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山西新聞網 山西日報 進入論壇手機讀報
今年是黃竹三老師的70初度，山西師範大學在佛教聖地五臺山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全國著名的戲曲文物專家黃天驥、康保成、周華斌、麻國鈞、俞為民諸先生以及黃老師的弟子們相聚於清涼山，前往祝賀。
大家高度評價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黃竹三老師與山西師大戲曲文物研究所在我國戲曲文物研究方面做出的巨大成就，並就戲曲研究的新思路進行了認真的交流。我作為最早入黃師門下受教的弟子之一，對黃老師在我國戲曲文物方面的開拓性貢獻有切身感受，並為20年來親沐於師恩之中深致感激之情。
1988年9月，我第一次踏進古城平陽，進入山西師大戲曲文物研究所，師從所長黃竹三先生，做戲曲文物的研究生。初見黃師，印象最深的是高高的個頭，和藹可親，完全一副北方漢子的模樣。我知悉黃師為廣東人，卻長久在山西教書育人，或許天緣註定他的事業就在北方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不久，又知悉黃師之師，是廣東中山大學的泰鬥級人物王季思先生（即王起）。著名的社科院版《中國文學史》，其第四冊，即王起先生參與撰寫的，他以研究《西廂記》著稱於世。王起先生所師承的，則是清末南方學界的泰鬥吳梅。吳梅先生精研古戲曲史，著有《顧曲麈談》，為其傳世之作。這兩位泰鬥級的人物，都是中國戲曲研究史上不能繞過的重量級人物。可以說，黃竹三老師師承王季思先生之初即結定了他與中國戲曲史研究的緣分。
黃竹三老師從王季思先生門下畢業後，於1965年8月，從中山大學分配到遙遠的山西。須知山西是中國戲曲的重要發源地，戲曲文物遺存居全國之冠。師承之緣、與山西的地域之緣，預示著中國戲曲史研究的新時代即將由黃竹三老師去開啟。
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在其《古史新證》中提出了以文獻與地下材料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其所著《宋元戲曲史》，是現代研究宋元戲曲的開山之作；但他無緣接觸到大量的戲曲文物，沒能在戲曲史研究方面實踐其研究方法。黃竹三老師則顯得甚為幸運。
大約在1980年時，黃竹三老師開始在晉南的田野上考察戲曲文物，凡有古戲臺、戲曲碑刻、戲曲壁畫等處，黃老師他們都去調究一番。經過他與山西師大一群志同道合的師生的不斷努力，迅即取得粲然可觀的成就。1984年，建立了戲曲文物研究所，之後又成立了戲曲文物陳列室，創刊了以研究戲曲文物為鮮明特色的連續性出版物――《中華戲曲》，從而形成了立體研究戲曲文物的大框架、大模樣。通過「戲研所」這個陣地，黃老師與他的同事們與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有關學者建立了密切的學術聯繫，近20年來，戲研所儼然成為了全國戲曲文物研究的中心。特別應指出的是，師大戲研所師生們有關戲曲文物的重大發現及研究，大多發表在《中華戲曲》這個連續性出版物上，比如眾多金元戲臺的發現，比如長治地區古戲曲抄本《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周樂量圖》，以及曲沃任莊傳統儺戲《扇鼓神譜》等等，都引起戲曲史研究界的強烈反響，並大大豐富了古戲曲研究的空間。1987年，戲研所的師生們出版了以黃竹三老師任主編的《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從而佔據了全國戲曲文物研究的制高點；之後，又下大力整理出版了明傳奇《六十種曲》；直到2006年，戲研所一舉申報博士點成功，成為山西師大最早的博士點之一，這也應是全國專研戲曲文物的博士點。此時，戲曲文物研究已成為20世紀初國內的一門顯學。
黃竹三老師在戲曲文物研究所的成就，是他領導的一個研究群體的成功，其中最早從事研究的有竇楷、馮俊傑、王福才、景李虎、王廷信、車文明、延保全等等。我深切地感到，這是一個團體一致、梯次搭配、分工合作、戰鬥力強的科研團體，而這個團體的最早的核心就是黃竹三老師。日久天長，黃老師逐漸以他的海納百川般的人品與學問，成為山西師大的一面赫然醒目的大旗。在這杆大旗的感召下，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有關學者每年都有數量可觀的人來到晉南訪問，共同考察。他們驚奇於晉南戲曲文物之豐富，使戲研所藉助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而迅速發展；同時驚奇於戲研所在學術方面的種種先進方法和重大貢獻。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學人們大談所謂田野調查時，黃老師他們早已搞田野調查10餘年了；當人們明確地討論用民俗學、社會學、歷史地理學諸學科綜合研究文學史時，黃老師他們早在戲曲文物研究方面予以綜合運用，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可以說，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以黃老師為代表的師大戲研所的一個研究團體，站在晉南這塊厚實的文化熱土之上，以辛勤的實踐、先進的研究方法，秉承前人之跡，初步建立了一門嶄新的學科――戲曲文物學。如今，這門學科已有多方面的成果，在《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之後，有黃師的《戲曲文物散論》、馮俊傑師的《山西戲曲碑刻輯考》《山西神廟劇場考》，學友、現任所長車文明的《中國神廟劇場考》《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等等，這些著作無論數量與質量都顯示出戲研所雄厚的集群研究能量。尤其黃老師在戲劇發生學、泛戲劇形態、宋金城鄉戲劇演出、戲曲形成與歷史文化、宗教民俗的關係等方面的學術見解，都佔據了很高的學術視點。從這些視野宏遠、資料豐富、見解獨特的結論起再往前推，已距建立起一座嚴謹宏麗的戲曲文物學術大廈不遠了。就在黃師70壽誕之際，由他和弟子延保全合著的《戲曲文物通論》與臺灣某出版社籤約出版，於是，黃師再一次站在了全國戲曲文物研究的最前沿。
1991年以後，我雖然離開戲研所，不再從事戲曲文物的研究，但一度擔任《中華戲曲》的編輯，與黃老師及戲研所的師友們聯繫不斷。1996年，當我回師大參加40周年校慶時，戲研所已從圖書館搬出來，有了寬敞的辦公場所和戲曲文物陳列室。可以說，我每看到戲研所取得一個成就，就深深地為師友們高興；每次見到黃老師，都為他真誠地祝福。
作為一名學生、一位曾在戲研所工作過的弟子，戲研所走過的每段重要歷程，都鑄就著自身鮮明的特色與獨特的精神。這個特色，我認為，就是不斷發現新證據、以證據說話的特色；這個精神，就是兼容並包、團結一致、開拓創新的學術精神。我想，這其中的特色和精神，無不體現出這支學術團隊的帶頭人黃竹三老師兼容博大、勇於創新的個人風格。目前，這條路已經由老師們艱難地蹚出，在這條路上奔跑的接力棒已由年輕一代的代表車文明、延保全等同學承接過來，並贏得更大的榮譽。在黃老師70初度之時，我由衷地為黃老師祝福，祝他健康長壽；由衷地為師大戲研所祝福，祝它學術之路長青。
張繼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