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幾篇關於哈佛、耶魯的書

「 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斯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

近期匆匆讀了《在哈佛遇見更好的自己》一書，其從哈佛校友中挑選了9位極具代表性的中國學子，讓他們來講述自己的成長經歷，以及通過提升自我來成就夢想的故事。他們的講述並不局限於怎麼來到哈佛大學讀書這一方面，還包括對人生意義的思索和對成功的追求。

但通篇看下來，實在乏善可陳，內容雖然比多年前的《哈佛女孩劉亦婷》有所擴展和改進，但是始終不變的是藉助哈佛來為自己鍍一層金。從他們的總結和故事中完全感受不到世界著名學府高貴和吸引人的地方，毋寧說可以總結為「我上哈佛，我為自己代言」更合適，因為裡面不是充斥著展示自己各種實習的經歷，就是自己創業成功的各種項目，亦或者是自己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

若想感受世界名校的氣質，不妨可以閱讀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守英的《哈佛何以一流》和財新總編輯王爍的《在耶魯精進》，這兩位老妖才能讓你真正感受到世界名校的不同，以及在名校當中那些來自世界各地有趣的思想和故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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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起初的一百廿三所學院和大學幾乎都源自基督教

它們都是基督徒為基督的目的設立的，主要是為了訓練教牧。陳宏博博士(PaulLeeTan)宣稱：在獨立戰爭之前，除了賓州大學之外，每一所在美國設立的大學，都是某些基督教教會的分會所設立的。即便是賓州大學，布道家懷特腓德(GeorgeWhitefield)亦在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哈佛、耶魯、布朗、普林斯頓、紐約大學、西北大學，以及其它許多學校都是完全源自基督教的。哈佛是在約翰哈佛牧師捐獻金錢和書之後開始的。在哈佛大學入口的石碑上刻著這些字：在神讓我們安全抵達新英格蘭之後，我們建立家園、增加謀生技能，設立方便地點好敬拜神，也建立了市政府；緊接著我們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更多地學習，以惠及後代；唯恐當我們歸於塵土時，只留給眾教會一個沒有文化的職事。達特茅斯(Dartmouth)神學院是為訓練向印地安人傳教的宣教士而設立的。威廉和瑪麗(WilliamandMary)大學的建校宗旨即明言是「為傳揚基督教信仰」而創立的。1754年辦的金氏(King-s)大學，即現在的哥倫比亞大學，在其一份早年的文宣中寫道：「這所學院最主要的目標是教導和吸引兒童認識耶穌基督。」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瑟斯龐(JohnWitherspoon)則說：「一切和基督十字架相違的學習是被咒詛的。」今天幾乎所有的學校都這麼地世俗化，很難想像它們是為榮耀神和促進基督教信仰而設立的，然而許多校園的建築物都見證了它們乃是來自基督教的根源。最近我讀到一篇論到學校校規和原則的聲明，上面說到所有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認識永生神耶穌基督，一看竟然就是哈佛的校規！想到在不知不覺中大多數的機構竟背教變節，就真覺是一件悲哀的事！（取自《如果沒有耶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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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和耶魯是私立大學

所謂私立，即其經費不由政府撥款而來。兩所大學每年的預算中，最大宗收入來自校產基金的貢獻。校產基金主要來自校友捐贈及其孳息，這至關重要。匯集各路捐贈，耶魯校產基金現管理260億美元資金，在美國大學中僅次於哈佛，名列第二。哈佛、耶魯也使用一些政府經費，主要是某些課題項目有政府資助，但所佔比例有限，且分散在大量課題裡，並不集中，對大學整體不形成影響。大學為何要有校產基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本不在有產。有產的理由，是以可永續的財務資產，創造穩定的收益，為學校教學、研究及其擴展提供資金。大學首先應有使命，由此界定教學、研究的方向與規模，催生長期資金需求規劃，倒推校產收益率目標，並形成基本制度：管理要專業化、資產配置要多元化，要追求給定收益目標下的風險最小化，治理結構要最大限度透明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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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哈佛、耶魯這樣的大學，本質上是兩個共生的自治體相濡以沫的結果

一個是學術自治體，圍繞教學、研究，自由思想，切磋砥礪；一個是校友自治體，它遠不僅僅體現於校友會組織，更貫穿大學治理的主要環節，既在校董會執掌大局，又在大學、學院、講席、項目等各個層級為大學發展籌集資金，貢獻思路。深層原因則是大學與校友植根於同一基礎。校友對於母校有什麼期待？母校對於校友有什麼期待？歸根到底，就是簡單一句話：我願以母校為榮，母校願以我為榮。大學與校友之間財力、智力、能力的相互支持，無不以這最樸素的善意為基礎。聲譽是大學與校友最美好也最重要的紐帶。在一代代的傳承中，校友成就與母校聲名交相輝映，結成難解難分的聲譽共同體，滲透落實到財務支持、治理安排，成為大學獨立的核心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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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包容的空氣

在哈佛，挑戰權威的場面比比皆是。《國家為什麼失敗》作者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舉辦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發展經濟學講座，大名鼎鼎的阿氏在一個小時的講座中，被學生打斷四次，一位學者還與他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他一堂課下來全身是汗。大紅大紫的經濟學教授曼昆的《經濟學》課也曾遭遇70名學生有組織離開的尷尬，原因是學生們抗議他只重視增長，不重視收入分配，不正視貧困。一所大學的職責並不是教學生思考什麼，而是教學生如何思考，這就需要傾聽不同聲音，不帶偏見地衡量各種觀點，冷靜思考不同意見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論點。在每個問題上，我們都應該遵循有理有據的原則，傾聽他人的不同意見，只要我們這樣做，就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沒有打不破的僵局，沒有達不成的妥協。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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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的浸染

四年本科的入學申請人數其實只佔全體學生的很少一部分，本科課程主要為藝術及理學範疇（美國不少專業課程只供本科畢業生修讀）。在1978-2008年間，所有本科生需完成七門主修以外的課程，作為核心課程的一部分；之後課程有變動，在2008年之後，所有本科生除了主修課程，還需完成八類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它們分別是：美學與解釋性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文化與信仰（Culture and Belief）、經驗與數理（Empirical andMathematical Reasoning）、倫理（Ethical Reasoning）,、生命科學體系（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物理宇宙科學（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世界與社會（Societiesof the World）以及美國與世界（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其宗旨是使每個哈佛的畢業生接受廣博的教育，接受特定的學術專業和集中的訓練。這套知識體系的重要：它讓你接受了基本倫理和價值的教育，使你有更堅定的信念，不會被人生的挫折壓倒；讓你接受了常識性和真理性知識薰陶，使你不會那麼短視，可以走得更遠；讓你浸染了人類最普遍的人文知識，使你變得有教養；讓你接受了哲學、生命、數學、物理、倫理、世界等的全面教育，你就不會那麼單薄和有缺陷。這些基本的教育，建立了學生對人類的基本認識，而不是一種技術的、功利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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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教授研究一流真問題

一是選定真問題。大量的研究看上去是問題，但不一定是真問題，也不是重大問題，是過幾年就不是問題的問題。這裡的教授在選定研究問題時，是非常謹慎的，經過反覆權衡，絕不會為了錢去做。在這方面，傅高義堪稱典範。二是不受幹擾地、「神經質」地專注於一項研究。這些大牌教授一旦確認了自己所研究的大問題，就心無旁騖地追蹤下去。這一點差不多成了我所見的一流教授的共同學術品格。比如，帕金斯在完成《中國農業發展：1368-1968》時，中美還沒有建交，只能到香港去收集資料。三是不輕易相信已經給出的結論。有許多問題，我們以為是有定論的，是基本事實的東西，但這些教授不會輕易相信。他們會窮盡所有的文獻，重新審視每一種說法，掌握充分的事實，經過客觀嚴謹的分析，給出自己的結論。四是對所研究的問題刨根問底。與我們很多「大牌」學者善於給出大判斷不同，這些「大牌」教授更注重細節，善於從細節中形成獨特看法。這裡的一流教授在交談中會對細節痴迷，不輕易放過每一個旁枝末節、每一個細小現象。他們會不斷地問，不斷地跟你討論，有時候還會再回過來求證。五是小題大作。儘管是「大牌」教授，他們研究的很多問題都是從小處著手。在哈佛包括在其他美國大學的學者，沒有多少學者會在年紀輕輕時就問那些終極的大問題。這些「大牌」的出名作都是非常小的題目，比如裴宜理就以研究華北的叛亂者和革命者而立於學術界。六是好作品是寫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在哈佛，好教授都是勤於筆耕的。80多歲高齡的帕金斯教授非常嚴肅地說：「一定要寫！」我現在也越來越覺得寫和說是不一樣的！寫是要落到紙上的，是有邏輯的，是需要嚴謹思考的。不寫是不會嚴謹的，不寫你的思維會越來越僵化，不寫會越來越變成主觀主義者。七是與年輕人的代際交流。為何招博士，一些教授說，更重要的是學術交流。對教授來說，博士生的作用是開拓他的領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博士生會就一個新的領域開拓，可以幫助老師更新知識。哈佛教授非常注重和學生之間的交流。甘迺迪學院的老師不大願意莫名其妙的人去拜訪，但是非常願意和學生交流，原因就是學生能給老師充電。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學者，必定善於跟比他小的年輕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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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全球最聰明的年輕腦袋

這裡的學生接受了系統而嚴謹的知識訓練。他們提問，不會問那種讓你無法回答的「大問題」，也很少有那種偏激或偏執的問題；他們非常善於傾聽，在和你交流時，能注意從交流中吸取他想要的東西。由此感覺到中美學生的一些差異。他們有一種發現的天性，相信任何一個問題沒有唯一解。與美國學生相比，在哈佛的中國學生無疑也是最優秀的，但總覺得我們的學生在質疑和另闢蹊徑上缺那麼一點。同樣是討論中國問題，西方的學生天性裡是不相信的，不會覺得這個東西有既成的答案。美國學生總能在他的知識框架下提出不一樣的看問題的角度，中國學生問的問題和思考的邏輯，總讓你有似曾相識之感。多陳述少疑問，多套路少分岔，說幾分鐘後你就明白他想說什麼，知識背景是從哪裡引出來的。這種「發現」天性的差異是怎麼導致的？可能跟中美兩國小學到中學的教育方式有關。美國的學生從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一直玩著學，到大學開始灌輸系統的知識。在美國大學裡，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是非常辛苦的，一級一級往上，越往上越辛苦，訓練非常嚴格。一個人很小的時候遵照天性發展，沒有任何顧忌，進到大學以後，在靈感和天性的基礎上開始進行嚴格的訓練；再往上，比如說要讀博士就要受更嚴格的訓練。反觀我們的教育，孩子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就是做題、考試，基礎訓練是嚴格了，但「發現」和靈感被磨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