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編宋玲、宋僉和譯者張坤、馮濤（自左至右）在方所
本版撰文/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傑 孫磊
石黑一雄，日裔英國小說家，1954年生於日本長崎，5歲移民英國，與奈保爾、拉什迪並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2017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發掘了隱藏在我們與世界的虛幻聯繫之下的深淵」而獲諾貝爾文學獎。今年8月4日，《莫失莫忘》譯者張坤、《長日將盡》譯者馮濤、責編宋僉、宋玲在廣州方所和讀者分享了石黑一雄的兩部代表作《長日將盡》和《莫失莫忘》。
石黑一雄其實非常克制
《長日將盡》於1989年獲布克獎，是石黑一雄最重要的代表作。小說中斯蒂文斯為「管家」這一職業奉獻了將近一生的時光，最後卻發現自己為了所謂的理想抱負，虛擲了自己的一生，還放棄了愛情和親情。
石黑一雄曾經這樣解讀《長日將盡》：「在這本書裡，我有一個暗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管家』。很顯然，我們中大部分人不會成為國家總統，也不會經營大企業，只是在做一些普通的工作，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微弱貢獻能起到什麼作用，不知道我們為什麼努力付出，因此我們盲目服從於上級或是一項事業，以此試圖找到一絲尊嚴。」
馮濤認為，石黑一雄其實是一個「很喪」的作家，他的人生觀是比較悲觀的：人終有一死，從某種意義上人一輩子就是一場悲劇。這種「喪」從小說的標題就能看出來。《長日將盡》的輓歌情調，仿佛在說「一天快要結束了，人生也要進入晚境了」；《我輩孤雛》揭示了我們每個人都是孤兒；在《無可慰藉》裡每個人都是無可慰藉之人。
《莫失莫忘》的譯者張坤認為，石黑一雄「是個不太流露感情、一個非常克制的作家」。從這個角度來說，似乎石黑一雄所有的作品都帶有一種隱隱的東方美學。
真正國際化的作家
石黑一雄與奈保爾、拉什迪並稱為「移民三雄」，也即移民作家。但翻譯團隊認為，石黑一雄跟其他兩位移民作家不同，如果要從他的作品中去尋找日本文化與英國文化的衝突，那可能會失望，「因為他是一個真正國際化的作家，他希望全世界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讀者都能欣賞理解他的作品。」
馮濤認為，在石黑一雄的寫作中，他儘量避免用一些雙關語，因為雙關語通常有著特定的文化語境和時效，這種地域性和時間性特點，翻譯後很難再現。因此石黑一雄的作品往往能超越文化指涉，讓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人都能理解。比如石黑一雄寫《長日將盡》，他並不是寫一個只有英國人才看得懂的作品，而是要塑造一個典型化的管家，讓不太了解英國管家文化的人也能理解。
在馮濤看來，雖然我們常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這種說法在國際範圍內並不通行，甚至完全相反，走向國際的通途不是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而是超越時空限制展現普遍的人性。
比村上春樹更日本
村上春樹和石黑一雄可謂日本文壇的「雙子星」，兩人在國際上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因此兩人也常常被放在一起比較。有一種說法是：村上春樹是用日語寫作，但是寫得更像一個西方作家；石黑一雄用英文寫作，但寫得更像一個日本作家。
對於石黑一雄是否像日本作家，國際批評界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完全否認他的日裔的身份，反對將東方、日本文化因子強加給他；另外一種傾向就是比較強調他日裔的出身，認為在他的身上有著濃厚的日本文化的底色。
關於石黑一雄跟村上春樹相比更像一個日本作家的問題，馮濤認為，雖然他5歲就離開了日本，但是他的作品滲透著東方美學的意味，馮濤將之概括為「靜水流深」，表面上非常溫婉、波瀾不驚，水面之下卻是暗潮湧動甚至是波濤澎湃，正是這種巨大的反差形成了諾獎頒獎詞中所提到的「巨大的情感力量」。而在宋僉看來，雖然石黑一雄是一個英國作家，但是「他所有的作品最終的結局都無可改變，就像命運一樣，他既不抗爭也不去試圖改變，所有人都默認並試圖接受這個結局。每次說到這個我不能不感覺到其中東方美學的意味」。
電影無法呈現「回憶」
《長日將盡》和《莫失莫忘》先後都被翻拍為影視作品，其中《長日將盡》於1993年翻拍成同名電影（又譯《告別有情天》或《去日留痕》）；《莫失莫忘》於2010年改編為電影《別讓我走》，2016年又被翻拍成10集日劇，由綾瀨遙、三浦春馬等主演。
針對小說被翻拍成電影的情況，石黑一雄曾在採訪中表示，電影很難把「回憶」的質地拍出來，而「回憶」正是石黑一雄作品中的三大主題之一。
「作為譯者，我一直不太喜歡這種改編。」張坤認為，電影的敘事特徵與石黑一雄的小說敘事特點相背離，前者強調激烈的戲劇衝突，後者則是於無聲處聽驚雷。捐獻器官的場景在小說中被推向幕後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影片則把整個捐獻的過程都呈現出來，捐獻者赤裸著身體躺在手術臺上，被麻醉後剖開身體取出器官，這個視覺衝擊是太過血腥的。
作為視覺藝術的電影，其逼真的畫面將文字隱含的想像空間消解殆盡。原本石黑一雄作品中的敘述大多是一種「不可靠」的敘述，一旦轉化為電影畫面，這種「不可靠」就仿佛變成了完全坐實的回憶。正如馮濤所說：「閱讀文本過程中最大的樂趣就在於你要發現他講述的和實際情況之間的巨大反差，這個巨大反差才是對你衝擊最大的地方，而你在電影裡面就不存在這種不可靠了。」
訪談
搶在諾貝爾文學獎之前
羊城晚報：你們策劃這一套書的契機是什麼？
馮濤：我在2001年入職譯文出版社，那個時候石黑一雄在外國文學圈裡已經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了。布克獎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大的，可能是除了諾貝爾獎之外關注度最高的一個獎。我也很喜歡他，當時作為一個年輕編輯，也很想做他的作品，買他作品的版權。按照我國版權法的規定，一個作家去世50年以後，他的作品才進入「公版」，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去出版了。所以石黑一雄是需要購買版權的。
很多讀者可能以為我們是在石黑一雄得了諾獎之後，我們才拿到8部作品的版權，其實並沒有這麼容易。我們大概在2009年就在策劃石黑一雄作品的出版。比較有戲劇性的一點是，在去年9月下旬，《我輩孤雛》也就是《上海孤兒》在譯林出版社的版權剛剛到期，剛剛轉到我們手裡，不到一個星期就宣布他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事實上在宣布他獲得諾獎之前，我們已經收齊了他全部八部作品的版權。我們這是「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羊城晚報：此次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的石黑一雄系列，《上海孤兒》更名為《我輩孤雛》，《長日留痕》更名為《長日將盡》，《別讓我走》更名為《莫失莫忘》，這是怎麼考慮的？
馮濤：《上海孤兒》改成《我輩孤雛》，前者完全是意譯的辦法，不是直譯的辦法，英文書名為When We Were Orphans，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當初我們全部都是孤兒，或者說在精神層面上我們都是孤兒，所以我們覺得《上海孤兒》這種譯法與整個作品的真正的內核是有比較大的偏差的。《我輩孤雛》是更加貼合作品的內核，也更加貼合原書名的譯名。
《長日留痕》和《長日將盡》倒不像Never Let Me Go是錯譯，「留痕」會更加積極一些，「長日」雖然過去了，但是畢竟留下了一些東西，但是這種附加的意義是譯者附加給它的，作品裡面是沒有這個正面的意義的，作品是一個完完整整的大悲劇，人的一生都白費了，都虛擲了。
又如《Never Let Me Go》這本書最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當時的書名是《千萬別丟下我》，這個書名的翻譯逐字逐句來看都是對的。後來譯林出版社出了一個重版，採取了臺灣的譯名，譯為《別讓我走》。而從情感的牽連和石黑一雄作品的美學風格來說，《莫失莫忘》這種譯法也更為貼切。莫失莫忘有東方美學的含義在裡面，有一種很低徊的感覺。作品中三個主人公之間相互依存，誰也不要拋下誰，從精神上來說他們都在一起，所以至少我個人覺得，無論是從語義，還是從作品的內核，還是從他的美學的意味，這都是一個更合適的譯名，而不是故意中國化、中國風。其實我們也希望讀者能夠聯想到下面一句：莫失莫忘仙壽恆昌；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其實Never Let Me Go譯成中文就是莫失莫忘不離不棄的意思。
羊城晚報：為什麼說石黑一雄是一個超越文化指涉的國際化作家？這種超越性是如何體現的？
馮濤：從石黑一雄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本質上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的超越文化、超越種族的文學內涵，或者純正的文學精神，就在於為無可慰藉者提供慰藉。悲觀主義者認為，我們每一個人，上至總統，下至掃大街的，從生下來第一天就開始倒計時，都是要死的，你的一生肯定就是一個悲劇，因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也是存在主義哲學裡所說的，人這一輩子本身就是悲觀的存在，既然這樣了，人怎麼辦呢？就像加繆說的，人的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自殺問題，他在《西西弗的神話》裡說，人居然沒有自殺，這是個最大的問題。因為你生下來就是必死的結局，你怎麼還有勇氣活下去呢？
我們為什麼說他超越文化、超越種族？因為他在最大程度上貼近了人的生存的本質，人是必死的，人是不可慰藉的，文學藝術就是為必死的、無可慰藉的人提供精神慰藉、提供活下去的勇氣。如他自己說，為人類提供一種緩慢前進的勇氣。這是他創作的本質，也是他超越簡單的後殖民、跨衝突的最重要的存在。
羊城晚報：譯後記中認為石黑一雄的作品是為「無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的」，這種可以安撫人心的力量是指什麼？
馮濤：首先這些人都是無可慰藉的，都是一個大悲劇，他的作品我還有一個比較直觀的表述是它是既殘酷又溫柔，他把人生血淋淋的真相揭露給你看，但是他整體的感覺是一種溫柔的撫慰。
我們傳統上有個最經典的悖論，為什麼大悲劇會給你一種精神的慰藉？就是最經典的亞里斯多德所提到的，為什麼喜劇反而沒有這樣的效果？它是一種我們叫卡卡西斯作用，卡卡西斯有各種不同的譯法，有譯成宣洩的，有譯成淨化的，現在有一種標準的譯法，直接就是卡卡西斯，是一種真正純粹的文學作品能夠給人的一種精神上的撫慰。從這個角度上我認為石黑一雄的精神是一種最純正意義上的文學精神。
（朱紹傑 孫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