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穿「封建社會」全篇、作用深遠的京杭大運河，並非一朝一夕之功

古代水利工程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古代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農業大國，要精耕細作，填飽百姓的肚子，而商業則有助於經濟發展，則水利工程及漕運成為極其重要的一環。因此，自古以來，歷代王朝就極為重視水利興修。

留存至今的古代水利工程中，京杭大運河是它們的傑出代表之一。在一個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國家裡，徵集民力創造大工程、大奇蹟不是難事，難得的是，京杭運河這樣一個工程，被歷代承襲下來，而不至於重蹈阿房宮、秦始皇陵的覆轍。然則，京杭大運河對於封建社會，又有什麼重要意義和作用呢？

秦始皇陵

京杭大運河非一朝一夕之功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裡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我們熟知的是隋煬帝楊廣修建大運河，龍舟下江都的荒唐事，然而，運河這樣一個工程，實在並非一時一代之功。簡言之，京杭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代，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

春秋時期，吳國為伐齊國，在揚州附近開鑿了一條引江水入淮的運河，稱為邗溝。這就是史書稱隋煬帝之運河借重天然河道和前人所開鑿的運河的開端。也是歷朝歷代修建大運河的先聲。

到魏晉以來，經濟重心難移，江南的軍事行動日漸增多，為農業計，也為養兵打仗計，封疆大吏和朝中貞臣開始重視運河和漕運。《水經》說陳敏於中瀆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以改變湖道紆遠的狀況，縮短了江淮間的航程。「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這些都是地方上自發的開鑿運河水道的行為。

晉元帝

隋代，天下重歸一統，開皇之治使百姓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國力到達一個高峰，又因為文化西遷，經濟南移的狀況，開鑿運河的工程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起，而且事實證明，禍於當代，功在千秋。

唐承隋制，對運河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固然是河清海晏，物阜民安，故而天下英才聚長安的結果，也迫使政府將南糧北運提上日程。大都市長安聚集達官貴人、遊歷學子，萬國商賈，其產糧狀況著實堪憂，供不應求。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多民族政權並立的現實促使政府和民間更加重視運河，後期政治中心的南移更讓運河出現舳艫千裡的盛況，可謂空前。

宋代運河

元代以後，江南的經濟地位更加不可撼動。北方統治者堅持草原本位政策，河洛疲敝，糧食供不應求。而「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江南之糧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這就使統治者學習歷代經驗，與民生息，動起了運河漕運的主意。

自然，他們的嘗試也是有挫折的：「初，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勞費不貲,卒無成效。」愈挫愈勇，成就了元代的京杭大運河。可以說，這是明清運河的基礎。

明清以來，漕運愈發完善，京杭大運河經歷了戰亂、饑荒、天災、人禍而綿延至今，其歷史是很值得探究一番的。在這個過程當中，隋代、元代的運河尤其重要。隋代是承前啟後，第一次由國家組織力量進行開鑿的運河

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的重要意義

1、聯通南北：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趨

邗溝久遠，姑且不提，自隋唐以來，京杭運河就是南北聯通的大動脈，而聯通南北，不僅出自掌控一個龐大帝國的需要，追根溯源，還有其時代性。

自永嘉之亂以來，五胡亂華，中原大地戰火紛飛。面臨北方異族的威脅，統治階級分別選擇了三條道路。一是南渡。南渡的東晉小朝廷保存了江左風物，不與劉石通使，對抗異族。二是西遷。西遷的張氏建立西涼，成為一方淨土。

三是東歸。東歸的司馬越等人最終落入石勒之手，衣冠士族被排牆而死。其後果是西方的關隴文化崛起，繼承了河洛文化，若干年後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成為中原正朔；江南經濟得到發展，其文化融合吳地特色，揚棄創新。

五胡亂華

這樣，到了隋代，貴族面臨的問題是，百姓認可的正統在中原，北方依舊在政治軍事上佔據無可替代的優勢，在經濟上卻是凋敝，不得不重視南方的發展和需求。南北之間存在難以避免的「割裂感」。對此，政府的應對是，首先，打擊地方割據政權，其次，統一南北經學，第三，調動人力物力，修建運河。

將南北聯通，不僅能夠緩解京師龐大的糧食需求，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度，而且能夠促進南北之間的人力物力流動，增強地區之間的認可度，這與當時開放包容的國家政策也是相匹配的。

大運河

2、經濟發展：客商雲集，物資山積

上文說過，水利工程是農業發展的利器，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之中，京杭大運河也有相應的農業價值。黃河既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災害頻繁的大河。京杭大運河的出現，貫穿了河南，河北，江蘇，浙江等省，連接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對北方黃河水患有一定的緩解作用。同時，京杭大運河也造福了周邊的土地，灌溉良田。

對於古代的商業來說，京杭大運河也至關重要。可以說，商業促進了國家的大一統，商業的發展又依賴於國家大一統之下穩定的環境和及時維護的基礎設施。

黃河

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們提出經世致用、工商皆本……都發生在運河兩岸，有著運河文化的刺激。所謂「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永嘉學派推崇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性理，講究實效，主張經商要義利並舉、以利和義，解決了義利之爭，為商品交流提供了學術上的理論依據，這在重農抑商的封建時代，堪稱一大解放。

京杭大運河的衍生周邊——青幫

宏觀上，京杭大運河是統治階級為穩定南北，維持統治而出現的，然而在社會上的意義卻不應局限於上層，市井百姓因京杭大運河而出現的變化同樣值得探究。比如說，大名鼎鼎的青幫與京杭大運河的漕運就密切相關。

青幫

京杭運河鼓勵了商業行為，這是對歷朝歷代「重農抑商」的反正，對「學而優則仕」這樣一種成功人生模式的突破。

同時，由於歷史遺留原因，江浙一帶經濟實力卓越、百姓在明清易代的過程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清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對江浙人民有所歧視，這對運河兩岸的百姓情感上造成損害。閉關鎖國在明清的實施又迫使沿海人民的經濟活動重心從海運轉向漕運。

這些潛在原因加上漕運官兵的「外包」，機緣際會，造就了青幫。青幫早先是清代漕運水手中的一種行會性秘密結社，初衷在於保衛自身利益，與官方作鬥爭。始建於雍正年間，徒眾昔皆以漕運為業，故稱糧船幫。

清代漕運

青幫首先是運河沿岸漕運發展繁榮的結果。起初，運河的漕運功能是為供給京師，官方佔主導，有濃厚的政治作用；其後，漕運越來越私人化、商業化。漕運運輸私人財物和載客的功能首先被百姓發掘，然後被朝廷追認。帝國南北互通有無，船舶連綿不斷，港口、會館等極為發達。這樣，就出現了一批靠運河吃運河的百姓甚至失地的流氓。運河兩岸的流民、水手、腳夫……構成了青幫龐大的底層教眾。

其次，青幫也是商業發展以來市井對中央政府反叛的一種表現。

明代，朝廷設置了漕運總兵官對運河漕運及漕運官兵進行統一管理。但朝廷不提供造船、疏通河道以及工資等花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運河官兵們在地方繳納糧稅的基礎上額外徵收一部分「耗」，作為漕運的費用。

清代漕運

清代，軍戶制度解體，漕運的油水逐漸分給一部分百姓，在制度層面出現了突破。青幫分朝廷之利，內部規矩嚴密，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治，這些都是封建社會末期伴隨著地區經濟發達而出現的對中央政府反叛的萌芽。

事實上，在此之前，百姓的叛心未必小。中國古代皇權不下縣，運河兩岸經濟發達，更加容易滋生嘯聚的水匪。

我們知道，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往往出現城市、資本主義萌芽等新的因素。粵若稽古，春秋戰國時期私商出現，也出現了一些經濟職能突出的城市和經濟中心。而運河的發展，則容易將城市帶動成為城市群、經濟帶。

資本主義萌芽

中國城市的出現，比之其他古代文明，算不得早。商品經濟發展而聚集的城市，對安定的小農經濟和保守的封建社會是一種衝擊，自出現之初，就有脫離中央自治的傾向。因此，城市的出現對經濟社會是一件好事，但以儒家重農抑商為基本邏輯導向的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必定不能容忍地方對中央的離心。

嗚呼，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大一統的出現，而大一統王朝往往抑制商業的發展，不亦智乎？

因此，這一節以青幫為代表略陳鄙陋，是為儘量闡釋京杭大運河在聯繫南北，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之外，對「離心」現象的一點作用。毫無疑問，京杭大運河對整個中國之內人力物力的流通，經濟文化政治的交流大有裨益，然則修建的初衷是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這一體制，而也有潛在的突破、反抗原有體制的作用。

京杭大運河

我們知道，明末清初以來，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同一時期，歐洲正在進行或準備進行資產階級革命。這並非巧合，應當說，在十七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各地得到廣泛發展。中國有突破原有體制進行民主改革的先聲，當有運河之功，但最終沒有突破，實在是「不是我軍弱，是敵軍太強」。

總結

綜上所述，京杭大運河聯通南北，促進了全國範圍內人力物力的流動和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同時對民間結社活動也有一定影響。在封建社會皇權強盛的時期，京杭大運河能夠穩定統治階級的統治，在封建主義中央集權衰落的時候，京杭大運河同樣孕育著反叛的精神。

一言以蔽之，京杭大運河作為歷代王朝堅持的工程，能夠促進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新陳代謝。

參考文獻：

1、《京杭大運河》

2、《青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