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The Nobel Prize官網）
這幾天，諾貝爾獎陸續頒布，老熟人村上春樹又一次陪跑文學獎，這位大文豪繼續與諾獎上演「錯過」的戲碼。
儘管如此，在今年的諾獎中，日本仍然是贏家。瑞典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日三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在鋰離子電池研究方面所做的突出貢獻。
其中，日本研究員、現年71歲的吉野彰，成為第27位來自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21世紀以來，日本獲諾獎的第19人。
看到日本人又一次獲得諾貝爾獎，不少人是震驚的。誰也沒想到，自從1949年第一次斬獲諾貝爾獎以來，日本已經超過了德國、英國、法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諾獎大戶」。
日本的27項諾獎中，超過三分之二是21世紀以後獲得的。也就是說，自2001年以來，日本平均一年就拿下一個諾獎。
於是，不少人認為日本在諾獎上取得的驚人成績或多或少與一項計劃有關，這就是日本的「諾貝爾獎計劃」。
2001年3月，日本內閣制定、通過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明確提出了一項數量目標：今後日本應在以諾貝爾獎為代表的國際級科學獎的獲獎數量上與歐洲主要國家保持同等水平，力爭在未來50年裡使本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達到30人。
該計劃還提出將集中投資在生命科學、信息通訊、環保和納米材料四個領域，以競爭性的研究資金吸引和培養年輕的研究人員等。
在2001年結束百年諾貝爾慶典後不久，日本政府亦重申了這一目標，並在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內設立了「研究聯絡中心」。
當時這一消息傳出後，引起世界譁然，甚至受到了少數國家嘲諷。就連當時獲得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日本科學家野依良治都評論說，日本政府「沒有頭腦」，純屬「狂妄之言」。
當然接下來，就是喜聞樂見的「打臉劇情」了。
到目前為止，時間還未過半，日本就已經完成了目標的近三分之二。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50年拿30個諾獎」的目標還算是比較保守的。
但是，日本諾獎井噴真的就是因為制定了「50年拿30個諾獎」的計劃嗎?當然沒這麼簡單。
（諾貝爾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和成果一覽表。資料來源：Nobel Prize an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An Analysis for Selection Process of Nobel Laureates and Their Scientific Carrier，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工作論文（2016年5月））
2016年的一份「諾貝爾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和成果一覽表」中顯示，諾獎得主從出成果到得獎的整個過程，平均下來，1990年以後需要25至30年，而2000年以後日本獲獎的15個成果中，1960年代出的成果有2個，1970年代的有5個，1980、1990年代的各有4個。
因此，日本2000年以後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實際上靠的是25至30年前也就是1990年代的研究結果，和2001年出臺的「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沒有多少關係。
事實上，在日本，也幾乎沒有人把諾獎的「量產」歸功於這一計劃。面對諾貝爾獎的井噴現象，很多日本人並未歡呼雀躍，他們更多的是進行反省和居安思危。
他們認為，獲獎的人多是年事已高的老研究者，他們手中的多是20年前的科研成果。而很多學者都提到了眼下學界人才寥寥、青年人不願投身科研的現狀，推斷接下來日本會進入「諾獎荒」，不少人呼籲政府對學界鬆綁，鼓勵青年參與。
在獲得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本庶佑教授就毫不客氣地批評了近年來日本政府出臺的包括「諾貝爾獎計劃」在內的一系列科學技術政策。他把獲獎的獎金全部贈給大學，作為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基金，實際上也是對當下日本教育制度和科技政策的批判和揶揄。
雖說「50年拿30個諾獎」的計劃與日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日本屢屢折桂諾貝爾獎，登頂科技高峰背後的原因仍然值得我們探究。
這就不得不提日本對教育和科研的態度。
據稱，甲午戰爭時，清廷戰敗，不得不向日本賠償白銀2億多兩，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想都沒想，從中提取了1000萬日元(佔賠款總額的2.8%)設立教育基金，投入義務教育。
在這筆資金的支持下，1898年，日本兒童入學率達到了97%，到1910年左右，日本已經完全普及義務教育了。
提升國民整體受教育程度後，早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還提出「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學研究。
日本人很早就看到了科技的重要性，認為它是國之重器，誰擁有最先進的科技，誰就握著最鋒利的刀鋒。於是，日本從1995年開始布局科技。這一年日本國會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其後制定了多個 5年計劃。日本試圖通過這些戰略舉措，將日本建設成為偉大的科技國家。
其中包括，1996年7月制定的第一個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決定持續加大科學技術研究投入，逐漸提高基礎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開發的軟硬環境，以切實提升科學技術創新能力;2001年3月制定的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01-2005年)，也就是諾貝爾獎計劃;以及2016 年1月審議通過的《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年)。
日本政府還力求官民研發支出總額佔 GDP 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發投資佔GDP的比例達到 1%。
數據顯示，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的起飛，日本的科研經費基本上都是以每年10%至20%的增幅在迅速增長;1990年代後，雖然經濟有所放緩，但科研經費仍始終保持直線攀升的態勢。從2005—2015年，日本這10年的科研經費，平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明顯高於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
2013年時，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投入高達3.8%，已經位列全球第一了。
全社會形成尊崇科學的濃厚氛圍，科研人員社會地位高。
在日本，科學家這一職位，廣受社會尊重。日本權威的「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曾做過的一項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的187種職業中，大學教師得分83.5分，職業威望僅次於並列第一的法官、律師，社會地位可見一斑。
就連日元上，也是不印天皇，不印首相，印的全都是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這類人。
比如，1萬日元，印得人物肖像是「福澤諭吉」，是日本啟蒙思想家，被認為是日本教育之父;5000日元是「樋口一葉」，是著名的日本女作家，日本文壇象徵;新版1000日元是野口英世，是日本的生物學家，他畢生致力於科學研究等等。
這樣尊師重教的大環境，為日本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日本科學家的職業威望高，工資待遇也頗為豐厚，使得他們能夠全心致力於教學、研究，而不必為生活發愁。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遠遠高於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科研環境寬鬆，維繫學術傳承。
在日本，科研人員基本不受非學術因素的幹擾，能自己計劃和支配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充分的時間用在學術研究工作本身。
高校教師不會因為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整個研究過程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諸如考核、評價等人為因素的幹擾，因而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
並且日本科學界非常注重維繫自己的學術傳統，對已有的科學遺產極為重視。特別是在理論物理學領域，日本已形成學界公認的學派，以湯川秀樹194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發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1人獲得諾獎，他們全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教育，除南部陽一郎(2008)和中村修二(2014)以外，其餘科學家的獲獎工作也主要是在日本本土完成。在這11人中間，以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為首，有7個人師出同門，最終成為日本獲得諾獎的生力軍。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為保持科技發展後勁，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培養科技創新後備人才力量，提早布局，從小學階段開始到研究生院階段，針對不同年齡層學生都設立了相應的科技人才培養計劃，致力於形成戰略性、系統性的科技人才培育體系。
總之，日本諾獎噴井的背後是日本人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來全方位布局，積蓄髮力的結果，絕不是簡單的制定幾個計劃就能夠一蹴而就的。
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2000年以後日本諾獎的獲得者研究成果大多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所以，或許中國在今後的一二十年裡也會出現一個諾獎井噴式的發展，畢竟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