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路遙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讓平凡的世界不平凡起來

這幾日，諾貝爾文學獎話題很熱，媒體都就此展開討論，或是獲獎之人，或是獲獎之作，或是人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可見，多少有些沒落的文學在生活中的熱度還在，雖然大家都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但對它討論一二還是可以存在的。

早些年，中國作家沒有獲過諾貝爾文學獎，隱約記得，當時的人們對此有個普遍看法是：中文是中文的時候很美妙，但被譯成外文的時候，就不怎麼美妙了。所以，中國作家沒獲諾貝爾文學獎是翻譯出了問題，翻譯讓中文失去美感，讓中國作家的中文作品不是那麼太美了。同時，夾雜著這樣一種說法：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大都不會中文閱讀，一般也都沒有品嘗過中文之美，所以，不給中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是正常的。

後來，中國作家獲了諾貝爾文學獎，以上聲音也就消失了。但我還是想就此問題說幾句：不管獲與不獲，翻譯應該都是個問題，一方面它是向好的，即把中文的作品推介了出去；另一方面確實存在著讓中文失去美感的事實。不能因為中國作家獲了諾貝爾文學獎，就不提這個事情了，但也應該看到，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中，是有懂中文之人的。馬悅然就是一個。

馬悅然的遺孀陳文芬說：「在馬悅然眼裡，中國文學是那麼好，不是非要諾獎來證明。在他心裡，有那麼多中國作家值得這個獎。」又說：「在馬悅然看來，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人最大的錯過，還不只是沈從文，還包括林語堂。」

馬悅然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高本漢的學生。歷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漢學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學院院士和歐洲漢學協會會長，曾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榮休講座教授、諾貝爾文學獎十八位終身評委之一。最先將中國的古典名著《水滸傳》《西遊記》譯為瑞典文，並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詩經》《論語》《孟子》《史記》《禮記》《尚書》《莊子》《荀子》等古代經典著作。他還翻譯了辛棄疾的大部分詩詞，組織編寫了《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有人評價：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譯註和評介幾乎遍及中國整個古代的各個時期和所有的文類。2019年10月17日，95歲的他去世了。

我看馬先生的一些作品和資料，他論過高行健，論過莫言，當然也論過他認為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沈從文，也和蘇童、餘華、叢維熙、張煒、陳丹燕、池莉等等，這些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有過接觸，還極力推崇北島、李銳、曹乃謙等等。可見，馬先生為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事情，花費了不少力氣。但是，有一個現象很奇怪，那就是馬先生認為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卻早早地走了，不僅是沈從文等，還有民間的傳說，即：有人認為老舍能獲，但他走了；有人認為魯迅能獲，但他也走了。都早早地走了。這讓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作家們來說，似乎有了那麼一絲絲的悲涼——獎可能要來了，但人卻走了，獎也就沒了。

諾貝爾文學獎是根據諾貝爾1895年的遺囑而設立的五個諾貝爾獎之一，該獎旨在獎勵在文學領域創作出具理想傾向之最佳作品者，只頒給活著的人。中國那麼多優秀的作家，怎麼就等不到諾貝爾文學獎屬於自己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分明是除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其他人很難把持。也只有靠馬先生「不是非要諾獎來證明」來自我安慰了。在這種不需要證明，但分明帶著遺憾的事實面前，我想到了一個人——路遙——他，其實是中國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我這麼說，文學圈子裡的人也許會大笑，因為在他們看來，路遙的作品多少有些「不文學」，多少少了些「藝術」的成分，是獲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但就在這個問題上，我有自己的看法——路遙的作品是「紀實」了一些，據說，他寫作《平凡的世界》時，看的是被完整積攢起來的那些年的報紙，他看著這些報紙，再根據自己的真實的經歷，一字字、一段段、一頁頁地往下寫。在我看來，這種寫法是有別的作家不可相比的優點的。

不管人們是不是承認，經歷了數千年的中國文學發展到當下，似乎有了一種「怪病」，那就是作家們越來越認為寫作是一個非常非常個人化的行為，所以，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埋頭苦寫，結果可想而知：寫出來的作品都非常自我，與時代、與社會甚至沒有了關係，沒有多少格局，也談不上很高的境界。甚至，總有那麼一些作家，為了一味追求所謂語言的美感和個人化的體驗，作品沒幾個人能看得懂了。這個很可惜，也不是文學的基本精神與實踐，老寫個人化的東西，讓大家都看不明白了，作品也便失去了現實的意義。但是，路遙不一樣，他寫出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西部黃土地上的人們，面對改革開放想要改變自身命運的頑強抗爭與艱苦奮鬥，體現出了中國人向善、向好、向美的偉大品格與情懷，讓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了起來。

我留意到，2020諾貝爾文學獎給美國女詩人Louise Glück的理由是，「因為她那無可辯駁的詩意般的聲音，用樸素的美使個人的存在變得普遍」。獲獎的東西，人們喜歡給它帶來點詩意的聲音，但「樸素的美」和「使個人的存在變得普遍」應該是個硬道理，把這個理由給路遙也是成立的，雖然《平凡的世界》「無可辯駁的詩意般的聲音」少了一些。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佔了世界人口的約五分之一，路遙作品裡的每一個人物，都可以讓那個年代以及現在的每一個中國人對號入座，給了我們向上的拼搏的力量，而中國社會也因為這種力量的普遍存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的「樸素的美」，世界應該看得到，中國的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但是，很可惜，路遙也早早地走了。我不知道他的作品是否進入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的視線，但至少是不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我，認為他的作品該獲諾貝爾文學獎。

還有一件事情需要講一講。那就是1938年，美國有位叫賽珍珠的女作家，以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大地》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個賽珍珠出生4個多月，就被父母帶到了中國，最早是用中文寫作的，也並不知道自己是美國人。諾貝爾頒獎委員會對她的評語是：「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且在傳記方面有傑出作品。」但是，當時的中國社會對賽珍珠獲獎的表現是冷淡的，認為獲與不獲都無所謂，有一個普遍的觀點是：賽珍珠的作品即使適合大眾的口味，它們與20世紀中期的文學成就也不能相提並論。甚至後來有人認為，「她也可能屬於過去時代那種極端寫實的作家，一個落伍的作家」。

但是，正是這個「落伍的作家」讓人們看到了她的可貴，「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作家從中國文化視角出發去認識中國小說，他們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國人無疑是缺乏真實形象的『空中樓閣』。無論是『聖賢』還是『魔鬼』都不是真實的中國人。因此，賽珍珠要用手中的筆讓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文化，了解真實的中國人民。只有這樣，她所倡導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對主義文化理念才能實現」（潘雁 張聰《論賽珍珠的跨文化寫作》，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

對此，我有一個看法是：有時候，我們做文學，沒必要首先就想到「藝術」，只想把它做得多麼高深，應該認為文學首先是用於表達的，而表達是讓人們更好相互交流的，而更好更好相互交流是為了讓人們更好和平共處，甚至溫暖幫助的。這才是文學最基本的功能，而我們現在要做的應該是對這個最基本功能的普及，而不是為了所謂的高深將它玩弄得更高深。

應該明白，它不是個人的，而是大眾的；即使它是個人的，也最終是為大眾服務的。這也許是當時賽珍珠能獲獎有原因，正如有人說：「賽珍珠一生都生活在中西兩個世界的衝突之中，她一輩子向兩個世界的人們傳播著跨文化理解，加強了中西之間的友好交流。」（臧楊柳 《生活在中西衝突之中的美國作家——賽珍珠》，黑龍江科技信息，2010年）有一些事情，得先普及，然後才可能有深化，就像我們才學寫漢字時，不能先狂草而後再正楷。那樣是寫不好的。

現在，應該回來了——路遙，他完成了我們所說的一切。記得，莫言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時，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給他的評語是：「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官世界。」但我要說的是，我們的文學需要的是太多的「現實」的普及而不是「夢幻」的藝術。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我們奮鬥不止，這是我們的精神也是我們的品格。把那些中國社會中平凡人們身上的諸多閃亮點，記錄下來、書寫下來，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讓中國與世界更好地交流，至少是中國作家當下最迫切的使命與擔當。

多年來，作為作家和文學，在我的視野中，路遙和《平凡的世界》都是。但是，幹什麼事吧，都得一點「動靜」。據說，路遙當年獲得茅盾文學獎後的那個晚上，激動得怎麼也睡不著，在作協的院子裡走來走去，有好幾次都對他人這樣說：「日塌的，這下把事情給鬧大了！」而他若能活到現在，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想必也會說這話，但這話也只能是這麼個話。從這個意義上說，獲獎與不獲獎真的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本身是否優秀並且在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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