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五日記事:終究是港人的書展

[摘要]「香港書展是大賣場，沒有文化」的論調在香港一直存在。不過香港書展依舊舉辦得如火如荼，引得眾多內地讀者眼熱。今年非香港市民佔整體入場人數約12%，換句話說，香港書展，終究是港人的書展。

本屆香港書展入場人次超百萬。

7月16日：「抓住」董啟章

清晨起床，9時左右抵港。一路順暢，只是在靠近目的地——位於灣仔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時略有些堵車，似乎預示了本次書展的人流量。

按照計劃，今天上午我沒有採訪任務，正是自由逛書展的好時機。路過文藝廊，正巧見到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董啟章，趕緊衝上前去「抓住」他。董啟章戴著他招牌式的禮帽，一貫的好脾氣。兩周前《晶報深港書評》做了他的專訪和專題，請他持報拍照，他很開心，非常配合。

返回一樓展館，正好見到第一批觀眾排隊入場。開幕第一天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入場？這是我意料之外的。隨著人群走入「書群」，便是另一種體驗了。某種程度上來說，用「燈下黑」形容逛書展倒也貼切。放眼所及皆是圖書、書架、有關書的海報、展示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反而不知道該看哪裡，一眼掃過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看到了什麼書，更別提看中什麼書、買了什麼書。

茫茫然全逛了一圈，終於定下心來，一個一個攤位慢慢地、細細地看過去：新書展臺是必看的；歷史、人文社科類也不捨得錯過；有質量的文學圖書在新書展臺就看到了，所以小說類可以不看了；藝術設計類通常有些好書，可按自己的喜好來，哪怕內容一般，看看那些精緻的裝幀設計也是一種享受……

下午的講座是李敖、李戡父子的對談，地點在可容納人數最大的會議廳，看來主辦方也對這場對話的接受度很看好。李敖是沙場老將，面對這樣的場合駕輕就熟，微笑、揮手、致意無一不恰當。給自己兒子站臺，李敖還邀請了不少老友來助陣，臺上一口一個「戡戡」叫得十分親暱，頗有「後繼有人」的得意感。李戡倒是一身正式西裝，極嚴肅謹慎，也不知是為了顯得重視，還是給自己鼓氣？

7月17日：恭喜！黃碧雲

黃碧雲

正式進入工作狀態。今天有兩個任務：參加黃碧雲和鍾曉陽的講座「微喜哀傷——重寫與重行」，下午則是採訪這兩位作家。

黃碧雲、鍾曉陽，這兩位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作家。此次亮相書展，她們各自帶來了新書《微喜重行》和《哀傷紀》，講座正是融合了新書中的「微喜」、「哀傷」作為標題，以「重寫與重行」為主題講述人生經歷及對生命的回顧與反省。

下午的專訪中才知道，鍾曉陽之所以下定決心把新作完成，還是因為黃碧雲的邀請。儘管多年未見，兩人之間並未產生距離感，仍然很默契。有趣的是，同為香港作家，兩人的語言思維並不相同。黃碧雲在寫作時，採用的是「粵語思維」；而鍾曉陽也許是受到了母親的影響，採用的是「普通話思維」。所以在講座中，二人皆用粵語交流並無不妥，而在採訪中，常常出現鍾曉陽幫黃碧雲翻譯的情況。

說實話，黃碧雲和鍾曉陽並不算是好的口頭採訪對象，因為她們所想表達的東西，已經完全融入她們的文字中。在整個群訪過程中，幾乎沒有哪個記者的問題能讓黃碧雲給出三句話以上的答案，一如她開場便說過的：「我不會評論我的作品。」不過沒關係，有人識她懂她就行了。當天傳來了黃碧雲的《烈佬傳》在第五屆「紅樓夢獎」上贏得「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的消息，她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香港作家，恭喜。

7月18日：趕場子的一天

金宇澄

今天，金宇澄和王家衛的對話是我期待已久的。這兩位，一位的《繁花》寫的是上海味道，一位的電影講的是香港味道。偏偏，《繁花》的開篇借用了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的結尾，而王家衛卻生於上海，對家鄉印象依稀。這兩位老鄉，在幾十年後，以一種戲劇化的形式在異鄉相遇。

金宇澄用方言寫小說，就像王家衛拍電影一定要有自己的標籤一樣，他的標籤就是要構建一種語言上的「標籤」，顯然《繁花》在這方面是做到了。而這種做法自然也十分符合王家衛的「口味」。王家衛直言「寫小說的精髓就是『味道』，拍電影也一樣」。當被問及大概會花幾年去拍攝《繁花》時，他也用金宇澄舉例：「做成一個電影，要等待時機，人對、時間對才行。熱情需要堅持在裡面，有些熱情不夠堅強，自己會滅掉，但保留下來的，肯定是你最想做的事情。電影《繁花》何時完成還是未知數，就像金宇澄用了20年時間，等待一個正確的時機和方式，書寫這樣一部小說。」

金宇澄坦言，王家衛曾表示自己喜歡《繁花》是因為此書完全沒有影視風格，而自己也視之為表揚。他認為以《繁花》的繁瑣、細碎，年代的跨度從1960年到「文革」，又從1980年代至今，應該很難讓像張藝謀這樣的導演，可以只取原著的最後20頁改編成電影。關於演員的人選，王家衛表示，書中人物在金宇澄腦中都已有數，目前雙方的合作就是先挑出心目中的原型，下一步再看。

出生於書香門第的嚴歌苓，則在書展上和讀者分享了「從讀書人到寫書人」的經歷。「讀書和寫書是最自由的，我們因此有一個獨處的空間自我營養。」在她看來，讀書不帶功利、不會立竿見影，卻如一種補藥或一處安放自己的避難所。

從最初的模仿到慢慢沉澱自己的風格，讀書讓嚴歌苓開始了解作家如何從原始生活中取材。「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不是每個都值得去寫。」嚴歌苓談起自己寫作素材的選擇，透出一股特別的「固執」，「故事背後若沒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種意向，那我就不能動筆。」她也強調，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發自內心的認同，也沒有辦法下筆。

今年1月，嚴歌苓剛出版了一部《媽閣是座城》，為了寫好這個故事，她自己跑去澳門花錢下賭、和賭徒聊天，贏了並不驚喜，輸了也不失落。「我只是想熟悉賭博，不懂的話根本寫不好賭徒。」

7月19日：閻連科放得很開

閻連科

「一個村莊裡的文學與中國」，這樣的標題很有誤導性。講了大半輩子村莊的故事，還要繼續講？不會老生常談吧？幸好，閻連科給了我們驚喜。

閻連科延續其一貫的怪才作風，一口氣談了60分鐘，卻全無冷場。他形容自己很幸運，生於河南一條村莊，而那條村莊是無比的神奇及不可思議：「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在中國的中心，中國是在世界的中心，而我出生的那條村莊是在河南的中心，也就是世界的中心。那麼了解這條村莊，就等如了解世界。」他形容那村莊是一條永恆的村莊：「30多年前，這村莊住了兩千多人，現在也只七千多人，村裡的人是不生不死的，因為大家都不報戶口……」他說，村莊有人很有錢，擁有上億身家：「30多年前，有人去上海買了一部桑塔納轎車，一路從上海開回村莊的家門前，但突然一場暴雨，門前公路塌了，車從此離不開家門，成為景點。」幽默風趣的言語令在場讀者無不捧腹大笑。

諸如此類荒誕十足的故事，閻連科講了很多。「村莊很封閉，又很開放。有人開車把孩子撞死了，賠了三萬塊錢，他還氣呼呼說被訛詐了，因為按常規來說，只需賠三千元。法律有時候幾乎不存在。」閻連科說，但是有時候開放得令人瞠目結舌，「年輕男女結婚的時候，大部分都不打結婚證，未婚先孕很普遍。」

村莊成了閻連科的寫作資源。他說：「我現在50多歲了，我已明白一個道理：我的幸運就是出生在這麼一個村莊裡，這個村莊放大了就是中國，離開這個村莊，我幾乎無法寫作。」

講座之外，又去了展館內逛書攤，周末的緣故，人流量激增，看著一本書在眼前，就是擠不過去拿不到，實在著急。突然想到講座時，幾乎每一場都座無虛席，但是並無擁擠的感覺，遲到者通常也能得到一席之地。看來對香港人來說，書展書展，重要的還是買書，講座只是附加的「贈品」。

7月20日：無聲無息度過25年

在香港見到的蔣方舟，更成熟了。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士偷偷和同伴說：「以前看她的照片可水靈，現在怎麼長殘了。」我倒覺得不是「長殘了」，《新周刊》的副總編，怕是不那麼好做吧。

臨走之前，忍不住又去聽了一場董啟章和黃碧雲的對話。可惜這兩位都是筆桿子強嘴上弱的典型，一人念了四十五分鐘備好的稿子——還是粵語。只聽懂了百分之二三十的我只好安慰自己：沒事，就當來感受一下香港作家的粵語寫作思維吧。

拖著行李去車站，路上依舊路過會展中心，習慣性向裡面張望，依舊是黑壓壓的入場隊伍。想起此前採訪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時，他預測今年的參觀人次將超越去年的98萬人次，達到100萬。「其實我們這兩年都覺得能夠超過一百萬，但是前年是8號風球，停了大半天，去年是黑色暴雨信號，這兩年都有天氣的影響。今年運氣比較好，颱風擦邊而過，我想人數應該能過百萬。」（22日接到統計數字，今年入場人次為101萬，歷史新高）

中國人逢五逢十喜歡大慶，這一點在香港書展上幾乎見不到痕跡。有多少人知道，今年是第25屆書展？有多少香港人知道，書展已經陪他們走過25年？這幾天翻閱香港報紙，有關書展的報導大多是有關某名家的講座、採訪等，幾乎不見特別突出「25年」字樣，反而是在面對內地媒體的發布會上，周啟良應要求講述了25年的發展歷程。

「香港書展是大賣場，沒有文化。」這種論調在香港一直存在。不過香港書展依舊舉辦得如火如荼，而且引得眾多內地讀者眼熱。沒有調查，實在不知道對香港市民來說，書展究竟是賣場？是文化？還是只是習慣性地湊個熱鬧？不過誰在乎呢，今年非香港市民佔整體入場人數約12%，換句話說，香港書展，終究是香港人的書展，咱們還是別指手畫腳了，悄悄沾個光，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