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皮法骨道家心」——「儒、法、道」三種意識形態下的漢王朝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曾作為中國古代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基本指導思想存在著，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人入世，而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則是「高山仰止，景行去處。」被後世當作聖人的典範。作為確立儒家為正統思想的漢王朝，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景下，漢王朝統治時期卻充斥著「儒、法、道」三家的身影，今天我們就來淺析下，「儒、法、道」三種意識形態下的西漢王朝。

「儒、法、道」三家在漢王朝不同時期的應用

• 黃老無為，與民休息

在漢朝初立之際，百姓已遭戰火摧殘多時，各種事物百廢待興，朝廷急需調整狀態，於是與民休息，藏富於民的基本國策就被統治者制定下來，《漢書》中記載：「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而後文景二帝時期為緩和階級矛盾，仍舊延續高祖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並且文景二帝開始大力發展農業，強調「農，天下之大本，務莫大焉。」。

道家黃老學說注重節儉制奢，所謂「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在漢朝初期統治者承繼堯舜明君賢明愛民的思想，加之道家黃老無為、順其自然的與民休息政策，符合當時的社會狀態，緩解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極大的促進了漢初經濟的發展，「文景之治」更是為漢代中期發展新局面提供了必要條件。

• 推崇孔氏，抑黜百家

在漢武帝統治初期，漢武帝劉徹與竇太后的權力角鬥逐漸浮出水面，漢武帝依靠儒生力量對抗竇太后專權和漢代前期黃老無為的主流意識形態，在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為鞏固統治，採取了一系列尊儒的政策，如設立五經博士、建立太學、舉孝廉、建立博士學官制等等眾多引儒學士子入世的舉措。《史記·儒林列傳序》中記「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說到漢代儒家就不得不談到一個關鍵性人物董仲舒，他摒棄了先秦時期儒家的理想主義，兼收百家之長，尤其是他提出「君權神授」並且明確「君臣之禮」的重要性，十分符合漢武帝理想藍圖中的統治需要，此後他所提出的「推崇孔氏，抑黜百家」，利用孔子學說來統一天下的思想，就被漢武帝以及後世君王效仿執行。

• 明其法勢，富國強兵

「文景之治」雖使得漢王朝經濟發展迅速，但「無為而治」卻令各方諸侯異心漸起，地主商人也開始威脅中央集權，史書中記載諸侯「無人君之禮」「封君皆低首仰給」。對此，性格霸道專制的漢武帝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卻在政治實踐中開始用法家思想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

打擊諸侯及反對勢力的第一步就是重用酷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張湯和義縱，《漢書·酷吏傳》中記載義縱「縱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他以案捕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比起義縱，張湯則更能揣摩漢武帝的心思，在淮南王劉安一案中，他的狠辣絕決，為皇帝剷除異己的手段展現的淋漓盡致，史書中記載「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制定嚴刑峻法，漢武帝為了鞏固統治時貫徹法家思想的另一種體現，漢武帝手下的酷吏張湯，為了幫助武帝解決諸侯亂權，經過深入考察後制定了《越宮律》來保障中央集權以及君主的權威，其中等級制度，君臣之禮等維護武帝君威的內容，充分迎合了漢武帝的統治需要。不僅如此，漢武帝時期漢朝還有恢復秦法的意象，大家都知道秦法嚴苛，其中最為嚴厲的就是連坐制，在漢武帝統治時期這種不達人情的制度竟然開始恢復，《史記·酷吏列傳》中就有：「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漢朝律法承秦法還不限於此《史記·酷吏列傳》記載：「趙禹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為使民眾互相檢舉揭發，漢武帝還令張湯與趙禹二人制定「見治法」。

「外事徵戰，內興聚斂酷吏」是漢武帝時期統治的概括之一，為了打擊匈奴，漢武帝重用桑弘羊制定了鹽鐵歸國的國策，來達到富國強兵的願望，自此戰時狀態下集結大量的物資以供前線，就要靠這嚴苛律法來實現。

影視劇中張湯形象

• 「霸王道雜之」與後漢時代

「酷吏之失，漢循秦跡」漢武帝的窮兵黷武，使漢王朝的統治存在極大隱患，漢王朝的下一任統治者漢昭帝為穩定大局，不得不停止勞民傷財，重新啟用無為而治。到宣帝時期，統治者用儒家輕徭薄稅的寬容政策對待民眾，而用法家嚴刑律法來整頓官吏，由此漢宣帝的主張開始流行。

後漢時代，漢元帝「柔仁好儒」，撇去「霸王道雜之」的觀念，開始追求尊孟的「純儒」一派，他不切實際的理念也加速了西漢的滅亡。

「內儒外法」——武帝制定的漢王朝生存法則

• 漢代儒生創造的新儒學——從「儒學」到「儒術」

現在我們談起漢朝儒家興盛時，總有一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概念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學者易白沙在《孔子平議》書中談到「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什麼是「術」？舉個例子先秦法家變法並不只是商鞅一家，還有魏國李悝變法、韓國申不害變法，其變法所偏向的主張也各不相同，商鞅重「法」，而申不害重「術」。申不害變法是一種權力的遊戲，他主張操控權力、玩弄手段而使君主達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漢代儒家從「學」到「術」的轉變就能看出漢代的儒家士子正在把飄渺虛無的儒家理論變成一種服務於現實、服務於自身的具象化工具。

先秦時期的儒家學說往往是理想主義的，漢代儒生在經過一系列儒家學說被打壓之後，開始不拘泥一種學說的桎梏，在發展孔子學說的同時也在吸收著別家學派的精華。董仲舒作為西漢儒生代表，以儒家為主體，兼收法、道、陰陽等百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彌補了先秦儒家學說「理想主義」的缺陷，使儒家學說不再空談無物，從此「官儒」就登上了漢家政治舞臺。「君權神授」是儒術的表現之一，其內核是幫助君王進行統治秩序的構建。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在漢朝就變成了儒術。

董仲舒像

• 「引經義以斷事」——漢朝酷吏的華麗外衣

漢武帝時期法吏雖層出不窮，但儒學畢竟是主流學派，是統治者認定的國家意識形態，想要獲得合理的執法權就得契合新儒學思想。在當時，大儒董仲舒對法的態度，《漢書》中記載為「刑罰不中,則生邪氣。」，換句話說，董仲舒是支持運用法律來約束眾人的。

我們知道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很多酷吏，他們在得到董仲舒等大儒的支持後，開始大興刑獄、在很多時候甚至恢復了秦法中如：連坐等，這時候就會有人來反對質疑這種「漢循秦跡」的做法，那這些酷吏又是如何應對的呢？以我們上文提到的張湯為例，他就請博士弟子通過解釋儒家經典《尚書》《春秋》來粉飾苛法，由此一來，不僅可以消除那些反對聲音，最後還得到了漢武帝的重用。清代史學家趙翼就曾評價張湯「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義以斷事者也」。

• 「百家歸六藝」——看儒家士子「取其精華」

前文我們曾提到近代學者易白沙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在當時的漢王朝董仲舒提出的是「推崇孔氏，抑黜百家」，「罷黜」和「抑黜」雖都是壓制其他學說，但後者顯然靈活一些，留給儒家吸收百家的空隙也多了一些。董仲舒將百家學說中精華部分融入儒家時，採用的是一種迂迴的辦法，「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即先將百家學說精華歸於儒家六藝之中。武帝大力推崇六經，在某種角度下，漢武帝非以儒學治國，而以六藝治天下。

莊子曾言百家皆出於六藝「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不僅莊子，孟子也曾有過相同看法，而今董仲舒將百家再合於六藝，也有理可依，以當時法家為例，法家在漢代合於《易》，《易》中曰:「先王以明罰飭法。」。

孔子修訂六經

「類我」到「亂我家者，太子也」——論帝位繼承人想法的重要性

• 竇太后「無為而治」vs漢武帝「獨尊儒術」

「儒、法、道」在漢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而漢代主流意識的改變有很大一部分則來自於權力的角逐，與帝位繼承人的想法有很大關聯，漢初經濟衰退，為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穩定經濟，漢代前幾位統治者都推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漢武帝初期竇太后專權推行道家無為而治，而作為政壇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漢武帝為爭奪權力則以推崇儒學來爭得儒生的支持，而他在掌權之後重用酷吏、制定嚴法則是為了抑制諸侯和地主階級。

• 衛太子的「守文」集團vs酷吏峻法

而在漢武帝時期衛太子與酷吏集團的爭鬥，也同樣是一場觀念之戰，《資治通鑑》中評衛太子「敦重好靜」，而他所代表的守文集團就成了當朝酷吏的眼中釘，他們不惜以一切手段來阻止這個帝位繼承人想要改變嚴刑峻法的行為，再者從漢武帝後期選擇劉弗陵作為繼承人時的判定標準來看，漢武帝在選擇繼承人時是以「類我」作為標準，於是這些酷吏在拿捏皇帝心意之後，便以雷霆之勢、非常手段毀滅了衛太子及麾下守文勢力。

• 「霸王道雜之」vs純儒興盛

在西漢後期經歷過普通民眾生活的漢宣帝採取了「霸王道雜之」作為治國之策，用儒家輕徭薄稅的寬容政策對待民眾，而用法家嚴刑律法來整頓官吏成為那個時代的時代之音，使得宣帝統治時期循吏多而酷吏少。但父親張弛有度、剛柔兼濟的作風，並沒有影響到太子劉奭，一向性格懦弱的劉奭與那些呼籲「純儒"的腐儒走得很近，不僅在思想上要求剔除混雜在儒家中的百家學說，做事時也完全摒棄了武帝到宣帝時期所依賴的「外儒內法」，這也引起了父子二人的對立，對於父親「濫用」刑法，太子進言稱「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對於兒子的軟弱好儒宣帝也直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亂我家者，太子也！」，但卻並沒有改變漢元帝因好儒軟弱而將西漢推向滅亡的現實，也是自漢元帝開始，法家學說在漢代才正式退出了舞臺。

由此可見，「儒、法、道」三家在漢朝的輪換交替不僅要是時宜之策，還與帝位繼承人所代表的階級集團和其個人想法個性有著很大關係。

《鹽鐵論》之西漢學者、官吏視角下的「外儒內法」

鹽鐵會議

西漢的學者、官吏對於儒、法兩家在漢朝政治舞臺上的表現的評判，在《鹽鐵論》一書中展現的淋漓盡致，《鹽鐵論》是西漢的一場大辯論——「鹽鐵會議」的記錄。《鹽鐵論》中記載武帝時期重臣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在「獨尊儒術」的環境下，漢代學者卻對儒家學說持有保留態度《鹽鐵論·論儒》中記載御史論儒曰「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邱。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將儒家不知變通的弊病指出。不僅是對儒學有所保留，思想行動上西漢學者對法家也頗有贊同，在思想上《鹽鐵論》中記「申、商以法強秦、韓也。」，西漢的理財能手桑弘羊還曾有贊秦「焚書坑儒」的言論。在行動上西漢的學者態度在《鹽鐵論·刑德》中記載為「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

由此可以看出武帝時期「外儒內法」的執事方式不僅在西漢官吏學者觀念中紮下深根，還在實踐操作中也時常被應用。

《鹽鐵論》

「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歷史的江河中，要說起中華民族推崇儒家的源頭，追溯到的是西漢王朝，但「儒、法、道」三家學說在一個王朝同時顯現，卻實屬罕見，三種不同的學說在先秦時期相互碰撞時會引得火花四濺，卻在西漢時期如春風化雨般相互滲透，或多或少的影響著西漢王朝的興衰沉浮，「儒、法、道」三種意識形態下的漢王朝也在不知不覺中引導著中華文明開始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