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首屆嶺南民俗文化節為視角
3月1日上午，首屆嶺南民俗文化節在廣州市黃埔區南海神廟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出席並宣布文化節開幕，出席開幕式的還有廣東省委、省政府，廣州市委、市政府及黃埔區的領導。
此屆民俗文化節同時也是第八屆廣州民俗文化節暨黃埔「波羅誕」千年廟會。據統計，3月1日至7日，超過百萬人參加了這次民俗文化節。而就在2月上旬，廣州市越秀區舉辦的第二屆廣府廟會，為期7天，共有「趕集人」500萬之多，比去年首屆廟會多出200餘萬。2011年佛山秋色歡樂節，僅3天就有180多萬人參加；2007年湛江市首屆中國雷祖文化節，10天時間約有33萬人參加……
除了人數眾多外，近幾年在廣東省舉辦的各類文化節還呈現幾個共同點：主辦方均是當地（市、區、縣）政府；規模增長快，其中2010年後文化節參與群眾均超過百萬人次；以傳統民俗、節日或信仰為基礎；節日期間都有相應的「拜神」活動，如秋色歡樂節的秋祭、廣府廟會拜城隍、「波羅誕」廟會拜南海神等。
面對越來越多的傳統嶺南民俗重新被人們「拾起」，像嶺南民俗文化節這種以政府為主導、以群眾為主體、以地區來命名的節慶在嶺南地區逐漸興起，不禁引起人們對民俗傳承和發展路徑的思考。
信仰：民俗傳承的核心部分
地理位置和發展歷程造就了嶺南民俗文化濃厚的地方特色。「廣東境內，漢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風俗均具有嶺南的地方特色。本地的漢民族習俗與其他省、區的漢民族風俗同源同流，而在具體情節和表現方式上又有不少差異」，「廣東境內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風俗差異雖較大，卻也會有不少相通之處，從中可以看出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之間風俗文化的互相交流與影響」，蕭亭在由其主編的《廣東省志· 風俗志》（以下簡稱《風俗志》）的「概述」部分對廣東地區民俗文化特色作了如是闡述。
對於民俗的傳承和變異，《風俗志》中也作了分析：「許多風俗事象的存在和變異都離不開人們生活的歷史背景和生存空間。」當代民俗學者也普遍認同民俗本身既具有延續性，又具有變異性。在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劉曉春看來，嶺南民俗中的有些內容已經「脫落」，但整體的繼承情況相對較好，因為廣東人比較固守民俗的信仰傳統，凡事講究意頭，敬畏神明，崇拜祖先，人際關係淡而不薄，禮尚往來。民俗信仰支撐了民俗文化的傳承發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研究員陳忠烈長期關註明清以來珠三角地區的民俗發展，他覺得在嶺南各類民俗中，節慶民俗傳承得較好。廣東省民俗文化研究會會長、《神州民俗》雜誌總編輯劉志文認為，在衣食住行四類習俗中，嶺南人對「吃」這一習俗相對繼承較好，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畢竟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
2月17日，在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文聯、中共廣州市黃埔區委和區政府共同主辦的首屆嶺南民俗文化論壇上，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周大鳴表示，民俗是彰顯城市性格的重要部分，中國社會的發展正逐步告別「鄉土」而走向「現代」，在新的語境中重釋民俗、演繹傳統已成為一個迫切的任務。
此外，劉曉春和劉志文都認為，在傳承過程中民俗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樣，但核心部分一定要傳承下來，這個核心部分就是——信仰。
路徑：民俗傳承最終要靠民眾
有諸多因素可以影響民俗傳承和發展，其中政治要素是較為重要的一項。劉志文認為，「總體而言，廣東各界對民俗文化越來越重視了，省一級單位舉辦民俗節，這在以前是沒有的。這次（首屆嶺南民俗文化節）是我們廣東繼承傳統文化的一個重大舉措」。正是由於廣東先後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戰略，各級政府日益重視文化建設，在民俗文化發展中的參與熱情不斷提高。
以首屆嶺南民俗文化節的定位為例。黃埔「波羅誕」廟會是廣州乃至珠三角地區民俗文化的源頭之一，舉辦嶺南民俗文化節就是希望藉助廟會的影響力，對活動內容、形式、規模、檔次等作進一步提升，以政府為主導、以群眾為主體，省、市、區三方合作，最終形成嶺南民俗文化的大薈萃與大展示。
對此，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葉春生表示，「在民俗活動中，政府倡導、企業資助、民眾參與是我們的原則。古語云：上導之為風，下習之為俗。這符合民俗發展的規律」。劉曉春提出，把傳統民俗文化看做一種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傳承的生活文化，還是作為一種地方符號予以展演的文化遺產，需要認真思考。他認為，嶺南民俗文化節的最終目的不應只是民俗文化的集中展演，而應該是通過民俗文化的集中展演激發民眾文化自覺，從而珍視民俗文化傳統，自覺傳承民俗文化。
民俗活動中官方參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劉志文表示，政府參與和主導民俗文化節，表明了官方對某些民間信仰的認同，這種認同有利於促進雙方形成和諧的關係。不過，民俗傳承最終還是要靠民眾，這才符合民俗的本質。
理論：南北民俗學研究的差異
民俗發展路徑的爭議也在不斷提示我們，有必要加強對嶺南民俗進行理論研究。
《風俗志》中顯示，廣東人對嶺南民俗的研究古已有之。廣東學者黃遵憲（1848—1905年）的《日本國志》對風俗的範圍、形成、特點以及研究風俗的目的，提出了獨到的見解。1927年11月，顧頡剛與容肇祖、董作賓、鍾敬文等人發起組織民俗學會，推舉容肇祖擔任民俗學會主席。同年，顧頡剛和餘永梁草擬的《本所計劃書》對廣東乃至全國民俗研究有巨大貢獻。
20世紀50—70年代，廣東民俗研究進入「低谷」，成果甚微。直到80年代初，廣東知識界才又開始重新關注風俗研究問題。1984年11月，廣東民俗學會在廣州成立。
對於當代民俗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專家們普遍表示，目前對廣東民俗理論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提高。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鄧啟耀說：「廣東民俗理論這一領域的研究學者不是很多。以中山大學為例，人類學系所做的相關研究偏重文化類，中文系的研究偏向民間文藝類，民間戲劇的研究已經擴大到非物質文化研究這一領域了。」
關於我國民俗理論研究的南北方差異，鄧啟耀認為：「南方的民俗學相對重視田野調查，北方的比較重視理論研究……事實證明，人類學比較重視田野調查的路徑是對的。目前，南方的民俗學研究與人類學、非物質文化研究還與現代傳播學結合起來，形成了新的發展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