60萬民工支前參戰。據不完全統計，在解放戰場上，全區共出動擔架29萬副，各種車輛11萬輛，支前民工達200萬人次。戰爭年代，「沂蒙紅嫂」、「沂蒙母親」、「南巖民兵」、「興旺莊民兵」、「金高大隊」、「左太傳爆炸隊」等英雄群體和徐敏山、張秀海、金維三等一大批富有傳奇色彩的英雄模範人物為沂蒙文化注入了生命的張力。陳毅元帥曾感慨地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沂蒙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我陳毅躺在棺材裡也忘不了沂蒙人民。」
3.沂蒙革命文化成果
在沂蒙革命文化發展的歷程中，有一支與人民武裝大軍同行的文化大軍，他們以新文化武器，教育人民，武裝部隊，改造社會，摧毀舊文化，創造傳播革命思想，團結人民，鼓舞鬥志的革命戰爭文化，成為推進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
報刊出版。抗戰時期至解放戰爭，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創辦了《大眾日報》、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機關報《戰士》，中共山東省委主辦了《群眾》，中共魯南區黨委、魯西區黨委、魯中區黨委分別創立了《魯南時報》、《魯西日報》和《魯中大眾》，山東軍區政治部主辦了《山東畫報》，山東省文化界救亡協會總會主辦了《山東文化》和《兒童之友》，魯中軍區創立了《前衛報》，省戰工會主辦了《山東民主導報》以及山東青聯主辦了《中國青年》等。1944年7月，山東新華書店在莒南建立。山東新華書店是山東各大解放區中影響較大的出版機構，出版書籍上千種。這些創辦法於沂蒙大地的報紙刊物，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群眾教育、揭發敵人暴行、激勵廣大軍民投入革命戰爭洪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文學藝術作品。在血與火的戰鬥洗禮中，親身經歷了戰火考驗的文學工作者，知識分子拿筆做刀槍，以一切文學形式謳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戲劇湧現出大量優秀作品，音樂、舞蹈、曲藝、攝影、繪畫等藝術創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其中影響較大的作品主要有：
小說。峻青的《馬石山上》，王希堅的《地覆天翻記》，洪林的《瞎老媽》、《李秀蘭》、《莫忘本》，陶鈍的《傳家寶》、《麥黃杏》，那沙的《一個空白村的變化》。報告文學、通訊特寫。於冠西的《南北岱崮保衛戰》、《炮兵連》、《桃花坪通訊》、《讓紡車更快的轉動起來》、《臨沂四千拒降偽軍的殲滅》，康矛召的《我們的司令員羅榮桓同志》、《草橋之閱兵》、《陸房突圍的回憶》，劉知俠的《武安戰鬥的新勝利》、《錢包身》、《鐵道隊》（全國解放後被整理為著名長篇《鐵道遊擊隊》），白刃的《堅持沂蒙山區》，魯萍的《東上戰役攻勢簡記》、丁九的《沂蒙人民和八路軍》，文菲的《魯南子弟兵》。中長篇作品。劉亮的《快速縱隊的覆滅》，丁九、冠潔的《訪周毓英將軍》，徐光的《三三零高地爭奪戰》，韓希梁的《神兵迂迴孟良崮》，穆之的《劉伯承將軍談戰局——劉伯承將軍訪問記》，李普的《陳毅將軍印象記》，韓希的《飛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詩歌集：王希堅的《翻身民歌》、燕遇明的《楊清法》、白玉的《忍痛丟開家》、馮毅之的《炮火與怒火》、戈振纓的《初航集》等。
責任編輯：宋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