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詩學對明文學及東亞詩學有深刻影響，引起了當時東亞文人的普遍關注。他們對明詩「唐宋之爭」「詩必盛唐」的復古觀、「詩以正脈為宗」「擬議以成其變」的復古取向、明詩復古的價值，進行了批評。對明詩「氣」「清」「自然」等風格展開了批評。古代東亞文人對明詩學的批評中，確立了明詩在東亞詩學中的典範性，促進了東亞詩學的發展。
關於唐宋詩優劣高下的討論，在中國，自宋初就已有了端倪。至明初，力主宗唐詩成為一時風氣。由李夢陽首倡、以前後七子為中堅力量的明詩復古運動，不僅對明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其復古派的詩學理論對東亞詩學及漢詩創作也有很大影響。故此，古代東亞文人對明詩的復古批評尤多。朝鮮詩家著眼於詩歌發展，從詩道、興寄、詩歌創作等角度，評論了明人對唐、宋詩的態度：「唐以去古最近……於是李、何諸子起而力振之。」「唐人之詩，主於性情興寄……此其可法也。」「宋人之詩以故實議論為主，此詩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矣。」肯定王世貞評黃庭堅改李白詩歌「『真點金作鐵手也』斯言非過矣」。這些評論彰顯了朝鮮詩家同明人有共宗唐的詩學傾向。
朝鮮詩家總體上學明宗唐，而日本或宗明學唐或學宋糾明，分化比較明顯。「宗李於鱗、王世貞」「盛唐則李杜二家」的蘐園學派、古義學派等，鼓吹宗明學唐，高度稱揚「明興，模擬唐人，始履其正步」，贊同王世貞所言「舍唐趨宋」就是「變雅就俗」的觀點，認為「公安派、竟陵派詩人學宋詩，致詩道衰落」。此思想盛行時，日本文壇甚至出現了「元享以來，明詩盛行，宋詩則棄如糞土耳」的極端現象。而學宋一派推崇宋詩，以匡明七子膚淺之病。他們對「李獻吉厭宋元之習氣」，但其詩「佶屈聱牙」予以批判，將徂徠等宗明學唐看成是「墮於邪徑」的行為，文壇一度又出現「近日專主張宋詩……幾令明人無處生活」的尷尬局面。
雖然，朝、日文人對明詩「唐宋之爭」的認識不同，但是他們在批評中，確立了同樣的價值取向，即「唐宋兼宗」。誠如朝鮮樸貞蕤云：「兼學唐宋元明者，詩之上品。」日本學者也言，「唐詩有唐詩之妙，宋詩有宋詩之妙」，善學者應「唐宋皆吾師」。
在以唐為法的範圍中，明詩選擇了「詩必盛唐」。朝鮮李睟光認為王世貞等人因盛唐詩氣完、聲鏗、色麗、意融，優於元和、長慶之詩，故而將盛唐詩作為最佳的學習對象是明智的選擇。明詩家在「詩必盛唐」復古觀的指導下，以正脈之詩為詩學榜樣，以使詩歌回歸正始之途，是明復古者的集體訴求。而這一「正脈」即盛唐詩，向上尋其源為漢魏古詩、《詩三百》，朝鮮李植言在看到明胡應麟此論後才幡然領悟學詩真諦。
明人雖主張詩必盛唐，但其真正的目的是在擬古中求變、求創新。因此，「擬議以成其變」成為明詩復古的終極目標。由李東陽啟迪，李夢陽、王世貞等力倡的「七子齊響，一振萎靡，專務激仰」的文學復古運動，通過「古體尊漢魏，近體尊盛唐」等復古路徑衝決平庸，對古代東亞文壇都有極大影響。對此，朝鮮許筠言：「古樂府……於鱗獨肖之，即其所言『擬議以成變化者』，為非誣矣。」日本芥川丹江誇讚：「於鱗、元美最長善學，變化入神。」朝鮮詩家讚譽明詩復古取得了「鳴我明之盛」「足以耀後來而軼前人」的傲人功績，日本詩家也誇讚「明李獻吉、何仲默、李於鱗、王元美數公手自興復千古盛運，洗滌後世陋態」。
明詩復古有「大振於千古，可謂盛矣」之績。明詩復古思想傳到朝、日後，使朝鮮詩學方向更加明確，朝鮮詩家言：「及至穆陵之世，文苑諸公，擬議修辭，學嘉隆諸子，一返正始。」明詩復古為日本詩壇吹入了新鮮空氣，「近物子首唱明詩」「以復古創立門戶……我邦藝文為之一新……海內由是宗嘉靖七子」，出現了「家有滄溟之集，人抱弇州之書」的景象。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有朝、日詩家對明詩復古剽竊抄襲之弊及給本國文壇帶來的不良影響予以嚴厲指責。朝鮮詩家言明詩「徒以言語模擬」「一務生割」，對朝鮮「近代文弊，皆生於明諸家」表示不滿。日本文人也批評道：「李獻吉，何仲默……以剽竊為工……迄于于鱗、元美者出……句句雷同，篇篇一律，無足視者，明詩之弊，於是乎極矣。」「今本邦之詩人，受於鱗、南郭之毒，不含一日，故開口便不堪陳爛腐臭。」
古代東亞文人對明詩復古的肯定或否定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從中學習、反思，結合本國詩壇實際，提出革新主張，以期掃除詩壇之弊。在通過接受與批評「他者」來完善「自我」中，彰顯出他們論明詩復古的價值取向。
古代東亞文人對明詩「氣」「清」「自然」等風格進行了批評。「氣」是東亞古典詩學批評體系中一個基幹範疇，古代東亞文人不但將「氣」看成風格的內驅力，還將「氣」作為評論詩歌的一個主要標準。從對明詩「氣」的批評看，他們認為「拘於氣」是明詩與宋詩在風格上的主要區別，朝鮮任璟言：「宋人滯於理，明人拘於氣。」日本津阪東陽論：「宋詩專於風趣，明詩主於氣格。」他們讚譽「有氣力」的明詩，朝鮮李睟光言：「明人蘭廷瑞《冬夜》詩……雖非唐調，亦有氣力。」即與唐詩相比，明詩的格調不如唐，但是文章的態勢與張力卻盡顯氣力。東亞文人在論「氣力」時，常與「厚」並論，強調詩歌的氣力須是渾厚的、雄厚的，才能彰顯詩歌氣勢。朝鮮正祖李祘誇讚李夢陽詩歌「莽蒼勁渾」，勸朝鮮學子應以「夢陽之雄厚為宗匠」。許筠以「明人績學攻苦……故詩文渾厚有氣力」為榜樣，激勵朝鮮詩人創作氣力渾厚之詩。日本文人評明詩「別有一種雄豪之氣，自不與小家面目同……是在其詩文之氣力」。主張學明人作「立意要高古渾厚，有氣概」之詩。此外，東亞文人對明詩過度使氣、氣短等問題也予以了批判。朝鮮李宜顯評何景明詩「氣短神弱，無聳健之格」、李攀龍詩「有使氣之累」。日本皆川淇園言：「明人，竟巧於飾辭……意短氣佻。」
「詩為清物」。朝鮮詩家認為山林詩派與竟陵派「清遠」特點明顯，「清雅」與「清壯」為七子派的主要審美風格，是七子派對「清」的選擇的兩種表現風格，只是「清雅」偏於吸收王維之古雅，「清壯」則偏於吸收李杜之雄渾。「清雅」主要言何景明詩風，正祖李祘評何詩「清藻秀潤，丰容雅澤，不作怒張之態」。李德懋評何詩：「五律全法右丞，清和雅正。」「清壯」主要言李攀龍詩風，許筠言：「於鱗峭拔清壯，論者以岷、峨積雪方之，殆足當矣。……五言破的，真沈、宋之清勁者也。」徐宗泰用「恍看春雪照峨眉」誇讚李詩清剛勁拔、雄渾峻潔。日本文人談李詩風格時或認為其與「清」完全不相干，山田正珍言，「詩之所以為詩者，特在乎清新耳……明李於鱗不知詩所以為詩者」。也有對此詩風肯定與學習者，朝鮮李德懋記載，其曾在平壤見到日本人寫的《蘭亭集》「其命詞奇健，駸駸於雪樓之餘響」。
古代東亞文人對明詩自然的批評主要針對復古派「動涉模擬」而「無復天真」的作詩之弊而論。日本文人認為復古派因強作、用事等使詩不自然。太宰春臺比較唐、明詩後，得出「凡唐詩，工拙皆有生色，出乎自然也。明詩則不然，強作也」的結論，繼而分析王世貞《哭李於鱗一百二十韻》因無思強作而不自然而「冗長可厭」指責「於鱗之用事乃套語」致詩歌不自然流動，「殆乎臭腐」，發出「李攀龍為後七子代表人物，其詩風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諸子之詩」的感慨。因此，他們贊同公安派「出自靈竅」「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的創作主張。朝鮮任埅在讀袁宏道詩後，因「其匠心鑄辭，要自胸中流出，筆端鼓舞，不沿襲故套陳語」而感到耳目一新，贊其為「藝苑之一豪」。日本文人也「特愛袁中郎之靈心巧發」。在內容上，古代東亞文人注重自然之趣，即「天趣」，並用此作為觀照詩歌的一個審美原則，宗尚「趣本於天得」的朝鮮樸永輔誇讚江盈科詩「大有天趣」。在語言上他們強調「語意天成」，欣賞「語意天然渾成，無一字勉強處」的明詩，李圭景誇讚高啟詩「是最切確詩，觀此可為參看，自得出人意」。金錫胄言袁宏道的詩歌語言是率意而為的「快活心腸飛動語」。但語意天成的自得之言不意味直白，而是用精切之語，表大自然之趣，即「趣真而語得」。總之，古代東亞文人強調應創作渾成自然之詩，因為「只有自然活潑不死」，其詩才能「變化縱橫，出奇無窮」。
總之，古代東亞文人主要對明詩復古與風格理論進行了批評，從其對明詩復古的批評中，可見明詩學在東亞詩壇的典範性以及宗尚中有新變，呈現一種開放的東亞詩學批評精神。東亞各國詩學的發展是長期互補、互進的交融關係，詩學批評為今天東亞各國詩學交流提供了有效的路徑，促進了東亞各國友好交往，這些都彰顯出古代東亞文人對明代詩學批評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作者單位：北華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