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表法裡：秦始皇焚書坑儒，揭露儒、法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表裡關係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故事千古流傳，成為秦始皇暴虐不仁的罪過之一，後世對此事的說法各執一詞。

「焚書坑儒」又叫做「焚詩書、坑述士」，在一些史料的記載之中，「坑述士」也叫做「坑術士」。其中，「述」和「術」都是儒的典型特徵。秦始皇想要通過「焚書坑儒」毀滅的儒家思想起源於周禮。

周禮是夏朝、商朝禮樂雛形的延續，周朝已經制定了分明而嚴格、清晰的禮樂制度。所有關於禮樂的形成都是皇室從祭祀過程中演化而來的。

祭祀時候的舞動、響樂深入人心，祭祀是為了祈福，祭祀活動也只有身份高貴的階層才能組織進行，從禮樂制度橫空出世那一刻開始，就是為了保證階層統治者的權益。禮，原本是指祭祀之時裝酒的器具，後來變成平常待人接物時候應該體現的禮儀規範。

禮樂，禮是禮節規範，樂是樂曲。樂曲代表和諧，禮樂就是合乎禮節規矩的和諧關係，周朝的禮樂之舉規定了什麼身份的人用什麼樣的禮節跟樂曲，一層一層約束了天下人的思想跟作風，國家在一個「和」的範圍中。

周朝天子才能用八佾舞，每一排八個人，一共八排，但周朝後期有諸侯僭越，也用八佾舞。天子祭祀時候唱《雍》，大臣祭祀時候也越禮用《雍》，天子才能用的食材、器物，諸侯臣子也跟著用了，就是破壞禮樂制度，有奪權的嫌疑跟野心。

生活在周朝後期的孔子對這樣的禮崩樂壞非常不滿，認為社會的和諧已經崩塌，天下會大亂。

但春秋戰國時期，群雄並起、國土分裂，周王朝衰亡已經成為定局面。很多原本在周朝階級體制中的有學之人流亡向四面八方，四處講學、遊說，因不同的觀念而變成不同學派，諸子百家開始爭鳴。

儒家就是諸子百家之一，由孔子創立。

儒這個字，含有遠古的文化氣息，一是指祭祀過程，這與禮樂相關，可見孔子想要復闢禮樂的決心。二是指有學問的人群，史書稱這些到處傳經授道的人為「述」或「士」，後來這些人被稱為「儒」，所以秦始皇焚書坑儒也叫作「坑述」或者「坑術」。

這些術士的出現在戰國時期化為一個固定的貴族階層，叫士大夫。士大夫是貴族，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特點造成的。

西周時期出現了官學，只有貴族子弟才可以入學，而且秦朝發明木簡、竹簡之前，周朝寫字的成本很大，多是刻在堅硬的物體上、如甲骨文、金文等。當時只有貴族才有刻畫、收藏那麼多笨重且昂貴字體的能力，一般百姓根本讀不起。

七雄割據，加上諸子百家的融入，烽火紛爭不斷。真是應了「天下之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話，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秦朝。在商鞅變法的基礎上，秦始皇廢掉許多舊制，一步步坐上皇位。

秦始皇從三皇五帝中取名為皇帝。四海初步統一，然而秦朝初期暗滔洶湧、危機橫流，儒教就是其中之一。儒士對秦始皇很多舉措不滿，並且認為秦始皇應該堅持周朝的分封制，但秦朝丞相李斯則表示郡縣制更加合適。

《韓非子》中說：「俠以武亂禁，儒以文亂法。」

儒家雖然只是文人，但一旦在全國各處煽風點火、反對秦始皇的決策，就能動搖上下之心，不利於大局平穩。公子扶蘇對秦始皇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萬民重孔子之說，而秦始皇重國法。

如此，人人擁戴孔子的儒學，就會形成龐大的勢力，威脅到秦始皇的王權。儒家推崇的是仁義禮智信，而秦始皇想要奪取天下，靠的是武與法這兩樣。

當儒家觀念跟人的野心有衝突，就會出現了對立面。以武力建國、法則治國的秦始皇，是不可能遵循仁義禮智信的。

秦始皇為了使得人心統一，廢除原來六國的文字跟貨幣，改為統一的文字跟貨幣形式。「文不一、則心不一」，統一文字是為了掌控人心，統一貨幣，是為了防止國家混亂、崩潰。這兩樣都曾經遭受來自八方人士的反對，秦始皇是靠法制強行實施的。

修築皇陵、萬裡長城、馳道等等，每一樣也都有反對的聲音，秦始皇都是靠著法、武的手段去鎮壓、強制。民怨加上儒家的反對言論，讓秦始皇無法忽略儒家的力量。為了給儒家一個警示，發生了焚書坑儒，一共坑殺四百六十多人，焚燒儒家著作無數。

從這裡看到儒與法的生存關係，是需要一個國家穩定做前提，才能達到儒表法裡，外以儒家教化萬民之心，內以嚴法束縛萬民舉止。

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因為一個國家剛剛形成之時有諸多亂象，要改變亂象只能靠武力，靠儒家的仁義是行不通的，因此儒與法不能共存。

到了漢朝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針。因為漢武帝時期社會比較平穩，為了能有統一的思維去固化地主階級，達成「天下一統」的格局，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內用法，外用儒學，硬實力跟軟實力並重。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儒表法裡並不是在每一個朝代都可以順利推行的。能夠做到儒表法裡的帝王，一定是做到了軟硬兼施、水火併濟的高度。

儒與法之間需要一個平衡點，才能共存共生。無論是「儒」太過還是「法」太過，都不可能有儒表法裡的表裡關係。它代表的不僅是一種治國方針，更加考驗的是一個帝王異於常人的眼界、心術跟操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