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黃永玉的《風車，和我的瞌睡》發表於《詩創造》叢刊。
1949年左右黃永玉在香港，此時正值他文學創作的嘗試期。
黃永玉的文學行當
李輝
編者按：黃永玉先生曾說「文學在我的生活裡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儘管如此，但他在藝術上的名聲，會讓我們忽視他於藝術之外諸多傑出的文學創作。自本周起，本版將刊登李輝先生撰寫的「黃永玉的文學行當」系列文章，回溯黃永玉先生特殊的文學生涯，他與文壇的特殊交往，以及一個畫家的文學創作留給我們的歷史回味等。本系列每周一期，逢周二刊出，敬請關注。
文學— 不應忽視的行當
說到黃永玉先生從事的行當，人們一般都會脫口而出：「他是個畫家。」然後，列舉出為人熟知的作品—套色版畫《阿詩瑪》；「文革」時期受到批判的「黑畫」《貓頭鷹》；風格各異的荷花；幽默風趣的《水滸》人物……
不限於此。如果是集郵者，當然會提到1980年那一枚在收藏界受到熱捧的「猴票」；如果是嗜酒者，或者食品工藝設計師，會提到三十年前令大家眼睛一亮的「酒鬼」酒瓶。
不錯，黃永玉的藝術行當，成就斐然，廣為人知。可是，黃永玉本人在談及自己從事的行當時，卻總是把「文學」放在第一位。一次，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題為《我與文學》的一次演講中，一開場，他便開誠布公地對聽眾這樣說：
文學在我的生活裡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我一生的百分之七十的時間都花在木刻上，在學校，我教木刻。為什麼我喜歡文學，喜歡雕塑，而繪畫擺在最後呢？因為繪畫可以養活前面三樣行當。文學也好，雕塑也好，都養不活自己的。(掌聲)等我積蓄上可以的時候，就可以搞文學，搞雕塑—費錢又費時間。文學，一支鋼筆就行了，但是稿費太少了。(掌聲)文學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我在義大利家裡的三樓寫文章，寫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我女兒就問我你笑什麼，我說寫到了得意的一段，是關於家鄉的事情。文學讓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別人能給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給的。
此言非虛。黃永玉有理由、有自信可以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放在第一位而供奉。
1982年，因詩集《曾經有過那種時候》，他與艾青、流沙河、邵燕祥、舒婷等著名詩人一起，榮獲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第一屆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從《永玉三記》到《永玉六記》，他以獨創的文與畫形式，將寓言、散文詩、漫畫等融為一體，為文壇吹進一股別致、清新之風；1979年，他以長篇散文《太陽下的風景》敘述自己與表叔沈從文的交往史，一經問世，頓時引起人們關注和讚嘆，散文創作由此達到高潮。多年後，此類記敘人物散文的合集《比我老的老頭》，以及遊記《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讓更多的讀者開始領略一位畫家的文學風採。
進入新千年，年逾八旬的黃永玉，將一度中斷寫作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重新拾起，一邊創作，一邊在《收穫》雜誌連載。目前已連載五年，達六十餘萬字。在已經完成的篇幅裡，黃永玉以具有現代漢語之美的個性敘述，描寫自己兒時經歷，欲藉此勾畫出廣闊社會背景下的歷史滄桑。滄桑之中，故鄉的風俗人情，個體生命的憂傷，漫溢文學的詩意。我們有理由對《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以後的敘述和格局，充滿期待，它將會是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進史、民族命運變化的長篇巨製……
儘管如此，藝術行當的名聲之盛，實在太容易讓我們忽視黃永玉在藝術之外的文學創作，哪怕他曾經發表不少令人讚嘆的作品，享有一個傑出文學家的盛譽。
這一次，我們不妨集中敘述黃永玉的文學行當。
畫家，作家，哪一種身份最為重要？
一個熱情擁抱文學的人，藏於心底並影響他感應現實、營造藝術的諸多元素，到底是哪些？一個畫家的文學創作，到底給當代文學帶來了什麼？他與文壇的特殊交往，又該留給我們多少歷史回味？
最初的嘗試
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黃永玉就開始發表詩歌、散文、小說，其文學道路迄今已走過將近七十年。
據黃永玉回憶，他在1943年前後，曾在福建、贛南等地報紙副刊上發表過文學作品。目前，我所查閱到他發表的最早詩歌，是三十餘行的《風車，和我的瞌睡》，1947年9月發表於詩人曹辛之在上海主編的《詩創造》叢刊之三《骷髏舞》。
發表詩歌的同時，黃永玉便開始了散文寫作。1948年從臺北抵達香港後，他發表了散文《臺灣歸來記楊逵》。1950年，他回湘西旅行，為香港《大公報》撰寫長篇遊記《火裡鳳凰》在副刊連載，集旅行觀感、故鄉記憶、人物特寫於一體，可謂早期創作中最為重要的散文作品。
黃永玉在第一階段最有廣泛影響的作品，是他的電影創作。1951年，黃永玉在香港為長城電影公司創作兩部電影劇本：《兒女經》和《海上故事》。其中《兒女經》拍攝成功並公映。《海上故事》劇本已完成，在醞釀拍攝時，因導演費穆的突然病逝而夭折。
黃永玉的早期創作雖不豐盛，但值得關注。如同後來在藝術創作上呈現形式多樣化和風格豐富性一樣，黃永玉在初期的文學創作中，已經表現出對不同的體裁樣式和風格的好奇與興趣。詩歌、散文、劇本；寫實性、虛構乃至寓言體的運用……受左翼文藝推動和現代木刻傳統的影響，他有意貼近現實，反映香港罷工等社會事件；同時，也受沈從文等前輩文學家的影響，注意藝術克制，追求形式美感，在語言文字與篇章結構上力求凸顯個性化風格，並表現出對幽默的天生偏愛。儘管這些努力並不系統，也未進入自覺階段，但它們卻是藝術才情在文學方面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流露和凸顯，這也是他日後的文學自覺與豐收的準備與鋪墊。
文學與美術的聯姻，是黃永玉早期創作中值得關注的一大特點。如果將同一時間黃永玉的文學與美術作品放在一起綜合考察，不難發現，他已經表現出強烈的將文學與美術融為一體的創作意識。作為一名藝術家，黃永玉的美術起步與詩人、作家密不可分，其早期的不少木刻作品，均是為詩、小說而創作的配圖，如賀宜的童話，沈從文的《邊城》、《吹笛》等小說，範泉的童話故事《神燈》，李白鳳、彭燕郊、臧克家、陳敬容等人的詩歌，司馬文森的長篇小說《南 洋漂流記》，端木蕻良《狗爬徑山歌》 連載……
不可忽視的是，在與文學家保持密切交往、與文學作品對應感悟的過程中，黃永玉的文學興趣和創作欲望為之豐富與激發。我們看到，他的文學創作，一開始就表現出 文學與美術的互補與融合的特點。1947年，他發表的《風車，和我的瞌睡》，有如一首牧歌，風車與水、與田野、與童年樂趣交融，釀就一片甜美與溫馨。創作這首詩卻非偶然。此時，黃永玉不僅為沈從文的《邊城》、《吹笛》等小說創作插圖，還創作了一組民間情歌的木刻作品，另外還創作了單幅《風車》木刻。這一系列木刻，與他的詩有著相同的基調。1950年之後，在香港《大公報》上，黃永玉先後發表《民工和高殿生關係》連載、《猴國之命運》連載，前者為現實報導，後者為政治寓言，但均採取圖文並舉的形式。發表一些人物特寫時，他也喜歡配以人物肖像速寫或者木刻作品。
這種圖文互補的創作特點，在當時文壇上應為特例。這充分體現出黃永玉文學創作的特殊性，即文學與美術如同一對孿生姐妹，從一開始就相輔相成，結伴而行。幾十年後，《永玉六記》、《水滸人物》、《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等作品，恰是一個完美的銜接，並有了新的拓展與豐富。
「太陽下的風景」
黃永玉離開旅居六年的香港，是在1953年春天。在表叔沈從文等前輩的建議和鼓勵下，他決定回到內地，投身新生活。他攜妻子和一歲的兒子，告別香港，定居北京，隨之進入中央美院任教。從此，他全身心投入新生活，以美術教育為職業，以美術為主要創作形式，文學創作則漸行漸遠。
據目前所搜集的情況，在由「嘗試」轉為「沉寂」的十年時間裡，黃永玉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極其有限，總數不超過二十篇，且主要為散文、美術短評。
淺嘗輒止—這便是黃永玉在「嘗試」之後轉入「沉寂」的文學狀態。
一九六四年— 一九七六年，一個特殊的寫作狀態—潛在寫作—在黃永玉身上發生了。一九六四年的「動物短句」(即《永玉六記》中的第一本《罐齋雜記》)、一九七一年前後「幹校」期間的詩歌(長詩《老婆呀，不要哭》等)、「文革」後期的詩歌(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即事》）……十多年間，在政治風暴、社會浩劫的艱難日子裡，黃永玉內心的文學欲望找到了特殊表達途徑。他寫作，不是為了發表—當時情形下根本沒有這種可能。他寫作，是為了思想的表達，為了情感的抒發。黃永玉的這種地下寫作狀態，與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提出的「潛在寫作」概念，十分吻合。
在經歷多年的沉寂與「潛在寫作」之後，隨著「文革」結束，黃永玉進入文學創作的高潮。細讀最早發表的散文《太陽下的風景》，不難發現，這篇作品呈現出黃永玉文學創作的多種主題—永遠的鄉愁、文化的感傷、前輩命運的悲歡離合；漂泊的人生況味—這些已經確定了黃永玉日後各種體裁(包括詩歌、散文、隨感、小說等)創作的基調，他在這篇作品中肆意揮灑而出的才情，也早早地為自己豎起了一根標杆。之後三十年的創作，他將《太陽下的風景》裡蘊含的多種主題盡情演繹與變奏，將業已呈現的多樣色彩不斷揮灑。也就是說，一九八年前後的詩歌與散文成就，構成了一個堅實基礎和高度，他立足於此，騰挪跳躍，從容前行，文學創作更為豐滿而厚重。
這是一個文學豐收的季節，「太陽下的風景」漸次鋪開—
雜文也是黃永玉熱衷的體裁之一。一九八五年前後，他在《新觀察》雜誌以「吳世茫」筆名開設「吳世茫論壇」。他以反諷、鞭撻等手法，幹預生活，針砭現實，嬉笑怒罵，一時轟動京城。一九八九、一九九年前後，他以「老獺」、「姚育水」等筆名，在香港《東方日報》等報紙開設「天荒野譚」等個人專欄，發表雜文約三百篇，說古論今，筆鋒犀利，為歷史留存記憶，為文化提供掌故與見識，雜文儼然已達隨心所欲的境界。
九十年代定居香港和旅居義大利期間，黃永玉開始了他最為看重的文學創作— 長篇小說。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政治幽默小說《大胖子張老悶兒外傳》，描寫1949年開國大典之後的北京文化界以及中南海的生活，小說完成十餘萬字，連載經年後因故歇筆。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創作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其間歇筆約十年，於2008年續寫，至今已完成六十萬字……至此，黃永玉的文學創作，已經形成了四個鮮明特點：其一，「鄉愁」，是他的作品貫穿始終、漫溢詩意的永恆主題；其二，「文化的感傷」，是他描寫前輩文人命運與性格時，最能觸動人心的歷史感；其三，「幽默」與「機智」，構成他的敘述風格中他人無法模仿的個性特色；其四，「營造漢語之美」，讓人們看到了他如何擺脫了文字的政治性汙染，還原語言本色的純粹、鮮活，貼著土地生長，在空氣中自由呼吸的那種優美……
縱觀文學史，絕大多數文學家早在年輕之時就有了明確的文學自覺、激情與目標，創作高潮也很早得以形成。與之相比，有著藝術家身份的黃永玉則明顯不同。與文學結緣七十年，但他集中文學創作並被視為一位文學家，則是在年過半百之後。他以自己的獨特姿態，走著一條與其他文學家不同的途徑，其呈現方式也頗有不同。如果將之納入文學史的範疇予以考察和界定，不難發現，黃永玉的確是一個特例，一個難以複製的「他」。在這組「黃永玉的文學行當」系列文章中，我將盡力敘述出這樣的一個「他」。
謹套用李商隱《錦瑟》中的詩句，作為首篇的結束：主題變奏七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