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人們對《論語》等國學經典的持續關注，對孔子「和而不同」含義的探討也成了一個熱點。這裡，筆者根據相關經學文獻，略談自己對「和而不同」的幾點理解。
●把「和而不同」與「和實生物」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
孔子講的「和而不同」，出自《論語·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和」字，與《論語·學而》篇「禮之用，和為貴」的「和」的涵義相同，在周代有基於禮的原則的和順、和睦的意思。阮元《經籍籑詁》解釋說，「和，謂心不爭也」，並以「君子和而不同」為證。孔子說的「小人同而不和」，並非是對一般意義上的「同」的否定，一般意義上的「同」是沒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孔子本人就曾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的話，他所反對的僅僅是「小人」那種無原則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通觀流行較廣的楊伯峻《論語譯註》等幾種注釋本，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體上可以表述為：「君子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但不會無原則地附和、苟同他人的觀點；小人雖附和、苟同他人的觀點，但不能夠與他人真正保持和睦的關係。」
有人常把「和而不同」與「和實生物」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國語·鄭語》記史伯的話，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韋昭注云：「陰陽和而萬物生，同氣也」。史伯又說「以它平它謂之和……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韋昭注云：「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也」；「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亨（烹）之屬」。從韋昭注來看，史伯的話主要是在講陰陽二氣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配合作用的。「和實生物」之說只適用於陰陽五行範疇以及與此相關的知識體系（如中醫藥），而不能隨意把它「擴大化」，因為不是什麼事物相雜都一定能夠「生物」。從思維方式上說，不是什麼事物都可以拿「陰陽五行」來比附，譬如說，如果有人把東西方文化比作陰陽二氣，並以此為前提加以推演，就顯得十分荒唐了。
要而言之，孔子講的「和而不同」與史伯講的「和實生物」是兩個不同的命題，適用的領域也不一樣：一個適用於社會領域，主要是講人倫關係的；一個適用於自然領域，主要是講陰陽二氣或五行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這兩個命題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互換的，「混合」不等於「和睦」，「不相同」不等於「不苟同」。
●在封建社會裡，君臣之間很難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孔子平生十分重視君子小人之辨，同時也十分重視君臣關係。事實上，孔子所強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也包含著君子小人之辨。因此，從君臣關係的角度來闡釋「和而不同」是很有必要的。《左傳·昭公二十年》記晏子的話說：「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在決定重大問題的時候，臣下「獻其否」來革君心之非，以免出現過失，是君臣關係「和而不同」的具體體現。《左傳·晉楚城濮之戰》中，較之楚國君臣的「不同又不和」，晉國君臣則能做到「和而不同」，群策群力。宋人遭到楚國進犯而向晉文公求救，子犯認為這是晉國與楚國交兵的良機，「不可失矣」；而先軫則從是否合「義」的角度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及解決方案，最後為晉文公所採納。而那些昏聵之君，佞幸之臣，純粹是互相利用，當面說好話，背後看笑話，其結果正如東漢荀悅所說，「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申鑑·雜言》）。
明君賢臣之間「和而不同」，是君主專制制度下較為理想的政治生態，有時他們自己也有這樣的自覺與要求。但一旦碰到關鍵的問題時，「和而不同」的情況就很難看到了。《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記載，順治十年四月下詔求言，「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卷七十四）。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應詔奏言，認為多爾袞鞠躬任事，請求「賜之昭雪，復其爵號」（卷八十八），最後竟被順治革職問罪。事實上，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裡，君臣之間是很難真正做到「和而不同」的。
●把「和」絕對化，是對孔子「和而不同」的嚴重誤讀
有的人在闡釋「和而不同」時，常徵引《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子「和如羹焉」、「聲亦如味」的話。的確，像五音中的宮、商、角、徵、羽，屬於同質內的差異，是「同中之異」，因而是容易調和的。但是，並非所有的差異都能產生「和」的效果，在一首二胡協奏曲中突然插進小號聲，在一個歡快的宴席上忽有一人掩面哭泣，差異固然是差異，但形成整體的「和」了嗎？許多人還有意無意忽略了另一種「不同」，即異質的、對抗性的不同，比如說一方堅持正義，對方為非正義，就屬於這種性質。對於同質的差異，容易通過求同存異而達到「和」；而對於異質的不同，要達到「和」就比較困難，只能根據公理與常識選擇恰當的解決辦法。許多人在引用或理解「和而不同」時，不把同質的差異與異質的不同加以區別，使人不能正視矛盾，影響了問題的解決。
片面講「和」，把「和」絕對化，是對孔子「和而不同」的嚴重誤讀。孔子講的「和而不同」的「和」，其涵義中是應當包含著符合公理、道義的原則的；一旦「不同」超過了「禮」的規定性，「和」就失去意義了。孔子生當禮壞樂崩之時，面對季氏「八佾舞於庭」，他曾發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倫語·八佾》）的憤激之語，也就不再講「和而不同」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有子又補充道：「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一味地為「和」而「和」，非君子之正道，是行不得的。《論語·裡仁》篇記孔子之言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好惡的標準是「好仁者，惡不仁者」。可見，孔子對他人的好惡、褒貶都遵循道義的原則，他不會以「和」為由迴避矛盾，也不會以虛假的、表面的平衡來掩蓋矛盾。
●理解「和而不同」不宜用「賦詩言志」的方式
有人提出，孔子的「和而不同」包含著微言大義，也應當能夠像《詩經》那樣被用於「賦詩言志」，從中翻出新意，雖可能存在紕漏曲解，卻也有助於傳統文化的豐富與發展。此說似乎有一定道理，舊瓶裝新酒也不失為思想創新之道，但是，從語言表達的角度來說，並不是表述什麼內容都適合用這種「賦詩言志」的方式，涉及到比較關鍵的理論問題時，還是應當把具體涵義說清楚為好——說清楚你所謂的「不同」具體指什麼，說清楚這些「不同」對「和」有哪些正面、負面的具體影響，說清楚是「真和」還是「假和」。
大概正因為人們解讀《論語》時濫用了「賦詩言志」、類比推理的思維方式，一些人對「和而不同」涵義的理解與闡發，完全脫離了孔子的整體思想，似乎沒有善惡美醜，沒有「對」與「不對」，只有「同」與「不同」。這種缺乏聯繫與整體認識的觀點，顯然沒有把握孔子學說的精義，也容易造成某種認識上的誤導。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正確理解孔子講的「和而不同」，對於恰當處理不同性質的人際矛盾與衝突，以及建立不違背道義原則前提下的協同、合作關係，都是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的。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