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詩論家大多是在批判與反思明代詩壇的基礎上進行詩學批評的，他們注意到公安派、竟陵派因批判復古派而掀起的重視自我價值、肯定自由意識的個性解放思潮所帶來的「空疏」之弊，並由此提出了適應時代精神的詩學理論主張，大體呈現出以下幾種新的趨向，即積極提倡經世致用、敘事意識逐漸增強、注重抒發「社會之情」、極度重視人格氣節，以及復興儒家詩教傳統。
明清之際，由於政局的動蕩和社會的混亂，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異常強烈，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文學批評與創作中，都大力強調幹預社會現實，「經世致用」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股主流思潮。明代末年，學者們已經開始積極提倡經世意識，其中以東林學派、復社最具代表性。東林學派以國家興亡、百姓日用為重，反對空談心性，主張躬行力踐，極富救世精神，開啟了清初實學思潮的先河。復社更以「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陸世儀《復社紀略·復社宗旨》）為結社宗旨，以「通經學古」相號召，明確提倡興復古學、力求救世的觀念。陳子龍十分注重詩歌與社會現實的關係，強調詩歌應當以「憂時託志」為本，「導揚盛美，刺譏當時」（《六子詩序》）才是詩歌應該具備的社會功能，他與徐孚遠、宋徵璧等人主編的《皇明經世文編》，收錄的也是具有強烈「經世意識」的文章。明清之際的學者大多是文學家，他們堅持認為學術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服務現實社會，而文學作品也理應對社會現實有反映和批判作用。尤其是顧炎武，他強調學術研究、詩歌創作最重要的是「明道」「救世」，須具有「明道」「紀政事」「察民隱」「道人之善」的社會功能，所謂「文須有益於天下」，這在其詠史詩中體現得較為明顯，如《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分別歌詠申包胥、高漸離、班超、諸葛亮、祖逖、陶淵明六位歷史名賢，大有借古鑑今、經世致用之效。
在明清之際這樣一個「天崩地解」的歷史時期，文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詩歌創作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應該具備的時代意義，他們期望詩歌能夠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因此，敘事意識逐漸增強，敘事詩的創作也日漸增多，如錢澄之《三吳兵起紀事答友人問》、吳嘉紀《海潮嘆》等。由於對經史之學的重視，明清之際的詩論家不斷強調史學與詩歌之間的密切關係。錢謙益以為治史可以救世，進而提出「詩義本於史」之說，主張詩歌與歷史是同源的，他充分肯定杜甫詩的「詩史」價值，並於明亡後模擬杜甫《秋興》八首而成《投筆集》，被陳寅恪稱為「明清之詩史，較杜陵尤勝一籌，乃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也」（《柳如是別傳》）。屈大均也主張作者要以詩歌的形式記錄所生活的社會時代。杜濬更是提出了「詩可以正史之訛」的觀點，通過詩歌反觀歷史的真實與否。黃宗羲、魏禧等人則主張「以詩補史之闕」，就是以詩歌的形式補充說明「史所不及紀」與「忌諱不敢紀」的史事，從而使歷史面貌更加真實而完整。至吳偉業「史外傳心之史」的觀念提出後，清初的「詩史觀」更加趨於系統。所謂「史外傳心之史」，就是詩歌在書寫客觀時事之外，還要表達內心豐富的主觀感受，在敘事中寄寓深刻的情感。吳偉業創製的「梅村體」，便踐行其「詩史」觀念，長篇敘事詩《圓圓曲》通過敘寫吳三桂與陳圓圓之事，寄寓詩人面對改朝換代嚴峻現實時的悲苦心情，敘事與抒情緊密結合。
自唐順之推崇主體的「本色論」、李贄「絕假純真」的「童心說」、湯顯祖超越生死的「至情論」提出以來，人的自然欲望得到晚明文人的不斷肯定，他們崇尚自然真實，追求個性解放。明清之際的詩人也十分推崇「真詩」，宋徵壁、賀貽孫、毛先舒、尤侗等人均認為，詩歌創作的關鍵就在於「真性情」「性靈」。當然，晚明文學那種對一己之情的著力抒發，已經不能適應明清易代之際社會和時代的需要，於是，詩人們紛紛在情感的抒發中增添了更多的政治情懷和社會責任感，開始從「自然之情」向「社會之情」過渡與轉化。如錢謙益既肯定性情的自然抒發，但更強調「發乎情、止乎義理」，提倡詩人須「有為而作」，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以天下之情為情而非以一己之私情為情。王夫之將「情」提升到了詩本體的高度，主張詩歌要表達的不是一般之「情」，而應該是「性之情」，力求做到「以其性之正者發而為情」，而不是「任其情而違其性」，從而使「情」有所節制。他還將興、觀、群、怨稱作「四情」，四者統一於「情」，以「情」為根本，「興觀群怨」與「詩道性情」之間構成密不可分的體用關係。黃宗羲則主張「情」有真、偽之分，應維護「情至之情」，而「情至之情」又可分作「一時之性情」和「萬古之性情」，他更推崇後者。可見，明清之際詩學家雖然主張在詩作中表達真情實感，但更加重視情感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現實意義，倡導詩歌的比興傳統，抒寫悲憤的社會之情。
清初士人更加注重人格修養，紛紛以名節相標榜，尤其是遺民詩群，他們堅守高尚的民族氣節，保持著獨立的人格，不仕新朝。在詩學理論批評領域，「論詩必先論其人」之說也蔚然成風，詩論家大力提倡詩人的獨立人格。魏禧提出「論詩必先求其人以實之」、歸莊主張「詩如其人」、閻爾梅追求「人」「詩」並重，如此之類，比比皆是。他們認為，詩歌是人品的自然流露，而人品是詩歌創作的基礎與關鍵，正如魏禧《復都昌曹九萃書》所言：「然人之邪正，識見之大小明暗，志氣之卑俗與否，非文章無由自見。」因此，詩人首先需要「以器識為先」，即注重品格修養、志向節操與精神境界等。所以，葉燮推崇「志士之詩」而非「才人之詩」，歸莊推崇「倜儻奇偉之詩」而非「文人之詩」。「論詩必先論其人」成為詩論家共同的審美追求，易代後終身守志不渝的傅山強調「著述須一副堅貞雄邁心力，始克縱橫」（《訓子侄》），只有培植像李白、禰衡、劉禎那樣獨立不阿的品格，才能寫出佳作來。
明清之際，儒家詩教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更多被加以改造與發揮，從而呈現出新面貌。陳子龍強調詩作要「刺譏當時」，而這與「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傳統並不矛盾。詩人們普遍認為，亂世之詩就應該發憤抒情，這不僅不違背溫柔敦厚的詩教，而且恰好發揚了其中的怨刺精神。他們對儒家詩教進行了改造，在詩壇上積極提倡「變風變雅之音」。方以智、錢澄之反覆強調詩歌創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自欺」，應該表達內心的真實情感，甚至是「哀怨之音」，而不應受以往溫柔敦厚詩教傳統的限制。錢謙益將真情、真詩與溫柔敦厚的詩教相聯繫，在《西陵二張子詩序》中明確提出了「溫柔敦厚者，天地間之真詩也」的觀點。黃宗羲從以「情」為核心的詩學理論出發，闡述「溫柔敦厚」的詩教，認為人的喜怒哀樂都是真情的表達內容，那些具有諷世作用的「變風變雅」之作能使內心強烈的情感得以真正抒發，更能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因此更應加以提倡。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明清之際文人內心更多的是悲憤哀怨之情，於是，他們把溫柔敦厚的詩教重心落實到「性情」上，主張突破儒家詩教傳統的束縛，提倡「變風變雅」之作，使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傳統與亂世之詩的創作不再相互衝突。
明清之際的詩學批評出現上述幾種較為明顯的新趨向，自然離不開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學術思潮、士人心態等方面的影響。正是各種因素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使得詩論家的詩學批評也為詩歌創作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理論依據，詩歌風格也隨之發生新變。
（作者：武雲清，系蘭州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