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微言大義」亦或「淫話汙語」（1）

諸如《金瓶梅》、《紅樓夢》這般演繹一家一族日常生活瑣事的長篇小說，雖然一問世便令人嘖嘖稱「奇」，但在驚嘆之餘，讀者仍不免懷疑此類大量鋪陳生活細節的寫作模式其實另有深意，因此直到今天始終有人孜孜不息地「索」其「隱」去的「微言 大義」。

這種讀法當然和古典小說的「野史」血源有著密切關係，他們認為小說既為 「史鑑」，是故必有藏匿於文字背面，甚至被作者刻意隱去的史實可考。《紅樓夢》的 閱讀反應最可證明這種心態，從廿世紀初「舊紅學」的「索隱派」(例如蔡元培的《石頭 記索隱》、闞鐸的《紅樓夢抉微》等)，到世紀末所謂的「考證索隱派」(例如霍國玲、霍紀 平、霍力君的《紅樓解夢》等)，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找出小說隱含或影射的「真事」。

相比之下，《金瓶梅》的情況要好一點，畢竟它的傳布不及《紅樓夢》來得廣，「金學」 的開展亦較「紅學」來得晚，但是同樣有人抱持相同的閱讀信念，甚至公然指稱小說根 本不是隱喻、而是明指某(些)個政治事件。筆者和魯迅一樣，基本上是以「世情書」 作為《金瓶梅》小說類型的定位，所以自然要釐清《金瓶梅》有無微言大義這個問 題，並且提出拒絕「索隱派」讀法的理由。

明清讀者的看法

目前所知最早的《金瓶梅》刻本，是有萬曆丁巳(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序的《新刻 金瓶梅詞話》，然而在這個刻本出現之前的二十餘年間，小說早就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在 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謝肇淛、屠本畯、王肯堂、王稚登、沈德符、馮夢龍、馬仲 良、李日華、沈倩、丘志充、薛岡、文在茲等人之中了。這些文人對《金瓶梅》普遍都 有「奇快」的閱讀感受，但是書中為幅不少的風月筆墨倒也令他們感到緊張，不少人紛 紛在朋友面前表態以撇清干係。例如董其昌明明覺得這部小說「極佳」，但是又對袁中 道表示此書「絕當焚之」。沈德符僅僅讀了幾卷小說便覺得「甚奇快」，然而面對馮 夢龍、馬仲良的出版建議，卻又因為怕引來「誨淫」批判而拒絕了。薛岡同意此書是 「有為之作」，但在友人文吉士面前也不免大罵:「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 秦火。」不過在稱奇/斥淫的兩極反應當中，袁宏道對這部小說倒是別有看法，他在 一封寫給董其昌的信中提到:

「《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

枚乘的《七發》是漢初著名賦篇，全文借吳客之口告知楚太子，聲色犬馬之樂不若聖賢 妙言有益，因此是一篇典型的政治諷諭文章。袁中道在信中指出《金瓶梅》勝於〈七 發〉之處多矣，看起來似乎是發現了小說的政治諷諭本色，不料他在《觴政》卻又提出 截然不同的說法:

「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金瓶梅》在這裡變成茶餘酒後「佐談資」的消譴讀物，顯然袁宏道認為在政治諷諭之 外另有其閱讀取向。

前引袁宏道寫給董其昌的信，作於萬曆二十四年，是現今所知明人討論《金瓶梅》 最早的文字，距離萬曆四十五年《新刻金瓶梅詞話》的梓行有二十年時間，學界經常借 此推測小說抄本的流傳期限。不過這裡要強調的是，這時期文人有不少和袁宏道一樣注 意到小說的政治意味，例如屠本畯《山林經濟籍》稱:「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沈冤，託之《金瓶梅》。」沈德符提供的訊息更清楚: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則 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

這兩條資料都指出著書另有政治意圖。然而不要忘了，沈德符自己的閱讀反應是「甚奇快」，他又提到好友馮夢龍的反應是「見之驚喜」、馬仲良也認為此書「可以療飢」，可見《金瓶梅》是一部既有政治寓意、讀來又讓人覺得痛快的佳作。

不過當時還有別的說法，袁中道提到:

「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 瑣碎中有無限波，亦非慧人不能。」

另外，謝肇淛在為某個版本寫的一篇跋語也提到:

「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裡，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託之西門慶也。」

袁、謝兩人的說法都差不多，也許是根據相同的消息來源，總之著書目的是沒有政治性解讀的。

萬曆四十五年《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幾篇序跋，則不約而同地強調小說別有寓意。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開篇即道:

「竊聞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 蓋有謂也。」

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也說:「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 也。」至於廿公《金瓶梅跋》更是直言:

「《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

問題是，這裡的「蓋有謂也」、「蓋為世戒」、「蓋有所刺」、以及寓言 說，並未明白指出小說戒的是什麼、刺的又是什麼，也沒有暗示小說所謂是否影射政事。然而就算這些序跋意指小說假託宋朝、實寫明事，也不見得就是沈德符所說的:

「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

即便是，傳者不過遙遙虛指，何況小說是以西門慶及其妻妾姘婦為主角，蔡京父子等人不過 配角而已。總之三篇序跋透露出來的訊息是極有限的。

顯然，《金瓶梅》有無微言大義的討論，在明代讀者群間似乎不若「淫書」與否來得重要。就算到了清代《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那裡，最關注的恐怕也還是奇/淫之辨，他那一篇文字《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以及共計百餘條的《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 法》、和各回回評大抵都是為了平反「誨淫」惡名。不過張竹坡另外還提出「寓意說」 和「苦孝說」，前者主要是從小說人物姓名的寓意尋找情節的內在聯繫，基本上無涉任何一種政治諷諭說;後者則是編派出一大段孝悌玄文，最後倏忽得出「則《金瓶梅》當 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的結論，為小說的著書目的提出了新的詮解。

「寓言說」和「苦孝說」

張竹坡提出的「寓意說」、「苦孝說」，乃是為了替《金瓶梅》洗脫「淫書」惡名 的翻案文字，這正是「寓意說」不著邊際、「苦孝說」不知所云的原因。然而，《苦孝說》裡的一段文字又似乎暗示了什麼:

「至於生也，不幸其親為仇所筭，則此時此際，以至千百萬年，不忍一注目，不敢 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為無已，嗚呼痛哉!......嗚呼，蒼蒼高天，茫茫厚 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難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寒酸，再曰抱 阮，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餘痛乎!」

這裡把《金瓶梅》的作者寫成一個「其親為仇所筭」的孝子，並稱小說乃其含冤發憤之 作，很容易使我們想到前引屠本畯那段文字:

「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託之《金瓶梅》。」

這個沈冤之人乍看極可能就是張竹坡「苦孝 說」的原型。然而，在屠本畯和張竹坡兩代之間，恐怕已有另外一種更具體的「孝子著書復仇」說法在發酵，如果下引康熙時人宋如鳳《稗說》這個講法不是捏造，那麼張竹 坡「苦孝說」的原型應該來自於此:

「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 也。即有知之，又惑於傳聞，謂其門客所為書，門客豈能才力若是耶。滿洲痛父 為嚴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陸炳陰謀孽之，置於法。弇洲憤懣懟廢，乃成 此書。陸居雲間郡之西門，所謂西門慶者，指陸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諸 狎暱比相嵩羽翼。陸當日蓄群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

這條資料過去被視為《金瓶梅》作者「王世貞說」的肇端，殊不知此處所載，非僅是落實了沈德符所謂《金瓶梅》作者乃「嘉靖間大名士」的講法，而且還把沈氏「指斥時事」之說加以修改發揮，重新賦予小說政治諷諭的新解。然而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張竹 坡卻把「王世貞報父仇」的說法濃縮成「苦孝說」，把原先指證歷歷的政治聯想凍結起 來，因而他的《苦孝說》一文就完全看不出什麼政治寓意。

可是「王世貞報父仇」的說法，顯然已在有清一代蔓延開來，這可以從《寒花盦隨這條資料過去被視為《金瓶梅》作者「王世貞說」的肇端，殊不知此處所載，非僅是落 實了沈德符所謂《金瓶梅》作者乃「嘉靖間大名士」的講法，而且還把沈氏「指斥時 事」之說加以修改發揮，重新賦予小說政治諷諭的新解。然而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張竹 坡卻把「王世貞報父仇」的說法濃縮成「苦孝說」，把原先指證歷歷的政治聯想凍結起 來，因而他的〈苦孝說〉一文就完全看不出什麼政治寓意。

可是「王世貞報父仇」的說法，顯然已在有清一代蔓延開來，這可以從《寒花盦隨筆》、《闕名筆記》、《秋水軒筆記》、《消夏閒記》幾部清人筆記見到。傳言說王 世貞的父親王進《清明上河圖》畫於嚴世蕃，為湯裱褙(或說唐順之)識破，後遭陷遇害。王世貞為報父仇，特作《金瓶梅》獻世蕃(或說順之)以投其好，內容影射嚴嵩父子惡行，結果世蕃病足(或說敷在書頁上的毒藥害死順之)。各本筆記所載傳言不一，足見類似說法在清代流行的廣度，就像魯迅所言:

「案鳳洲復讎之說，極不近情理可笑 噱，而世人往往信而傳之，異說尚多。」

不過就像前面說的，明代那幾位讀過《金瓶梅》的文人固然也不排除小說可能有的政治性格，但是他們也表示出對小說的激賞。至於張竹坡則僅僅拿傳言編派出「苦孝說」，他的評點中心還是集中在世情摹畫上，從來 沒有意願在政治諷諭上加以詮釋。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清人此類傳聞主要還是因為 《金瓶梅》之「奇」，所以才在著書目的上穿鑿附會，日逐發展出王世貞著書報父仇的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