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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水照
我與錢鍾書先生的交往
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才見到錢先生。那時所裡為每位初來的研究人員指派一位導師，我的導師就是錢先生。但他始終不認我這個學生。記得1984年我出版第一部論文集《唐宋文學論集》時，請他為我題籤，並真心實意地感謝他多年來的教導之恩。他很快寄來了題籤，信裡卻說：「吾友明通之識，縝密之學，如孫悟空所謂自家會的，老夫何與焉。」「明通之識，縝密之學」，當不得真，他對後輩往往獎飾溢量，這我心裡有數；而說「自家會的」，則更不真實。後來見面時，我也大膽地打趣說：「師生關係有『文』為證，當年我的進修計劃和您的審批意見俱在，白紙黑字。」他哈哈大笑：「給你寫的題籤，特地蓋上我的印章，已經表示咱們的交情了。」嗣後賜函，就稱「賢弟」，但不久又「賢友」「吾兄」「學人」混稱了。然而，我從不敢在他人面前自稱是他的學生，原因很簡單：不配。
王水照教授在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暨《錢鍾書的學術人生》新書發布會上。
面前的一張紙片也許可作「證據」。還在河南明港幹校時，一次軍宣隊主持開大會，我恰與他坐在一起偷偷交談「開小差」。那時正好毛澤東對嚴復所譯《天演論》有個批示，我們總算多了一本允許閱讀的書。嚴譯中有「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的句子，我對嚴復用「京垓」代億萬，用「員輿」代地球的用法表示疑問，並問他對嚴譯的評價（有傳聞說他對嚴譯也如對林譯一樣評價很高），隨手寫在這張紙上向他請益。他認為，此種代字法，「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不足為訓，並一口氣寫了唐徐彥伯以「虯戶」代「龍門」、以「篠驂」代「竹馬」，宋歐陽修諷刺宋祁撰《唐書》法為「宵寐匪禎，札闥洪庥」（代「夜夢不祥，書門大吉」），揚雄以「蠢迪檢柙」代「動由規矩」等三四個例子，振筆直遂，欲罷不能，若不是反面是軍宣隊要我辦事的介紹信（我那時是倉庫保管員），可能還會「演示」下去。他寫完最後一句「如君所舉皆此類也」，不無得意地把紙片塞給我，而我卻頓覺自己的貧乏和無知。何謂有學問，此即無言之教。
錢鍾書先生在家中。
和錢先生最初接觸，驚服於他的才情橫溢，鋒芒畢露，尊敬之中敬畏成分為多。時間長了，只覺他胸無城府，表裡澄澈，有時竟表現出孩提般的赤誠。面對年輕後輩更充滿呵護、提攜之情。我手邊的《宋詩選注》是他贈送的。他在扉頁上寫道：「水照不肯購此書，而力向餘索之。餘堅不與，至重印時始以自存一冊贈之，皆慳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於餘矣，一笑。」這一「自存本」上有他的不少改筆，我一下子明白了它的分量。他的戲笑之語洋溢著深摯的師弟情誼，更蘊涵著熱切的期待。
學術面前人人平等
錢先生是舉世公認的大學者，但又謙遜寬容，具有海不擇流、有容乃大的寬廣襟懷。他與不少素不相識的後生晚輩進行完全平等的學術交流，真正實現了「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妨舉幾個我所知道的例子。王安石《重遊草堂寺次韻三首》其一云：「鶴有思顒意，鷹無戀遁心。」上句用周顒鶴事，沒有什麼疑義；下句用支遁鷹事，就有些糾葛。李壁注云：「支遁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錢先生《談藝錄》指出：李注未言所引何書。
錢鍾書及其夫人楊絳。
他於是廣徵文獻，大都只言支遁養馬而未道及養鷹之事；且指出「神駿」只能形容「馬」而不能形容「鷹」，言「鷹」則習用「俊」字。但當年尚屬年輕學子的劉永翔先生，向他提供一條材料：李注原文出於晉許恂集，見於唐許嵩《建康實錄》所引。錢先生獲知後大喜過望，「珠船忽獲，疑冰大渙」，並進而博引書證，推斷許恂集當時即流行不廣，致使唐初以來人們但知支遁好馬而未及養鷹，把此事原委分疏得更為清晰。錢先生不僅數次致書劉君，褒獎、感謝兼併，而且特在1987年《談藝錄》增訂本補正中，標出劉君大名，「以志勿忘所自」（《錢鍾書致劉永翔三通》，收入《現代作家書信集珍》）。
前輩虛懷若谷的風範確是感人肺腑。我有次突接先生來函，要我轉告日本留學生內山精也君，因他們在日譯《宋詩選注》，說此書還有一處須改，原來安徽一青年向先生提出，書中趙汝生卒年原作「未詳」，實可據劉克莊《刑部趙郎中墓志銘》補出。他指示日譯本中一定也要申明此乃該君「告知」。《管錐編》增訂本中此類例子多多。長者不掩人善的坦蕩胸懷，更令人仰羨不已。
錢先生對後輩的呵護、提攜和獎勉並不僅僅著眼於某一個人，實是對整個民族學術文化傳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嘆「老年炳燭餘明，著書愈不易」，而把滿腔熱情投注於後輩晚生：「年事方壯，如日中天，不朽事業，有厚望焉。」這可以視作他對我們晚輩學子的學術囑託。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不輕。
別樣的考題
「用不著什麼準備，準備也沒有用」
錢先生談藝衡文，活而不空，融而不玄，聽者常能得到一般課堂教學中所得不到的啟迪。他對文學作品的「鑑賞和評判」，著重於對藝術審美的真正把握。20世紀60年代初，他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的一位北大同學打算報考，託我問他應該閱讀哪些參考書。他回答說：「用不著什麼準備，準備也沒有用。」後來我們在幫他評卷時，才發現這樣一些試題：試卷上抄錄了若干首無主名的詩作，要求辨認出它們是學習唐宋哪些大家的風格；抄錄了白居易的一首代表作，要求指出其中有否敗筆，為什麼是敗筆，等等。這些題目的難度或許偏高，卻是對考生藝術分析能力的真正測驗。答卷中居然有人大談白居易那首詩的思想特點一二三、藝術成就甲乙丙的，很可能緊張之中沒有看清題目，就按流行的試題套式作答了。
錢先生的隨意閒聊更充滿這種耐人尋味揣摩的東西。比如我曾研究過韋莊《秦婦吟》，他就說：此詩長達1666字，為現存唐詩之最，結尾僅說「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是不是缺乏與全詩相稱的藝術力量？中國長篇敘事詩的結尾似乎好的不多。崔顥的名作《黃鶴樓》，既說「晴川歷歷」，又說「煙波江上」，如何理解？韓愈的《原道》與明清的八股文之間有否暗脈相通之處，又是為什麼，等等。這些篇章，常習不察，突被點醒，夠我好好思索鑽研一番的了。
從閒談中感受才情橫溢
妙語連珠的快意
從錢鍾書先生的閒聊中，似乎可以捉摸出一些他的藝術思維的路數和特點，再來讀他的著作，對其中開啟心扉、點撥心靈之處有時會獲得冥契神會的樂趣。《宋詩選注》與《管錐編》《談藝錄》等著作，雖有白話和文言之別，但都具有點到即止、高度濃縮、「蘊而不發、發而不盡」的特點，需要我們尋找多方面的參照系來加深領會和理解。錢先生的日常談話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啟發比照資料。我於1984年至1986年間在日本東京大學任教，有次應愛知大學之邀去作學術報告。替我翻譯的荒川清秀先生對我說：「1980年秋錢先生曾在我校作了一次即興式的講演，還留下手稿。」我知道錢先生訪美時，不喜作有事先準備的講演，而是用一口標準的「牛津英語」當場答難解疑，舉座驚服。他精通數國語言，唯獨不諳日語，這次只好寫稿供翻譯之用。我就請荒川先生複印一份給我，並說：「如果我早知道錢先生來演講過，我就不敢來獻醜了。」
手稿一共有五頁，三頁用的是東京新大谷飯店的箋紙，另兩頁則是名古屋飯店的。在異國他鄉，讀著熟悉的揮灑飛舞的手跡，如親謦欬，我不僅想像到他旅途倥傯、振筆直遂的情景，更感受到他日常談話時那種才情橫溢、妙語連珠的快意。就連禮節性的開場白也不同一般：「……先生們出的題目是《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文學情況》，這是一個好題目，好題目應當產生好文章；但是這篇好文章應當由日本學者來寫。中國老話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又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說『A 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 game』，貴國一定也有相似的話。……我個人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利條件。我對日本語文是瞎子、聾子兼啞巴，因此今天全靠我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來做我的救苦救難的天使，而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國語文的。所以我對中國文學現狀的無知，諸位一目了然；而諸位對中國文學現狀的熟悉，我兩眼漆黑。用19世紀英國大詩人兼批評家S.T.Coleridge（柯勒律治）的話來說，各位有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是有ignorance of your knowledge，諸位對我的無所知有所知，而我對諸位的所知一無所知……」亦莊亦諧，而又有一股英邁凌厲之勢。這篇《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文學情況》經我整理，已收入《錢鍾書集》之《人生邊上的邊上》，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於2007年出版。
在這之前不久，他曾在東京早稻田大學作過一次演講《詩可以怨》（已收入《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開頭也有一段「客套話」，講了不懂號碼鎖、又沒有開撬工具去發現知識寶庫的「窮光棍」，講了自稱發明了雨傘、孤陋寡聞的義大利「土包子」，妙趣橫生，新穎生動。兩次開場白皆表自謙之意，但用語和設譬竟毫不雷同。讀到這種地方，我往往想起他的著作。例如《宋詩選注》講蘇軾用「博喻」之妙：「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託的方法仿佛是採用了舊小說裡講的『車輪戰法』，連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應接不暇，本相畢現，降伏在詩人的筆下……」（《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或許可以說，只有像錢先生這樣的才具，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蘇軾的「博喻」，並用生花妙筆加以精闢地表述。他的客套的「普通話」實不「普通」。他的日常談吐實在也是一種藝術創造。我們在文學研究所時，平常如遇到可恨可惱或可喜可慰的事情，卻又苦於無法表達時，同事間總會說：「如果錢先生在，一定又會有幾句妙語來勾勒了！」
「世界上有那麼多我所不要看的書」
錢先生平生不藏書。他的舊寓中只有一隻書櫃，幾部外文工具書外，大都是他父親錢基博先生遺留的珍貴典籍文獻。但他卻無書不讀，從經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說筆記、佛藏道書、方志輿地，無不採擇。他似不專攻古典小說，但在訪美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位研究生以論《平妖傳》的畢業論文請教，他便與之討論書中的幾個人物形象的評價；他讀《西遊記》竟至十多遍。他讀「破」過幾部英文辭典；他讀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爾，用的是德文原著。「文化大革命」前，他常去文學所書庫找書、借書，新分配來所的大學生如在書庫中碰上他，往往能聽到他的現場介紹，歷歷如數家珍。文學所藏書頗豐，他可能是書後借書卡上簽名最多的一位。他讀書速度之快，掌握要點之準，實為罕見。
有次他對我說：「最近我花了兩個星期，把『十三經』全部溫了一遍，又發現好些好東西。」接著就滔滔不絕地講他的「發現」。讀得快正由於讀得熟、讀得精。文學所的年輕同志中間流行過一句話：何其芳同志的理論素養＋錢先生的豐富知識＝治學的最高目標。現在仔細想來，這話對兩位都是一種誤解。對錢先生的誤解是雙重的。他博覽群書，卻又看「透」資料，絕不迷信書籍。他給我的信中說：「學問有非資料詳備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資料詳備而已可立說悟理，以後資料加添不過弟所謂『有如除不盡的小數多添幾位』者。」他在訪問美國國會圖書館時，「館中有司導觀其藏書庫，傲然有得色，同遊諸公均嘖嘖驚嘆，弟默不言，有司問弟，弟忍俊不禁，對曰：『我亦充滿驚奇，驚奇世界上有那麼多我所不要看的書！』主者愕然，旋即大笑曰：『這是錢教授的風趣了！』雖戲語，頗有理，告供一笑。」他實現了以我為主的對資料的真正「佔有」。
錢先生的風趣，如果從語言智慧的自然展現和文化性格的多姿多態來理解，或許能接觸到一些有意義的底蘊。他總是妙語如珠，滾滾而來。寫信向他祝壽，他說：「『祝壽』可以『促壽』，『延年』能使『厭年』，此又物極必反之理也。」他自嘆近況：「謝客而客愈多，謝事而事不減。」他辭謝招收研究生當助手：「不是助手，而是助腳。」不願差遣跑腿，誤人子弟。安慰他病會痊癒，他答道：「白香山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應允接待晤談，「以結文字因緣，亦杜甫所謂『蓬門今始為君開』也」。
此以古代詩句為典實，有時則用洋典。他要贈書給我而出版社一再拖延，他寫道：「西班牙舊日萬事拖延，號稱manana人（Tomorrower），今則此尊號宜上於中國人矣。」這些都是隨機生發，信口說出，搖筆自來，我揣摩可能是他的自我愉悅之道，營造一種於人於己都輕鬆愉快的生存環境。隨著社會環境的日益寬鬆，文人個性的自由發展，但願我們能與拘謹自閉、呆滯木訥、語言乏味、面目可憎告別，我們就有可能更理解錢先生了。若用一種非學術的異樣眼光來「研究」，恐非「錢學」研究之幸。
本文節選自王水照《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中華書局2020年11月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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