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為何厭惡陀思妥耶夫斯基

昆德拉為何厭惡陀思妥耶夫斯基

【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俄裔美國詩人，散文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米蘭·昆德拉，捷克裔小說家，1929年生於捷克布爾諾市。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紀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明星，與列夫·託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是俄國文學的卓越代表。】

昆德拉為何厭惡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 / 布羅茨基

一論及歷史，人們就站在了更堅實的基礎上，即便還不是堅不可摧。它足夠用來支撐這樣一個論點：歷史成為藝術家命運中的邪惡根源。或許它也可以讓我們想像它能決定一個藝術家的道德姿態。但誰要是認為它還能夠決定一個藝術家的美學，那麼他腳下的基礎就將坍塌。因為這就讓藝術屈從於某種信條、某種哲學系統的約束了，屈從於某個群體的利益約束，說到底是屈從於某種意識形態的約束。而藝術要比這些東西都更原始、更不可迴避。

藝術的確曾幫著裝點過教堂、潤色過教條、為專制暴政唱過讚歌、修過陵墓。但是藝術從沒被佔有過——既沒被藝術贊助人甚至也沒被藝術家本人佔有過。它有自己的自生動力、自己的邏輯、自己的譜系和自己的未來。個人的美學是從對這些東西的本能中產生的，而不是從贊助人那裡產生的。並且是一個人的美學決定了他的道德標準和歷史感，而不是相反。

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最糟糕的是他把自己看成是藝術的擁有者而把藝術看成他的工具。這種看法是商業市場下的藝術感受力的產物，在心理學層面上，它跟藝術贊助人把藝術家看成自己花錢僱的員工如出一轍。兩者都想要假定（或者宣揚）一種東西——對於前者，是藝術家自己的風格特點；對於後者，則是贊助人的意願和主張。而這總是要以別人為代價的：藝術家否定另一個藝術家的風格特點；贊助人斥責這樣或那樣的風格為非現實主義或退步墮落而撤回委託以至將藝術家封殺（或驅逐）。兩種情況下，受害的都是藝術，也可以說是全人類，最終落得淪落了自身價值的下場。

但如果贊助人（比如說，一個國家）可以被原諒，因為他可能就知道這麼多，藝術家（比如說，一個作家）不能被原諒。跟國家不一樣，作家不能以歷史必然性來為他的行為辯護。如果只是因為成千上萬的難民、外來工人、外逃難民、非法入境者等等會敗壞一個流亡作家的美學這一個原因，他就不能靠引述歷史變遷來罩護自己。他本也可以宣稱美學必然性，但這兩個詞是自相矛盾的。美學是一種線性的現象，它的發展是不可回溯的，那樣做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無疑，商業市場憑著它製造溢美之詞的本事，能讓最謙卑的怯懦之徒考慮自己的身後功名。它也可以讓一個成熟的作家把自己的車被佔領軍的士兵攔下看成是自己與歷史的一次衝突——這似乎就是昆德拉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感受到的。至此我們還能理解他的感受，但他卻接著普遍化了那個士兵及其代表的文化。恐懼和厭惡可以理解，但士兵從來不代表文化，更別說文學——他們拿的是槍，不是書。

在一個與他的藝術之間關係複雜的作家心裡，一次這樣的遭遇喚醒了他的不安全感，迫使他用一種歷史必然性的而非藝術必然性的語言來做出回應。換句話說，他開始拼命地找替罪羊。因為只確信於自己所在的派別，他自然地把錯歸到一個代表著另一種風格特點的人身上。很可能這種風格特點一直以來威脅著他和他的自尊。現在既然這不幸降到了他頭上，他本能地將手指指向一個熟悉的方向。在他的《一種變奏的導言》裡，昆德拉將矛頭直指陀思妥耶夫斯基。

1968年，蘇聯軍隊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後的一天，一個同情昆德拉的劇院導演找到他，讓他以化名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編成舞臺劇。昆德拉的書已經被禁，他沒有「正當」的生活來源。即使這樣，他還是在文中說：「我因此重讀了《白痴》，我明白就是我餓死，我也不能幹這工作。那個世界充滿了過分的舉動、陰暗的深刻性和咄咄逼人的感傷，令我厭惡。我突然感到一種對《宿命論者雅克》的懷念，無法解釋。」

昆德拉並不是第一個反感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作家。例如，納博科夫就喜歡把他的同胞跟Eugene Sue——巴黎的狄更斯——相比（儘管在我看來這很難說是一種貶低）。但值得讚許的是，在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包括他對喬伊、福克納等人——的評價中，他沒有以歷史變遷作為他論點的支撐，而這些論點都將永遠記在他的藝術良知上。

但是昆德拉接著說：「為什麼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產生這樣一種厭惡呢？一個由於其國家被佔領而飽受精神創傷的捷克人的一種反俄情緒嗎？不是，因為我從未停止過熱愛契訶夫。對其作品的美學價值有懷疑嗎？不是，因為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的那種厭惡並沒有任何的客觀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反感的東西，是他的書的氣氛；一個什麼都變成感情的世界；換句話說，一種感情被提升至價值和真理的位置。」

接著他就開始痛斥情感的非邏輯性。他先指出了我們的文明為情感所付出的代價，然後他轉而歌頌它的反面，也就是理性思想及理性與質疑的精神，並把它們完全歸到西方世界。而另一個世界則大約是他手指所指的地方，在那裡情感「變成一種價值，一種真理的標準，一種行為的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裡來的，坦克也是。在那個世界裡，思想被情感代替了，「最高貴的民族感情隨時都可以證明最兇惡的暴行；胸腔裡鼓蕩著高昂的感情，一個人卻打著愛的神聖旗號做著卑鄙之事。」

這不準確，起碼沒有那麼簡單。那個世界裡的暴行不是以愛的名義犯下的，而是以必然性的名義——一種歷史必然性。歷史必然性的概念是理性思想的產物，而且是從西方進入俄國的。高貴的野蠻人的觀念，人的優良內質被壞的機制所阻礙的觀念，理想國家、社會正義等等觀念全都不是在伏爾加河邊形成並盛行的。要說現代極權國家是從18世紀巴黎沙龍裡那幫有才無能的寄生蟲那裡起源的，這或許還值得商榷。但別忘了《資本論》是從德文翻譯到俄文的。

或許是因為西方理性主義，「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盤旋許久後最終還是在東方扎了根。但也要看清楚，這幽靈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像在俄國那樣強烈的抵抗。第一波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隨後是內戰和大清洗的屠殺；這種抵抗哪怕到現在也還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至少，相比之下，這幽靈在1945年進入昆德拉的祖國和1968年收回對其控制權時碰到的阻礙要小得多。讓昆德拉丟掉工作的政治系統既是東方情感激進主義的產物，也同樣是西方理性主義的產物。說簡單點，在看到街上的俄國坦克時，有千萬個理由讓人聯想到狄德羅。

而昆德拉聯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要麼是因為他的地域感被他的歷史感所限制，要麼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讓他感到不安全。我傾向於認為是後者，因為這大概是每一個職業作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會有的一種感覺。但還因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環境說成是一個任何東西都被轉化為情感、情感被提升到價值和真理的高度的世界，這本身就是一種情緒化的曲解。

即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降到昆德拉所認為的層次，它也並不是關於情感本身，而是關於一種情感的等級，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並且這些情感都是對一些現有思想的回應，而這些思想實際上大多都是從西方來的，都是高度理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多數小說其實都是一種對發生在西方、在俄國之外的事件所做的俄羅斯式的結尾。梅什金公爵是從西方回來後變瘋的，伊萬·卡拉馬佐夫的無神論信仰也是從那兒得來的，彼得·韋爾霍文斯基的政治激進主義的源頭和孕育他的陰謀的溫床同樣也在西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數小說的主旨都是一種為個人靈魂所作的搏鬥，因為他認為每個人都有靈魂，每個人都是一個精神實體。他所寫的是關於信仰與世俗功利之間的爭鬥或者說拉鋸，是關於個人靈魂在善惡兩個深淵之間的搖擺。這兩個深淵被昆德拉戲稱為「陰暗的深刻性」，而這種搖擺則被他認為是「過分的舉動」。

最起碼，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繪的人的形象並非昆德拉所認為的那樣淺薄。它要更複雜也更難處理；這是造成昆德拉錯誤感覺的部分原因。但他的誤讀大抵還跟他用簡化主義的方式來理解人類有關，而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反對的，它是——說得最溫和點——不可知論的產物。的確，坦克和軍隊令人厭煩地不時從東方進入昆德拉的祖國，但他之所以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繪的那種人只存在於那個世界恰恰是因為西方至今也沒有產生一位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洞察力的作家。

因此有了昆德拉的地域感。同一個地方，他看見的是情感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他的俄國前輩看見的則是人類的趨惡性。所有民族中，捷克人處在最好的位置來觀察這一人類共性。1968年的時候，他們自然還沒有忘記30年前那場從西方過來的侵略。不知道那個時候，捷克觀眾們是如何認可《宿命論者雅克》的。

一個審慎的人在賦予理性思想至高地位的時候應該問一下自己，理性是否能引入真正的發現還是只不過闡述我們已有的知識。這個問題比我們的文明還要古老；實際上，它是傳遞我們文明的主要載體之一。它是大多數文學作品的載體，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昆德拉不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不是因為他對想像力的需要，也不是因為他對抽象思維的厭惡。關於他的一個可悲的事實是（還包括他的東歐同行們），這位出色的作家不知不覺間已經淪為了他命運中的地域政治必然性的受害者——一種東-西分裂的概念。

確實，對於捷克人來說沒有南北之別（波蘭？德國？匈牙利？）。這種把世界以東-西來區分的概念固然可悲，而其本身還是一種思想上的偷懶。它提供方便的兩分法：情感-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狄德羅、他們-我們，如此等等。它強迫一個人做出選擇。這一過程永遠是戲劇性的、危險的；一旦做出了選擇，人們就有了無數個理由以自己為英雄。這裡面唯一一個圈套是：選項本身是有限的。它是非此即彼的，這是它的真實本質。

這種選擇經常是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事件，而擺脫不掉的事後闡釋讓它成為了一個實在的實體，卻掩蓋了它根本的選項匱乏。在特定境況的壓力下做出有限的選擇，這就引發了人類原始困境的迴響。這裡面只有一點有問題：它強加了一種簡化的關於人類潛能的觀念，每個受限的選擇裡邊都暗含著這種觀念——這可能正是這種選擇被提出的原因。忽視了人的各種可能性，人們就開始固執於他們的經驗引導他們所得出的結論，而無論這個結論是什麼，進而排斥或否定了一種更包容、更寬廣、觸角更遠的關於人的觀念。

我為這是昆德拉厭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源所在。因而把情感與理性思想相結合的想法如果不是完全多餘的，起碼也是要加以限制的，因為一個觀點是否有價值，是通過它所激起的回應的質量，來體現和衡量的。如果文學有社會責任的話，那大概就是展示人的最大限度，他精神上能達到的最大值。在這個意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超自然式的人物要比昆德拉的受傷的理想主義者有價值得多，無論後者多麼現代多麼普遍。

這當然不是昆德拉的錯，儘管他自己應該意識到這一點。當這位捷克作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對面的時候，很多問題牽涉進來。首先，昆德拉對美學有著嚴格的戒律，他描寫人的行為時所經常使用的性隱喻體現了這一點。聽上去可能有點矛盾，但是一個真正的美學家並不會在他看到外國坦克開進街道的時候做選擇題，他應該預見——或者想像到——這種事情（尤其是在這個世紀）。其次，路德式的不可知論強使人們運用理性上演自己的末日審判。這種自我的末日審判比上帝的還要殘酷，因為人們總認為自己比上帝更了解自己。這些理性人唯一的理性等價物就是放棄苦行的決心，於是他們拋開體面而轉入了罪惡的享樂主義。

第三點，大概是最重要的一點：昆德拉是歐洲大陸人。大陸人很少有能夠從外側看自己的。如果有，也無一例外是在歐洲的背景下，因為歐洲給他們提供了一桿衡量自身重要性的標尺。分層社會的優點就在於個人可以容易地感受到自己的進步。而它的缺點則是人們感受到限制，並且擴大了與自己生活不相干的世界的範圍。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定居民族總是憎恨遊牧民族：除去他們構成的實際威脅，還因為遊牧民族破壞了疆界的概念。

幾乎可以這樣說：歐洲大陸人的存在是由各種疆界定義的，包括民族、社群、階級、傳統、等級，或者理性。再加上他們那讓人著迷的國家官僚結構，你會發現他們缺少了一種偶然性之感，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民族。因為從來不知道有多種選擇，他就至多只能考慮這樣一種批髮式的特殊替代項：只喜歡他現有的——東方或者西方。如果成了作家，他則一定要想辦法通過消解體裁風格的限制來扯平。這樣他可能會被尊為先鋒派，但只是在一群走入風格死胡同的人之間。

昆德拉在東歐（對有些人來說是西亞）生活了那麼久，他想變得比歐洲人更歐洲人是再正常不過了。別的不說，這個姿態立場對他一定很有吸引力，因為它讓昆德拉的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邏輯聯繫更加緊密，而這是一般的流亡作家得不到的。它也使他站在了一個有利位置去譴責西方背叛了自己的價值（過去被叫做歐洲文明），譴責他們拋棄了那些即使在險惡逆境下依然試圖維護這一文明的國家。

在這一點上，每一個現在還能讀書寫書的人都應該感謝昆德拉和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事朋友們。我們唯一的擔憂是，昆德拉關於歐洲文明的觀念多少是局限的、傾斜的，因為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屬於其中，而且還視它為威脅。當然，這裡還有這樣一個矛盾：他作為東歐受害者認為自己的文化比西歐惡棍們的要更優越，但這卻並不妨礙他渴望惡棍們的體系的好處。說白了，如果這位受害者的政治夢想實現了，那他最終得到的自由和文化氛圍正是他現在所批判的、那幫惡棍的東西。

為了解決這種矛盾，我們應該牢記兩點：第一，對標準準則及其它東西的背叛、腐蝕和降格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文明是一個有機體，它也排洩、分泌、衰老、重生，死亡腐爛的部分是它為進化所付出的代價。第二，受害者的純潔是強做出來的、人造的純潔，它不值得我們哪怕以最小的自由去換取；我們對於受害者的文化準則的吸引本質上是哀悼性的，因為它是屬於過去文明的，只是被意識形態的暴政放入了冰箱裡。活魚永遠是帶腥味的，凍魚只有在煮的時候才會出腥味。

在他文章的末尾，昆德拉寫道：「面對俄羅斯的永恆的夜，我在布拉格經歷了西方文化的暴烈的結束，它在現代之處就被構想出來，建立在個人及其理性、思想的多樣性和寬容之上。在一個西方小國裡，我經歷了西方的終結。這，就是偉大的告別。」

聽上去宏大又悲壯，但這純粹是演戲。文化只對不能掌握它的人而死，就好比道德對好色之徒而死。西方文明及其文化——包括昆德拉所處的文化——是建立在獻身原則上的，建立在人們為自己的罪惡而死的觀念上的。一旦遭到威脅，西方文明及其文化總能決意與敵開戰，即便是內敵。從許多方面看，二戰是西方文明的內戰。殺戮不是什麼樂事，它跟耶穌基督的犧牲也絲毫不能相提並論，但只要還有人願意為他的理想而死，這些理想就還存在，文明也還存在。

即使在布拉格，說告別西方文化也還為時過早，單憑Jan Palach這個捷克學生的事跡就可證明——他在1969年1月為抗議俄國侵佔而當眾自焚。降臨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國之夜並不比1948年蘇聯特務局的密探把Jan Masaryk扔出窗外的那一夜更黑暗。是西方文化幫助昆德拉度過了那一夜，也是在那一夜他開始熱愛德尼·狄德羅和勞倫斯·斯特恩，笑對他們的笑聲。而這笑聲是自由人的特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憂愁同樣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