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與文學:依附還是對抗?

戲劇與文學：依附還是對抗？

發表時間：2015-07-03    來源：文學報字體： [大] [中] [小]　[列印]　[關閉]

    本報記者　金瑩

　　在當下的戲劇舞臺上，觀眾可以看到各種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戲劇作品。從《尤利西斯》到《許三觀賣血記》，從《我那呼蘭河》到《長恨歌》，從《盜墓筆記》到《小時代》———從西方經典到本土佳作，從嚴肅文學到流行文學，從舊作到新文，文學與戲劇的關係空前密切，但與此同時，關於戲劇作品文學性日漸缺失的說法卻也一直不絕於耳。尤其是隨著各種西方先鋒戲劇理念的引進，戲劇應該拋棄文學的言論也時常被提及。那麼，在當下的戲劇環境中，戲劇與文學究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文學可以給予戲劇怎樣的哺育？戲劇需要什麼樣的文學性？這些看似陳舊的話題，其實在當下的戲劇舞臺上都具有現實意義。
　　6月27日，由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戲劇評論工作室主辦，上海市戲劇家協會協辦的「戲劇與文學關係的反思」學術研討會在上海戲劇學院舉行，黃昌勇、丁羅男、孫惠柱、楊揚、郜元寶、熊源偉、張仲年、厲震林、劉慶、張文軍、史學東、計敏、趙耀民、李容、吳小鈞、喻榮軍、郭晨子、石俊等來自導演、編劇、文學評論、戲劇教育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就這一話題展開深入討論。

 

　　憂慮：「為什麼我們的作品那麼依附小說？」

　　「戲劇跟文學，尤其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是二十世紀以來比較強勢的一種關係。現代話劇史上一些著名的話劇劇作都跟文學有關，這在二十世紀中國話劇發展史上是比較有特點的。」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楊揚說。
　　在他看來，新世紀以來的話劇創作跟歷史有相似也有不同。「話劇與文學、尤其話劇對於小說的改編，這兩年的關係變成從未有過的密切，從上世紀70年代到今天這個時間段裡，話劇對當代小說改編的密度，可說是史無前例的。基本上，我們可以想得到的、媒體比較關注的小說作品，在話劇中幾乎都有呈現，比如麥家的小說、餘華的小說等等，這是話劇跟當代小說關係的一種見證。」
　　但是，選擇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是否就意味著戲劇對文學的尊重？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各類戲劇作品的熱鬧上演，一方面繁榮了戲劇市場，另一方面是否也體現了戲劇自主性的缺失？劇作家李容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楊揚的觀察。「最近這幾年，我基本是在改編小說，餘華的小說、麥家的小說、王周生的小說……」李容說。雖然改編了不少相當知名的文學作品，如《風聲》《兄弟》《生死遺忘》等，也獲得了不錯的市場反響，但李容對此卻頗為憂慮，「我覺得這種改編本身並不是太好的事情。從各個世界戲劇強國的狀況來看，英國也好，美國也好，他們的戲劇基本都是獨立存在的，真正從小說中改編的戲劇作品非常少」。「為什麼我們的作品那麼依附小說？」他的發問道出了在場所有嘉賓內心的疑問。
　　「所以，上海的話劇市場表面上轟轟烈烈，對文學作品改編跟進的速度非常快，但另一方面，令人印象比較深刻的作品卻很少很少。劇作家在選擇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時，基本上就是『跟進』狀態，什麼小說影響大，話劇就馬上跟進。戲劇創作比較多地被市場和媒體所左右，看不出戲劇的自主性特徵。」在看到「史無前例」的親密背後，楊揚還有更深層的憂慮，他認為，在這親密背後，話劇跟文學之間卻正存在著某種斷裂。
　　「所謂斷裂，意思是劇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對文學沒有一種獨特的眼光與發現。除了跟進，在媒體之外，在鬧哄哄的文壇之外，劇作家能不能用自己的眼光選擇有價值有分量的作品？」楊揚說。

 

　　缺憾：「我們現在太缺少對抗式的改編」

　　經典文學確實是優秀戲劇作品的重要來源之一，「戲劇應該真誠、主動、自覺地吸收文學的精髓，吸收文學的養料」。熟悉俄羅斯文學和俄羅斯戲劇的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吳小鈞說：「為什麼俄羅斯戲劇能夠在19世紀突然在整個世界舞臺上異軍突起？俄羅斯的戲劇歷史不悠久，18世紀才剛剛開始有戲劇的文學劇本，但我們13世紀就有關漢卿，16世紀有孔尚任。為什麼？就是因為19世紀俄羅斯的文學，是俄羅斯的文學直接哺育了俄羅斯的戲劇，是俄羅斯19世紀偉大的文學帶動了俄羅斯的戲劇，使得他們一下子跨入到世界戲劇大國的境界。俄羅斯的戲劇發展直接從他們的經典文學中來。」
　　一個時代的文學經典確實可以成就一個時代的戲劇經典，但改編文學名著並不意味戲劇作品的必然成功，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者更需戰戰兢兢。「好的戲劇家要尋找好的經典，好的改編對象。這尋找不是簡單的尋找，而是在經典中發現能夠被改編的亮點。」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表示，「文學是存在於文本中的，是一個活的結構，活的結構需要被重新閱讀召喚出來，如果沒有召喚，它永遠是一個死的文章。經典是被封藏起來的，經典中的文學性是由改編者發現的。能否讓經典中的思想飛起來，取決於改編者的眼光。這就取決於劇作家平時的積累。」
　　郜元寶舉了魯迅的例子為自己的觀點作佐證。他表示，魯迅當年曾十分反對別人把《阿　Q　正傳》搬上舞臺，他的理由是，如果劇作家抓住了時代的脈搏，那麼，他完全可以根據其它的社會新聞寫出戲劇傑作來，不需要老是在《阿Q正傳》上打主意，劇作家應該用自己的文學戲劇修養捕捉社會生活。「其實魯迅是希望戲劇家自主創作，跟文學展開競爭，只有和文學展開競賽的戲劇家，才能夠創作出自己的獨立作品，這就對戲劇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郜元寶說。
　　而一些戲劇對經典文學的改編確實不盡如人意。郜元寶最近觀看了一部根據魯迅《故事新編》中的篇章改編的戲劇作品，這也讓他理解了魯迅不願意自己作品被改編成舞臺作品的憂慮。「魯迅把當時《阿　Q　正傳》的改編貶得一文不值，其實他的潛臺詞就是不要改。但是不要改，不是說在理論上否定改編的可能性，而是著眼於當時戲劇文學關係沒有成熟到那一步，能夠跟他的原創文學進行對抗式的改編。這是兩種藝術形式的轉換，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我們現在太缺少對抗式的改編了。」
　　「文學性隱含在經典中，但不僅僅是被封閉在經典裡。劇作家要追求文學性，還必須揣摩經典產生之前的文學創作過程，那才是戲劇家真正要探索的地方。可惜今天我們文學研究者也好，戲劇研究者也好，他們都是喜歡圍繞著某一點做文章。」郜元寶說。在他看來，戲劇應該在一個很廣闊的文學性空間進行二度創作，跟文學經典遙相呼應，「如果我們把它放得很小很小，一定要改編莫言，一定要改編餘華，那麼，雙方的手腳都會被束縛住。」

 

　　癥結：「浸淫在戲劇作品中的文學哲思、文學結構與文學語言缺席」

　　一方面，文學評論家在呼喚能夠與文學經典對抗的戲劇作品，另一方面，戲劇從業人員則在感慨文學性近年來在戲劇中的缺席，對戲劇造成了不小的傷害。這些身處當下戲劇一線的編劇、導演等，對當下戲劇中文學性的缺失，有著更深切的痛感。
　　「我十幾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文學已經被趕出戲劇了。因為我讀書的時候，學戲劇文學就是在學文學，我並沒有想過兩者之間會是另外一種關係。但是，到了後來，戲劇就越來越不重視文學的作用。」說起這個話題，劇作家趙耀民十分感慨，「這個文學，當然不只是現實主義文學，也不只是文本劇作的地位。只是如今的戲劇創作越來越像影視劇創作的流程。最開始，戲劇要圍繞劇作進行創作，劇作是一度創作，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戲劇的一度創作成為依附了，創作不再是創作，就是策劃一下、製作過程、起一個文本的作用。從產業化生產流程來說，這或許是科學的，但編劇作為個體在其中的創作作用受到擠壓，甚至於最後全都消失了。」
　　當然，戲劇的文學性，並不僅僅是指戲劇的文本。「什麼是戲劇的文學性，就是浸淫在戲劇作品中的文學哲思、文學結構與文學語言。」導演熊源偉這樣闡釋他的理解。「以京滬兩地來觀察，我們的戲劇舞臺看上去十分繁華，每天都有大量劇目上演。但不爭的事實是，大量缺乏文學性的戲劇作品———不論是用文字寫出來的劇本，還是排練場上『攢』出來的劇本———正充斥在我們的戲劇舞臺上。」
　　「文學性不能局限於表面語言的問題，語言是不是？當然是。問題是不能光把文學性理解成臺詞，大段臺詞對話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有很多對話非常好的戲，《哥本哈根》就是一個例子，但這種戲不能代表全部。文學最核心東西是人文關懷，是一個思想的問題。有些導演功力不夠，不光是價值觀的問題，其實對於文學最核心的東西沒有把握好。」戲劇評論家丁羅男說。
　　這與熊源偉的觀點有不謀而合之處，當下戲劇中文學哲思的缺失，是熊源偉的憂慮之一。「我們的主流戲劇創作，也包括那些嚴肅的原創戲劇創作，往往還是停留在社會學層面，甚至是庸俗社會學的層面，鋪排一些情節，交代一兩個事件、羅織三五個人物，滿足於生活表象的切片，說起來似乎也會有對生活的思考，似乎也會對社會現象發問，但我們習慣於從改變出發，而且是通用的概念、僵硬的概念、淺表的概念、直白的概念，缺少的是對人性嚴峻的叩問，缺少的是對生命獨特的體認。我們的戲劇家們不習慣、不擅長以自己的個體生命去對生活做有溫度的感悟、作出鞭辟入裡的叩問、作出獨一無二的陳述，而代之以集體的感悟，概念的演繹，大而化之的標出。因而我們的作品總是進入不了哲思的層面，進入不了文化的層面，進入不了宗教的層面，進入不了心靈的層面，進入不了人類學的層面，缺少了對人類生存狀態的哲思與焦慮，缺少了對人類精神家園的終極關懷。」他表示。
　　同樣的，當下戲劇對於文學性結構的缺失也同樣堪憂。熊源偉觀察到，當下戲劇創作，不論是文字寫作的劇本，還是工作坊排演出來的劇本，在戲劇結構上幾乎乏善可陳。「拉洋片」編年史的戲劇結構出現在大部分的作品中。不論是寫人還是寫事，寫民族興衰，寫家族更迭，寫世事變遷，寫人生沉浮，都可以用這種結構來呈現。「戲劇結構是戲劇藝術的核心價值，是戲劇性的載體。情節該怎樣鋪排？人物該怎樣交互？懸念該怎樣埋伏？哲思該怎樣勾連？這些看似技術性的、卻是關乎到戲劇結構的種種職業性基本修養，恰恰是我們當下戲劇人的軟肋。」他十分感慨地說。
　　在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孫惠柱看來，對西方一些非主流戲劇觀念的過度推崇，也是當下戲劇不注重文學性的一個原因之一。「西方人說不要文學，只要肢體就可以了，但事實是西方戲劇的主流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以文學為基礎。當下戲劇界對西方先鋒戲劇的盲目吹捧是更大的危害。」孫惠柱說，「近二十年來，我們的民間藝術和戲劇文學這兩層基礎都大大地削弱了。我們的主流戲劇和廣大老百姓都沒有什麼關係。久而久之，反而讓人誤以為戲劇天生就應該和大眾無緣。在以小眾自詡自得其樂的戲劇圈裡，只有西方的先鋒戲劇一花獨放，那些在本國已然過氣的大師通過翻譯出版、院校邀請和各類戲劇節紛至沓來，既大量佔去了我們有限的劇場資源，又忽悠了國人誤以為戲劇的主流就該是非文學的、非敘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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