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李俊生教授
記者 肖昊宸
以財政資金為基本研究對象的財政學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學科。財政學理論科學與否，對國家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具有重要作用，對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構建根植於中國財政實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理論，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求。
構建中國財政理論有實踐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什麼要構建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
李俊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從而把財政以及財政學科提升到了關係國家治理能力與水平的綜合性與戰略性高度。而目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只是將財政活動視為經濟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將財政學科視為經濟學領域的一個「二級」學科，將財政學視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與此同時，財政職能通常也被簡單地理解為是基於糾正市場失靈的需要，被概括為「優化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分配和促進經濟穩定」三項職能。財政學對政府財政職能的如此概括，顯然失之狹隘。我國財政改革的實踐表明，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而非簡單的、一般意義的經濟範疇。在此背景下，如果依然用西方財政學有關政府財政「三個職能」的理論，則無法解釋我國政府財政在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等方面發揮的職能作用。這些職能作用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經濟領域。從國家治理角度看，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財政活動必然跨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因此，財政學應當是集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學科方法和範式於一體的科學體系。
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學，就是要構建具有解釋力和預測力的財政科學。這意味著財政學首先必須是普適性的科學，必須對財政一般現象（相對於個別現象）具有解釋能力，對財政一般規律具有描述能力和探索能力，進而對財政一般現象的發展趨勢具有預測力。而這樣的財政科學必須根植於具體的、具有時代特徵的財政實踐，必須通過對這些財政實踐經驗的總結與梳理，方能獲得認識財政活動一般規律的方法。
我國目前流行的財政學理論，實際上是根植於二戰後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財政實踐的一種理論。它是嚴重落後於時代的「盎格魯-撒克遜」特色的財政理論，並且是被嚴重「經濟學化」的財政理論。這種財政理論顯然無法解釋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的財政現象，也不可能科學客觀地揭示財政實現「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歷史使命的規律，更不能對其發展趨勢給出準確、恰當的預測。
當今我國不僅亟須構建具有足夠解釋力和預測力的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而且也具備了相應的條件。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財政實踐，為我國財政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在全國範圍內首先探索改革「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與制度，繼而又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有差別的「財政包幹體制」。今天我國正在調整和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與制度，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當代財政改革實驗場」。這些中國實踐為構建具有科學解釋力、立足中國服務世界的中國氣派財政科學理論準備了可能性條件，使得我國學術界有能力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推動理論和學科體系創新，構建具有時代特徵與中國特色的財政科學理論。
西方主流理論基石存在矛盾
《中國社會科學報》：構建中國特色財政學理論，需要反思盛行於世的西方財政學理論。您認為西方財政學理論的主要缺陷何在？
李俊生：當前西方主流財政學理論是以美國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教授等為代表人物的財政理論。該理論的基礎是建立在市場失靈理論之上的。它認為市場上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是二元對立關係，政府需要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內發揮「幹預者」與「糾錯者」的作用。
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發現，基於市場失靈理論的主流財政學理論基石本身就存在著邏輯矛盾。首先，當代主流財政學從市場失靈理論出發，從邏輯上論述政府與財政的存在必要性，進而推導出解釋財政現象的方法和分析範式。然而從邏輯上看，這種推理是不科學的，因為從市場失靈並不能推導出財政現象產生的必然性。從財政史上看，財政現象的出現實際上早於現代意義市場的出現。從理論依據上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起源理論，還是盧梭等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契約論」，都沒有得出因出現「市場失靈」問題，才需要國家、財政和政府的結論。
其次，政府的財政行為目標與市場上的私人部門的行為目標有本質不同。前者是為了滿足社會共同需要，這種目標具有鮮明的政治特徵和社會特徵。而後者是為了滿足企業或者私人的個別需要，這種目標具有鮮明的市場經濟特徵。以市場失靈理論為基石的當代主流財政學理論，把政府的財政行為定義為「糾正市場失靈」經濟範疇的做法，顯然混淆了政府與私人部門的行為目標。因此，其科學性就令人質疑。而過於「經濟學化」的財政學理論，更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政府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嚴重誤導。20世紀30年代，帶有凱恩斯主義濃厚色彩的財政政策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對美國等國家的經濟走出泥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實施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國家均出現了以「停滯與膨脹」並存為特徵的經濟衰退。這表明，主流財政理論作為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由於缺乏基本的預測力，誤導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府。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後，西方國家財政理論範式依然如故，發端於美國的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與此密切相關。當代西方主流財政理論不僅對現代史上若干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負有理論誤導的責任，而且也無力解釋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流行於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理」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