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碑入帖的張伯英-張伯英,書法,碑學-中安在線-主頁管理

2020-12-18 中安在線網站


張伯英行楷手札

　　清代初年在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倡導和帶領下，考證經史的古文經學之風漸起，至乾隆、嘉慶年間，已蔚為大觀，金石碑版之學亦隨之興盛。清初的書壇，因康熙、乾隆二帝尤喜董玄宰、趙子昂書法，科舉非「館閣體」不取，上行下效，書風日漸趨於靡弱，自宋淳化以來八百餘年的帖學開始走向衰微。阮元順形應勢以《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首倡碑學。繼阮元之後，包世臣撰《藝舟雙輯》，形成了徹底的以尊碑為標誌的清代碑學綱領，為碑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到清光緒時，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輯》中，提出了一套更加完整亦不無偏激的碑學理論。加之嘉慶以後大量出土的北魏碑刻的刺激，於是形成了浩蕩的碑學洪流，書壇從此成為碑學的天下，延至整個民國時期，都籠罩在碑學的霧靄之中，不再有傑出的帖學書家出現。張伯英作為民國時期的重要書家自然會受到風靡的北碑之風的影響，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局限於碑學的形態之中，選取的是碑帖兼融之路。

　　張伯英(1871年1949年)，江蘇銅山人，字勺圃，一字少溥，號雲龍山民、東涯老人。清光緒丁酉拔貢生，壬寅應天鄉試舉人。辛亥後，相繼任職於北洋政府陸軍部、國務院秘書廳等。去職後留居北京，以寫字賣文為生。曾總纂《黑龍江志稿》，編輯《徐州續詩徵》，著有《法帖提要》、《閱帖雜詠》等書法著作。論及張伯英的書法，時下均將其列入純碑派一系，我認為這只是皮相之論。張伯英於帖學研究有素。早年習書便是從唐人顏真卿入手，後上起羲獻父子，下迄宋元明清，博覽群帖，融會貫通，兼寫北碑，碑帖交融。客觀而論，張伯英寫北碑採取的是以帖筆寫碑，將碑意融入其作品之中。他寫北碑摒棄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從中抽取出真正的精髓內容，以這精髓內容為起點，去構築自己的形勢風格大廈。可以說，張伯英的「碑面」，是對清代碑學傳統作了內在的提取與對表面形式作了脫胎換骨以後的結果。這與以篆隸為素材的碑系書家吳昌碩不無相似之處，與生硬做作的張裕釗、李瑞清的北碑書法相較，顯然要勝出一籌。張伯英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刻意用毛筆去摹寫北碑方折斬截的外形，即是說他在體勢上並不是刻舟求劍，亦步亦趨，而是將北碑的那種樸拙雄強之氣有機地揉進其作品裡，這在張伯英晚年的行草書法作品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銳而不峭，厚而不滯，充分體現出張伯英對於北碑書法線條骨肉對比有著獨到的理解與極強的駕馭功底。

　　張伯英碑意書風的成功塑造，再次彰顯出在上承清代碑派書法時，不應囿於狹窄的「方筆」審美定勢，只有把生硬的魏碑演繹出連貫的動態筆意來，方能更接近中國書法的傳統要義。我們梳理下有清一代碑系書家，就會發現他們都無不有著極為深厚的帖學功底，並用開放的態度以帖學之筆去化碑學之形，從而開拓出各自的碑派書法的新天地。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沈曾植、康有為莫不如此。

　　碑學之所以能在晚清風靡一時，一統天下，是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的。但碑學的興盛絕不意味著一時衰微的帖學已走向消亡。帖學作為中國書法藝術的一個體系，是一個永恆的存在，它並不會因某一個時代的衰微而喪失其自身的價值。同樣，碑學在經過了百年的時間淘汰之後，其自身也構成了傳統，由於取法者對碑學系統的立足點不同，這樣必然也會派生出造作與自然的對比類型。張伯英無疑是屬於後者。

　　張伯英的碑學其表帖學其裡的成功，再一次詮釋了對待北碑書法，眼光的封閉與開放與否將是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若徒以毛筆追索石刻刀痕，局限於方筆的正宗魏碑，是很難大有作為的。晚清碑派末流書家的教訓也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納碑入帖」也許正是碑學一系書家的終南捷徑。

　　註：本文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國際交流委員會委員、徐州工程學院書畫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徐州市書協副主席。

　　(本文來源：新華報業網-新華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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