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書的編纂有時候與它身後的歷史一樣耐人尋味。
今年你去斯坦福嗎？
這是近兩年來，煩擾歷史學家們最多的一個問題。
前一年，蔣介石日記在美國史丹福大學開放。隨即在國內掀起的學術趕潮，讓一些冷靜的人頗不解，民國史專家張憲文稱其為過江之鯽。而讓他無奈的是，從1949年，歷史學者們就在不斷去追問民國的真相，而時至今日他們對於那段歷史的說法至今還沒影子呢。
如今，他們卻不得不承認，追尋民國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邊。
動亂年間的使命
中國歷代修史的傳統，後代修前代史，從來都是慣例，自漢以來，綿延不斷。
1949年之後，董必武就曾提出要編纂《中華民國史》，卻始終懸而未決。那兩年，社會上「土改」接著「鎮反」，軍事上抗美援朝，知識分子們忙著站隊，歷史自是無暇關照。
直到1956年，「排隊摸底」結束，人群分清了左中右。政權鞏固了，經濟恢復了，社會迎來了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歷史逐漸升溫。
此前一年的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30 周年。《人民日報》當天頭版發表社論《紀念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孫中山》。當年11 月12 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90 周年。全國紀念，毛澤東還發表了專文《紀念孫中山先生》。
民國史的研究，就是伴隨著這一系列的紀念日終於浮出水面。當時，國家制定12年科學發展規劃，周總理拍板提出建立民國史研究項目。
到了1957年，反右開始，第二年接著搞大躍進，自此運動不停，政治形勢天天變，民國史的研究沒有開始就停了下來。
後來到了1961年，又是在一個紀念日，辛亥革命50周年，全國的紀念熱情隆重。但是官修民國史的工作，依舊只有項目，不見進展。
此時董必武又提了一次，重修清史，編寫中華民國史。前者是北洋時期搞的，信不過，所以要重修，後者是當代的任務，刻不容緩。
可到了第二年，搞階級鬥爭，大家都去搞「四清」，民國史更沒人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歷史不是沒人碰而是徹底變樣了。
民國史研究建立的頭一個十年就是在反覆的運動中走過的。
民國史專家張憲文現在回憶起來，那時候他正30出頭，對近代歷史充滿了興趣，但文革那場運動卻把歷史學生的現代史課簡化成了革命史課，到了後來又改成了黨史課，再後來乾脆改成路線鬥爭史。對於學生學起來倒是簡單了，但內容乏善可陳，國民黨基本不談，民國史的內容根本沒有。
那時候，張憲文在書店看不到其他的書，一片紅海洋，到處是毛主席語錄，唯有的例外，就是兩報一刊。
這種讓他崩潰的局面直到1971年，辛亥革命60 周年。那段日子，林彪墜機，國內政情緊張，自是顧不上紀念。但卻讓他盼到了另一個局面。
當時，周恩來看到整個文化到了崩潰的邊緣，隨即召開了一個全國的出版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周恩來再度提出要編纂民國史，毛澤東不置可否，江青卻積極響應。當時搞階級鬥爭，時髦兩個司令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
這個編纂民國史的建議，是哪個司令部下達的，在當時備受學界關注。
為此，史學界在四川還召開了一次會議，特別釋疑。如今的這些史學大家那時都還很年輕，戴逸不到50歲，楊天石、張憲文還不到40。
會上有學者提出，編纂民國史是哪個司令部的意見，為什麼江青表態支持，後來有人做了說明，說是周恩來總理提出來的，才算澄清了一段思想混亂。
1971年民國史的出版計劃正式確立，任務交給了當時的中華書局。
學科初建，苦於無人，出版社找到了孫思白和李新。這兩個人1956年曾經合撰過《新民主主義時期革命通史》。其中大部分涉及民國歷史，但只停留在對民國年間反革命的研究上，壞人壞事，為革命史樹對立面。
自漢以降，遵循官修史學的慣例，皆是請來一批前朝遺老，主編前朝史，但民國的遺產比較特殊，前朝遺老要麼凋零，要麼身處牛棚，要麼人在海的那邊。
1972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民國史研究室，編寫民國史的工作正式開始，當時的計劃是寫一部書，編三部資料。前者3編15卷，後者分為人物誌、大事記和六百個專題。按照當初李新和孫思白的想法，用5年或10年的時間完成，到時他們正好可以退休。
然而誰曾想，這部史書的編纂自此成了一個時代的嘆息。
歷史的眼界開了
梳理民國的遺產，歷史學家們才發現，在那38年的時間跨度裡，更像是一個舞臺，充斥著各種不同的劇本演繹。而它的遺產也從來都不是單一的，1949年之後，那份遺產花開三枝，一部分留在了大陸，一部分東去島內，另一部分流落到了海外。此後，更是形成了對於民國遺產的三種不同劇本，大陸的民國史學、島內的民國研究以及以費正清為代表的劍橋話語。
歷史的遺產仿佛一下子豐富了許多，各表一枝的現實與傳統史書裡一家獨大的映像全然迥異。人們一下懵了，事實上歷史本來就很豐富，只是之前刻意把它簡化了。
進入80年代，社會的眼界也仿佛一下子開闊了。改革開放，思想解禁，人心求變，熱潮不斷，從讀書熱逐漸延生出了對歷史的最初追問。
那兩年，海峽局勢乍暖，島內的國民黨當局率先在兩岸民間交流上放寬了限制，默許臺灣人士以民間身份與大陸接觸，兩岸民間交流姍姍起步。
大陸官修民國史的消息傳到島內，引起思想界的高度緊張，島內學者議論，這不是明擺著把他們丟棄於歷史車輪之後嗎。這部皇皇巨著如果要是編好了，一旦放入圖書館，臺灣就處於一個被批判的地位，活人都將走入墳墓。當時，島內瀰漫兩種聲音，一個是咱們自己也要編一部民國史。另一種聲音是，千萬不能官修民國史，按照中國傳統，後代修前朝史，島內這麼一做，無異自掘墳墓。
一時間，島內學界鬧得沸沸揚揚，為此，1980年大陸民國史帶頭人孫思白還特別以《談〈民國史〉編寫問題·寄語臺灣同行諸君》為題，發表文章，為臺灣同行的疑慮解惑。
兩種思想矛盾了好些年，最終在島內史學家秦孝儀的主持下，編纂了一部《中華民國發展史》，意思是還在發展中，繼往開來。
1981年，大陸官修民國史出版了第一本，兩岸的爭論自此開始表面化。
第二年，兩岸的民國史研究者第一次有了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那年四月，在芝加哥，美、日學者為促進兩岸學人聚會，借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召開之際，把兩岸學者攏在一起研討民國史。兩岸學界頗為重視，大陸胡繩帶隊，島內秦孝儀領銜。雙方見面不握手，關係挺緊張，觀點很對立。
面對面，兩岸學者一上來，就先拿辛亥革命說事，大陸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島內學者堅持是全民革命，分歧明擺著，談不攏。大家倒是保持著相當的克制，心平氣和討論，會後熱情敘舊，一冷一熱，對比鮮明。
那時候，兩岸民間交往已經私下展開，分歧掩不住和局。
1982年的這次理論交鋒，是兩岸學者第一次就民國史中的敏感問題相互碰撞，自此之後，即成傳統，每每交流都繞不開這個問題。這個問號也就持續了20年。
在當時的大陸學者看來，辛亥革命始終是一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每次逢十紀念的時候，各個層面都會講到辛亥革命的性質，都會講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軟弱性、妥協性和不徹底性。
張憲文不止一次的和臺灣學者就這個問題爭論。時常是島內學者批評大陸的定性方法有誤，資料偏頗。張一般都是面紅耳赤的反駁，全民革命不可能。全民就是全體，全體起來革誰的命呀，總得有個對象吧，用詞不當。後來爭論久了，兩岸學者都有點欲罷不能，誰都不能說服對方，但又不能丟棄立場不去爭論。
重大歷史問題結論做不了，其他的研究就跟不上。直到1984年，15卷本的《中華民國史》也僅開了個頭。
這一年，社會上的風向為之開朗，一句政治口號引發了之後更為廣泛的民國熱潮。而歷史學家眼中這股熱潮卻是忽明忽暗。
氣氛似暖還寒
1984年，官修《中華民國史》剛剛出版了第二本，南京大學已經開始率先在全國高校裡招收民國史的研究生，但是苦於沒有教材，不能靠一些零星的資料維持教學。為此，時任南大民國史教授的張憲文找到了孫思白，說這套民國史至今編不出，可是學生們要教材，能不能先編一套簡明的民國史給學生看。
當時，政治上兩岸喊話，呼籲三通，鄧小平提出了80年代三大任務，解決兩岸和平統一正是其中之一。社會上也跟著掀起了一股熱潮，每個行業都響應這個號召，歷史學界自然也不落人後，紛紛立項要修民國史，和島內通材料。
在這個節骨眼上，張憲文提出編寫一部民國史教材的想法，希冀藉此對緩慢的編寫工作輔以推手。而他的這個想法，卻多少讓後者覺得有些學術趕潮的味道。當時，編寫組的專家們經過反覆討論，答案是，條件還不成熟。
社會上有熱潮，而歷史學家們還比較冷靜。在民國史研究領域裡，學者們的境遇總是隨著大形勢的起伏而時晴時陰。
當時，杭州大學的教授楊樹標在國內率先開設了蔣介石研究這門專題課程，在社會上轟動不小，旁聽生雲集。這門課程中當時最引人矚目一句話，是楊引用一個日本學者在1931年代說的。他說，在中國只有兩個半中國人是懂得中國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蔣介石，而那半個是毛澤東。
這句話其實是作家馮雪峰在回憶兩個偉人之間的關係時提到的，文章曾經發表在《人民日報》。楊樹標引用這句話，就是想告訴大家，蔣介石最起碼是個強大的敵人。
但就是這句話在後來引起了麻煩。1983年初，全國清除精神汙染，浙江省紀委把楊樹標作為典型上報給了中央。後者還專門派了調查組。
浙江省紀委認為楊樹標在授課的時候散布錯誤言論。其中就有「兩個半評價」的問題，另外，楊樹標在授課時提到，「國民黨是一個具有光榮歷史傳統的黨。」紀委也認為是錯誤言論，對蔣介石的反動罪行有翻案之嫌。
好在當時社會風氣已然逐步實事求是，這個風波不久就逐漸平息了。楊樹標後來在1989年寫了本《蔣介石傳》，成了大陸第一本有關蔣介石的傳記。
張憲文碰了釘子，回去後決定自己來編。兩年後，他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綱》出版，是解放後大陸出版的第一部中華民國簡史。
1986年出版，一度很轟動。美聯社的記者來採訪他，開門見山就問，編寫民國史，你們有沒有政治背景？一句話問得張憲文啞口。
一出生就面臨修訂
張憲文至今還記得，他當時面對質疑不無調侃地解嘲說，我們是一批愛好者。他的調侃多少反映了學界當年的心態：編修民國史，問題超乎現實之外，時機尚不成熟，社會上歷史熱，歷史學家卻倍感掣肘。
於是，那幾年伴隨著曖昧不清的熱潮，學界關於一些問題的爭論已經沸騰。
80年代，臺灣島內的政治生活是個充滿運動和思想鬆綁的時期，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當時困擾兩岸學者的問題有三個最為繞不開，除了辛亥革命的評價，再就是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
關於抗日戰爭，兩岸的分歧由來已久，大陸教科書講國民黨抗日是一擊就潰、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島內話語則認為中共是遊而不擊，坐待變局。
這個問題，兩岸交流了十年，也吵了十年。直至1995年，抗戰勝利50周年，雙方才達成共識。
再一個，就是有關孫中山三大政策。在大陸這個早有定論，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而這一點海外和島內學者卻有分歧，他們認為孫中山沒有這個話，是被人為製造出來的。
這一吵也是十年，最終基本上達成了一致。那就是，孫中山有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思想，但是沒有把這三個觀點連在一起講過，確實沒有。聯俄沒話說，還派蔣介石去蘇聯學習。聯共也有，第一次國共合作都是事實。扶助農工文件也是有的，但是孫中山從來沒有把這三個內容連起來公開提過。
大陸學者的看法是，作為後人研究對一個領袖的思想做個高度的概括，是正常的。比如講鄧小平，就概括為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都是高度的概括，不能說是錯誤的。
這麼一來，分歧自此彌合，問題說開了一切都好辦了，怕的是彼此不對話，不攤開講。這是在90年代以後，兩岸學者逐漸達成的共識。
兩岸學者爭論的這十年，也是兩岸的政治氣氛越來越好的十年，從民間三通到「九二共識」再到後來的汪辜會談，圓桌的範圍越來越大。
1994年，費正清主編的《劍橋民國史》出版，在兩岸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本書從外國人的角度，記錄了民國那38年中國發生的事。
這一年，大陸官修民國史陷入困境。孫思白和李新，當初計劃10年完成這部民國史，如今眼看20年了，民國史的編纂還是遙遙無期。
一系列的爭議還在持續，重大結論懸而未決，很多人擔憂，如此硬要堅持下去，這部民國史勢必會成為第二部《清史》——「一出生就面臨修訂。」
是繼續，還是半途而廢，這也許正是民國留給我們的遺產。
新局面
進入新世紀，學者們終於苦待來了一個變局。
2001年，適逢辛亥革命90周年，張憲文和一批大陸民國史學者又被邀請去臺灣作學術交流。臨行前，學者們彼此心裡都犯難，每次逢十紀念的時候，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那個老話題就勢必會成為兩岸學者爭論的關鍵。
雙方都那麼熟了，每次交流還都得爭，大家就討論，能不能統一個雙方都接受的說法，理論上站得住腳，面子上也抹得開。討論最終，還是沒有結論，大家都覺得有困難，政治上比較敏感，不如靜觀待變。
等到張憲文他們從臺灣交流回來，一個新的局面就真的出現了。當年，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活動，江澤民作了報告，內容意味深長，其中很多評價具有顛覆性。他說，辛亥革命是一次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這個提法在學界引起了共鳴，被認為是一次思想上從革命史觀到民族史觀的轉變，他把之前兩個陣營的分歧，用一句話就統一到了一起，對民國史的研究具有劃時代意義。
歷史學家們第一次開始認真地審視提了6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論。大家發現，當時參加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一些留學生、海外華僑和下層會黨，到了後期多數是新軍。事實上中小資產階級參加很少，大資產階級更是鳳毛麟角。也不能說這個革命是妥協的、軟弱的，這種說法是把孫中山讓權的問題看得太重了。而所謂的不徹底性，也是不切合實際的。
是年底，反映辛亥革命的電視劇《走向共和》開拍，在這部戲裡，李鴻章頗具深意地對孫中山說，「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情。」
一代人的嘆息
而民國史的編纂任務仿佛也註定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進入新世紀，大陸幾位民國史學術帶頭人李新、孫思白、李宗一相繼故去。這部民國史，少了設計師，自此停滯，擱淺至今。
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這套書的使命其實已經完成了。「它本來就是一個計劃時代的產物」， 民國史專家陳紅民評價說，這套書史觀前後衝突，第一本是1981年出的，最新的一本是2005年出的。這兩本書放在一起，絕對看不出他們是一套書，其中的研究方法、史觀已經完全發生了變化。如果硬要說學術價值，倒是一部研究民國學術史發展的最好樣本。
但對於一部官修正史的使命，這部書還遠沒有完成。從1972年至今,早期《中華民國史》編寫組的成員一直沒有退休離崗的只剩下3 位：楊天石、耿雲志和曾業英，最年輕的也已逾古稀。
如果說，之前學者們擔心的是大陸這部民國史，「一出生就將面臨修訂。」而到了新世紀，擺在他們面前的困惑卻是，一個時代的落幕。
2000年，隨著島內國民黨的選敗，學者們發現，兩岸對話的圓桌消失了。
島內民國史的研究日漸式微，兩岸研究界自此再也沒有了衝突、對話的局面。蔣介石日記外流斯坦福，去蔣化的呼聲在島內日益高漲，兩岸學者已經很少在同一個語境下面對了。
之前，島內研究民國史的機構一個是「中央研究院」，再一個就是國民黨的黨史研究會。前者1928年成立於南京，是當時隸屬於國民政府，為民國最高的研究機關；後者是國民黨所有黨史研究機構的總稱，研究國民黨史的核心機構，和大陸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相似，是一個機構龐大的單位。
而在民國史的資料佔有上，這個國民黨史研究會無疑是最全的。而且之前研究的資金也相當雄厚，都是國民黨的黨費支持起來的。
到了新世紀，國民黨選敗，黨史研究的局面江河日下，島內的民國黨史研究會失去了經費支持，沒了官方背景，成了蔣介石基金會。
而作為一個選舉黨，國民黨內也不再關心黨的歷史了。這一點連島內的學者也無奈，無論怎麼說國民黨也是一個有百年傳統的黨，講黨的歷史也是很光榮的，但後來被民進黨翻出一些不光彩的事，就乾脆連自己也拋棄歷史。現如今國民黨內搞選戰的一些年輕人都是從西方回來的，只要是任何一點包袱，新的選戰團體就會甩掉。
2007年，蔣介石在島內的影響日漸淡化，而在大陸，新的一輪民國人物熱潮正在持續，關鍵詞就是蔣介石日記，團結出版社的《蔣介石日記解密》和黃仁宇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正在暢銷。
這一年，島內的蔣介石研究機構已經消失，而在杭州，大陸第一家以蔣介石為名稱的研究所剛剛成立，所長就是陳紅民。
如今，官修《中華民國史》的工作幾乎停滯，沒有人知道它完成的確切日子。
兩年前（本文寫於２００８年），張憲文和一批民國史研究者曾試圖呼籲，把民國史的研究像清史研究一樣作為一個大工程來抓，報告打上去，至今沒有回音。
不久，遠在斯坦福的蔣介石日記開放，國內為之震驚，學者趕潮宛如過江之鯽，而在島內，蔣介石像開始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