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大致有三個傳統：帖學、碑學以及雜學。
帖學是中國書法傳統的主流，原因在於「二王」的風格在唐宋兩代成為美學典範。在王羲之所處的時代，道教盛行。書藝之所以廣受追捧，是因為書法脫離了「寫的功能」，成為可以傳遞「神諭」的載體，與道教的「靈符」相類，書法作品裡面滲透著藝術家對神啟的感悟。
「帖學」以王羲之、王獻之為宗，明末清初的書法家傅山說趙孟頫的書法有「媚氣」，其實恰好點出了「帖學」的特點：雅致、高貴、飄逸出塵、有神仙之氣。「帖學」之媚，還不應忽略王羲之的老師衛鑠（衛夫人），這位女性導師身上的柔媚之氣，與剛硬生澀的「碑學」拉開了審美上的距離。
王羲之的聲望在唐代達到高潮，唐太宗非常喜歡他的書寫風格，據記載，在唐太宗臨死的時候，要求將王羲之的不世之作《蘭亭序》與之一起下葬。
唐代的「帖學」是以摹寫的形式出現的。唐太宗命令當朝知名書家褚遂良、歐陽詢、韓道政等人各摹數本，賞賜給太子、諸王和近臣。武則天、唐玄宗也都效法太宗，摹寫王羲之的諸多名帖傳世，我們今天仍然有幸能夠看到王羲之的作品原貌，均得益於唐人。
到了宋代，「二王」的書寫傳統正式成為一個流派即「帖學」。992年，宋太宗下令將419件前代著名書法家存留下來的紙箋和書信等摹刻成木板，再以上等徽墨拓印，匯成十卷《淳化閣帖》，所收珍藏大部分為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傳世的上佳之作。
《淳化閣帖》印刷有限，只分送給宗室及大臣，因此，在宋太宗時代都極其珍貴。但《淳化閣帖》的問世，還是讓部分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摹學與臨寫，得以體味「二王」的書法精髓，並使之成為一個書法流派。
有宋一代，書家輩出，「蘇、黃、米、蔡」各有千秋，宋徽宗的「瘦金體」與宋高宗的「思陵體」，也均追摹者多多，但追溯藝術源頭，均出自「帖學」。其後，江山代有人才出，不斷變化與革新，讓「帖學」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絕對主流。
二十世紀書壇泰鬥沙孟海說，「帖學」的特點是「以晉唐行草小楷為主」，自有其學術價值。依照他的邏輯，楷書四大家「歐、顏、柳、趙」也是「帖學」的一部分。但這個分類其實並不準確，楷書並非來自於「二王」的傳統，因此，不能歸類於「帖學」之內，漢隸與唐楷、魏楷是下面要介紹的「碑學」的主要特點。
「碑學」的發端，仍然要追溯到宋代。歐陽修倡導古文運動，但有些古文已經不存於紙，他只好踏訪荒冢孤墳，在前人留下的墓碑上尋找遺存的斷章殘篇，並費盡心力拓印下來。歷經二十餘年，歐陽修共收集了約一千件古碑拓片，他將厚厚的拓片裝裱、綑紮，命名為《集古錄》。
歐陽修認為宋初的書法藝術「漸趣苟簡」，但唐代的碑銘，書寫者雖然多為「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歐陽修說這話的時候，「帖學」還沒有成為顯學，因此，他對宋初書壇的失望與差評，或許可以理解。
後來，「帖學」在宋代一花獨放，歐陽修與他的「碑拓」，並未引起足夠的關注，「碑學」真正成為一個流派，是在清代。清初，由於異族入主中原，書壇開始了新的審美轉向，以傅山為代表的一批書法家有意識地開展了「訪碑運動」，籍此懷念前朝，並通過書寫的方式，創造不同於清朝主流審美的野逸風尚。「訪碑」，更像是一種行為藝術，表達著遺民們對前朝的懷念。一時間，「碑學」悄悄興盛起來。
「碑學」的特點，是尚漢隸。厭棄唐楷的傅山，在晚年書風開始取法篆隸，有了「支離神邁」的審美追求。有清一代，大批「碑學」名家湧現，阮元、何紹基、鄧石如、包世臣、唐有為等人引領風尚，成為當世名家。
康有為認為「碑學」指「北碑、漢篆也」，其實這是對古文字學的認知有誤。雖然秦朝以小篆作為官方文字，但由於書寫繁複，隸書在秦成為民間主流的書寫方式（後世出土的秦代簡牘上多是隸書）。
因此，康有為所稱的「漢篆」，在「碑學」中並非主流，只在「漢碑」中偶或出現。將它歸類為「碑學」之中，十分勉強。而康有為所說的「北碑」（即「魏碑」，它們多為北方刻石匠所書，民間味道濃鬱，並帶有遊牧民族放縱不拘的特點），並不是清代「碑學」的研摹對象。「碑學」古樸奇崛的傳統來源於漢隸，而不是其他。
晚明，以「怪怪奇奇」為美的時尚趣味，極大地影響了書壇，吸收了秦篆元素的「雜學」，在「帖學」的雨水滋潤下逐漸壯大。「雜學」仍然以「帖學」為宗，但大膽地引入新的藝術元素，力圖產生新的審美風格。董其昌一生研習「帖學」，宗法「二王」，鬥妍趙松雪，但因其追慕懷素，對書寫大草頗有心得，漸漸跳出「帖學」的藩籬，成就了獨特的個人辨識度。董其昌的書法以「生」和「奇」為特點，引導了晚明的書法繼續走向「不齊不整」「欲飛欲舞」。
到了王鐸，雖然他一生同樣尊崇「二王」，但卻有著強烈的書寫焦慮，懷負超越張旭、懷素的夢想，在書法美學上冀望「李斯之後，直接小生」。王鐸獨創的「漲墨」風格，形成了中國書法美學新的意趣。
「雜學」有別於「帖學」與「碑學」的最大特點，是直接受到篆刻和漢隸的影響，對古文字的興趣引致書法藝術家們把目光遙望到更久遠的古代，在古意上創新。而隨著明萬曆年間，東漢隸書重要作品《曹全碑》的出土，更加深刻地影響了「雜學」的發展。直追秦篆、漢隸，並從中獲得文化滋養，書法作品中冷僻字、異體字夾雜其間，成為「雜學」興盛的標誌。 (孫曉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