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明確的點出「名」的重要性，在這個基礎上西漢大儒董仲舒倡導「審察名號，教化萬民」，開啟了「以名為教」，用「正名」教化百姓的傳統。後世儒生不斷地給「正名」這面大旗打補丁，終於把「名」包裝成了龐大的教派，形成了「名教」。《管子·山至數》：「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在獨尊儒術的年代，還真是「名教」通天下。
但儒家還沒一家獨大的時候，總還存在一些不同的聲音。在「名」這個問題上，韓非子提出了「名正物定，名倚物徙」（《韓非子·揚權》）的思想，主張實為第一性，名為第二性，名的正或倚取決於物的定或徙。還在《韓非子·奸劫弒臣》提出「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的思想，明確指出應當根據名和實是否一致，來判定一個人的言論是非，也就是需要通過比較和驗證，來判定一個人的言論是否正確，這就避免了「名不稱實」的現象。
對比儒法關於「名」的爭論，如果我是既得利益者，我肯定會贊同儒家的思想，讓那些屁民少動點腦子，老老實實的按照「名」引申出的「禮」來規範行事，不要質疑，只要執行就好。但是如果我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那我肯定會站在法家的這一邊，不光要控訴還要吶喊和反抗，憑什麼你們儒家定的「名」就是真理，你們說自己是黃金做的就是黃金做的，說我們是青銅做的就是青銅做的？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看看你們的「名」到底副不副實。當然說這話的時候，我最好有一大波跟我一條心的兄弟，而且這些兄弟手裡最好還拿著讓人膽寒的大刀，不然我說了也是白說。
儒家脫胎於西周的禮制，而法家是在禮制崩潰下產生的，儒家走的是復古的路線，是要維護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法家走的是革新路線，要為那些新興利益者說話，既然是針尖對麥芒，那儒法兩家的競爭就不可避免。但是從長遠來看，儒家失勢肯定只是暫時的，因為就算是新興階級上臺，也會變成既得利益者，要有效且低成本的來統治百姓，還是儒家的那一套東西來得簡單實用，所以最後形成大一統思想的是儒家思想，但是法家的那股狠勁依然要保留來下，儒家畢竟只是胡蘿蔔，法家才是真正的大棒。要想統治長久，胡蘿蔔和大棒是一個也不能少，外儒內法配合使用，才是真正的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