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出生於巴黎，父親是海軍軍官，在他一歲多時去世。於是，母親帶著薩特寄居在外祖父家中。由於從未體驗過父親的威嚴，也沒有人真正地管教過小薩特，因此在他的意識裡也就沒有要服從誰的概念。這樣的家庭環境造就了薩特「我行我素」的性格，而且這種性格也對他的哲學思想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薩特較一般的孩子早熟、敏感。他很少與其他孩子交往，所以內心常有一種「多餘」的孤獨感，為此他希望能證明自己書籍。外祖父是存在的意義。他在童年時只有一個朋友位語言學教授，家中擁有大量藏書，這樣他從書中獲得了豐富的知識，並且養成了喜歡閱讀的好習慣。1915年上中學後，薩特開始接觸叔本華、尼採、柏格森等人的著作。這些人的哲學思想對薩特哲學思想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哲學外，薩特對文學同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不但令薩特入迷，而且作品獨具特色的個人化視角和寫作方式對薩特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24年，薩特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法國著名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畢業後他於1931年來到法國西部的阿弗爾中學任教，走上開創新哲學的道路。1933年，他的同學阿隆從德國法蘭西學院回來，向他介紹了胡塞爾的現象學。從此以後，現象學與薩特的研究意向一拍即合，為他打開了一條進行現實主義哲學探索的道路，並提供了一種現實主義的理論研究方法。同年，他隻身赴德國柏林的法蘭西學院。在那裡，除了系統研究舍勒、雅斯貝爾斯的著述外，他的主攻方向就是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
1939年，薩特應徵入伍，翌年被德軍俘虜。九個月的集中營生活，為薩特豐富其哲學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惡劣條件下的群居生活時常襲來的孤獨感，種種體驗，經薩特的分析成為了他哲學中的重要思想。有趣的是，薩特在集中營期間，與伴行的懺悔神父們成了好朋友，他經常給神父們講海德格爾的思想。那些神父們，本應聽薩特的懺悔，現在卻成了「向薩特懺悔」了。1941年，薩特利用偽造的假證明獲得了釋放。回到巴黎後，他與梅洛龐蒂、波伏瓦等成立了左翼知識分子為主的反戰組織「社會主義和自由」，積極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鬥爭中。
1945年戰爭結束後，薩特與他的「死黨」們常去咖啡館聚會，並與他們一起創辦了存在主義的主要論壇《現代》雜誌至此，存在主義哲學在法國正式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薩特一改從前對政治漠然的態度，積極反戰。他強烈地意識到需要「介入」到現實中去，也就是不但要用一種新的哲學解釋這個世界，而且還要在現實中去實踐這種哲學思想。到20世紀50年代，他幾平完全放棄了小說和戲劇創作，集中主要精力進行論戰和政治鬥爭。薩特支持阿爾及利亞和以色列的獨立鬥爭，譴責蘇聯入侵匈牙利和美國入侵越南，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以及其他許多非正義行動。1968年5月，巴黎曾發生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次大學生反抗政府的運動。
薩特與一大批知識分子站在了學生邊，並擔任了當時「極左派」報紙《人民事業》和《解放》的主編。薩特的立場也非常鮮明，明確支持學生運動。薩特認為，「五月風暴」中的學生運動不再是一種個體的自由，而是體現了《辯證理性批判》中的「融合集團」範圍內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巴黎學生的鬥爭實踐了《證理性批判》的某些觀點。也正因為如此，學生的鬥爭オ得到薩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