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湯明明
黑人平權的道路還有多長？受「弗洛伊德之死」影響，作家伊吉瑪·奧洛（ Ijeoma Oluo ）的《你想談種族問題是吧？》（S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Race）登上了亞馬遜暢銷榜前十，她謙虛地稱自己的書只是了解種族主義的入門書籍，讀者需要進一步閱讀更具「革命性作品」加深自己的理解。因為「如果我們真的想要終結充滿暴力的『白人至上主義』，僅僅只是口頭上說一說以及互相理解，還遠遠不夠。要知道，數百年來，黑人一直都在記錄和分析這個『謀殺系統』，沒有任何一本書能夠將其全部記錄下來。要想真正了解種族主義，你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尊重。」
「黑人文學」或許是我們了解「黑人歷史」以及奧洛所說的不斷被記錄的「謀殺系統」的鏡子。它記錄了黑人生存幽微隱蔽的一面，以及黑人在爭取解放和平權運動中所付出的抗爭和代價。當他們一度被禁止掌握讀寫能力，接受教育時，大量的黑奴自述就是對蓄奴制的控訴。然而隨著「黑人文學」的發展，它不再是簡單的反對種族歧視的工具，黑人作家在思考種族問題的同時也不再僅僅書寫暴力和仇恨，而是進一步思考了黑人的身份認同，以及如何在非洲的文化傳統中尋求力量。
今天我們選取了幾個不同時段的作家作品，探討他們在反思「白人至上主義」時是如何書寫「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體會著被邊緣化的痛苦和孤獨，在白人文化依舊佔據霸權的社會，艱難地尋求自己的身份認同；如何在「談論黑人」變成一種政治正確的現代社會，揭示白人對種族問題「有限度」的承認。
從賴特到鮑德溫：
仇恨之外，如何書寫「愛」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王家湘在《黑色火焰：20世紀美國黑人小說史》中對黑人文學的發展脈絡做了詳細的梳理。她指出，在經濟大蕭條和黑人權利運動高漲的1960年代，「美國黑人文學密切反映了黑人在戰爭和社會動蕩下的美國生存狀況和心態」。因為黑人一直處於社會壓迫的最底層，經濟危機對黑人的生存境況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並加劇了種族矛盾，左翼思想和美國共產黨的發展也對黑人作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30年代到1940年代，芝加哥成了黑人文學運動的中心，在這一時期，湧現了一批如《黑人文摘》、《黑人故事》、《芝加哥衛報》等具有影響力的黑人文學期刊，為黑人作家提供創作園地，同時羅森沃德基金會也給予作家經濟支援，讓黑人作家專心從事創作。同時期，芝加哥大學社會系也開始對美國城市黑人貧民區和種族關係進行研究。「他們認為黑人文學應該反映底層黑人的不滿和抗議，以使白人意識到黑人生活中的問題」，由此出現了以理察·賴特為首的「黑人抗議文學」。
賴特在代表作《土生子》中講述了一個因備受壓迫和歧視而自暴自棄，並反過來殘害無辜的白人的故事。比格·託馬斯是生活在芝加哥黑人貧民窟的青年，被介紹給白人多爾頓當鍋爐工和司機。然而在上班的第一天，比格送僱主喝醉的女兒瑪麗回家，因為害怕被人發現自己和白人女性共處一室以死刑處死，情急之下悶死了瑪麗。為了掩飾罪行，比格又一連串地殺了更多人，直至罪行暴露進入監獄。雖然律師馬克思替比格辯護時稱「種族歧視和極端貧困是使比格犯罪的社會因素，強調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比格還是被判處死刑。
《土生子》，[美] 理察·賴特著，施鹹榮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6月
雖然賴特試圖以極端的方式展示黑人被扭曲的心靈，但過多的暴力描寫和宣傳式的語言也讓這以抗議式的小說遭到了質疑。詹姆斯·鮑德溫就提出了對賴特式的「黑人抗議文學」的批評。鮑德溫將「愛」視為自己重要的理論資源，認為主張以控訴方式抨擊種族歧視的文學不僅讓暴力和仇恨佔據了愛和恨的位置，還會加深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出版於1963年的散文集《下一次將烈火》就集中呈現了這些觀點，並指出種族歧視的根源來源於白人對權力的病態迷戀，而黑人和白人都需要面對「如何利用黑人歷史」的問題，拋棄膚色政治並承擔責任。
散文集由兩封信件組成，第一封《我的地牢在震動》是在黑人運動100周年寫給侄子的公開信，第二封《十字架之下》記錄了和黑人穆斯林領袖伊萊賈·穆罕默德的分歧和信仰危機，當時阿拉巴馬州發動了針對黑人的暴力事件。在書中鮑德溫回憶了貧窮的童年生活和布滿種族歧視創傷的經歷。他13歲走去圖書館的路上被警察強行搜身。三十多歲和朋友去喝酒，酒保以看起來仍像男孩為理由拒絕給他和同伴威士忌。即便如此，鮑德溫卻拒絕將白人視作對立面，反而認為他們缺乏愛的能力。
《下一次將烈火》，[美] 詹姆斯·鮑德溫著，吳琦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
但這絕不代表鮑德溫對黑人的生存處境缺乏洞察，對白人抱有盲目的樂觀。他指出由於長期的壓迫和不公正的待遇，底層的黑人無不生活在恐懼和絕望中。自己出生長大的哈萊姆就有一股讓黑人墮落的力量，青春期的他一直害怕自己成為沉迷與酒精、毒品和性，自暴自棄的黑人中的一員，因為僅依靠個人奮鬥根本無法改變惡劣的生存處境。鮑德溫進一步尖銳地抨擊了這種美國白人的殖民敘事，以及對殖民敘事的反抗會引起白人內心的恐懼的原因。因為如果承認黑人並不比白人低等，白人就會因為失掉了自己的身份而感到危險。「在白人的世界裡，黑人就扮演著一顆不動的星星的角色，就像一根無法被移開的柱子，如果它被移開，天地的根基都會動搖。」
詹姆斯·鮑德溫 圖片來源：instagram
不過鮑德溫並不認為黑人需要讓自己符合白人的標準而證明自己優秀，他希望黑人可以從自身的傳統中挖掘力量並以此來與白人抗衡。與此同時，鮑德溫還警惕黑人在反抗的過程中走向另一種「威權」。但他反對將所有的白人視作魔鬼的觀點，認為這是「罪人應該永世下地獄」的另一種表達。他認為「憤怒、仇恨、謀殺、對白人的仇恨之深以至於常常遷怒到自己身上，讓所有的愛、信任和歡樂變得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鮑德溫在後期的創作中還是體現了他所反抗的「黑人抗議文學」的特點。王家湘指出，鮑德溫在接受昆西·特羅普訪問時說「美國的語彙無法反映、包含真正的黑人生活的表述。因此唯一的對付辦法是以暴力來摧毀這一語彙賴以存在的設定觀念。我試圖去做的，或者說我試圖去解釋說明的是，沒有哪個社會能夠打碎了社會契約而不承擔後果的，而那後果就是社會上所有的人無一能夠倖免的大混亂。」
《寵兒》到《藍色的眼睛》：
被侮辱的記憶和扭曲的身份認同
託妮·莫裡森在《寵兒》揭示了奴隸制對黑人女性的摧殘以及如何和這種痛苦記憶和解。黑人塞絲受到奴隸主的追捕，因為不想讓女兒成為洩慾的工具，或為種植園生產更多的勞動力，重複自己命運的悲劇，親手殺害了還是女嬰的寵兒。從那以後塞絲就失去了對顏色的知覺，「仿佛有一天她看見了紅色的嬰兒的血，另一天看見了粉紅色的墓石的顆粒，色彩就到此為止了。」
寵兒像是一個承載了深受奴隸制迫害的黑人的幽靈。塞絲的婆婆貝比·薩格斯認為沒有必要搬離鬧鬼的房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一座房子不是從地板到房梁都塞滿了黑人死鬼的悲傷。」如今這個幽靈不斷逼迫他們想去他們試圖遺忘的記憶，她讓塞絲想起自己懷著身孕的逃亡，腳爛得像篩子一樣躺在草地上；讓保羅·D想起自己戴著鐐銬和毫無希望的生活一樣鑿石頭的過去；以及艾拉想起自己被奴隸主用車閘敲掉的下牙，生下一個「毛絨絨的白東西」。
《寵兒》託妮·莫裡森著，潘嶽、雷格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6月
因此黑人女性一起幫助塞絲驅趕寵兒的過程也象徵著黑人奴隸需要面對被奴役的過去，並通過構建自己的歷史完成對種族壓迫的控訴。女人們幾近癲狂的吼叫對於塞絲來說卻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以至於塞絲也加入了黑人女性的吼叫試圖和她們一起驅趕痛苦的記憶。當布滿奴隸制傷痕的寵兒被炸得七零八落，也象徵著黑人面對自己過去並完成了控訴。
在《最藍的眼睛》中，莫裡森講述了一個被排斥的黑人小女孩的故事。11歲的黑人小女孩科佩拉一直受人排擠，她將得不到喜愛的原因歸結為自己「又黑又醜」，她渴望自己的身體可以消失，幻想自己能有秀蘭·鄧波兒一樣漂亮的藍眼睛和白色的皮膚，這樣父母就不會對她視而不見，去買糖果時店主也不會對她露出嫌惡的目光。直到年幼的科佩拉被這種願望折磨得發了瘋也沒能明白，讓她備受孤立的根本原因是無孔不入的種族歧視。
託妮·莫裡森 圖片來源：網絡
科佩拉的悲劇告訴我們，如果人們因為無法改變和控制的事遭到痛恨和排斥，又將這種排斥視為理所當然，那麼這種「不言而喻的態度所導致的巨大的悲劇和致命後果」。因為鮮有人可以在這種摧殘中發現問題的癥結，實現自我的重構，更多的是從一個自暴自棄的受害者變成損害他人的人，或是像佩科拉這樣，因絕望和孤獨而癲狂，從一開始就被切斷獲得愛和希望的路徑。
但莫裡森並不想要讀者止步於同情，而是想要探討為何佩科拉「渴望自身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個願望蘊含著「種族性自我厭惡的暗示」。雖然詹姆斯·鮑德溫強調「黑人也很美」，但佔據主導的白人社會的審美和社會文化對黑人的心理結構造成衝擊，無孔不入的白人文化讓黑人文化變得支離破碎，黑人不得不向中產階級白人的價值觀靠攏。故事最開始以小女孩克勞蒂亞這一外人的視角展開，「大人、大女孩、商店、雜誌、報紙、櫥窗標誌——全世界公認所有女孩都會把那種藍眼睛、黃頭髮和粉紅色皮膚的娃娃當作寶貝。」但是克勞迪婭卻對這樣的娃娃絲毫提不起興趣，甚至想要拆掉娃娃，「看看它到底是用什麼材料做的，看看它哪裡可愛，哪裡美麗，哪裡吸引人」。克勞蒂婭對娃娃的排斥和科佩拉對秀蘭·鄧波兒的迷戀其實屬於同一根源——白人女孩形象的審美霸權，以及自己身份的被剝奪。
《最藍的眼睛》，託妮·莫裡森著，楊向榮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8月
可以發現，科佩拉對自身的厭惡還通過世代傳遞。在克勞迪婭看來，佩科拉一家將這種自我厭惡穿在了自己身上。「就像有個無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給了他們每人一件醜陋的外衣，讓他們穿上，而他們毫不質疑地接受了。」而廣告牌、電影和人們的目光也都證實了這一切。佩科拉的母親波琳離開了熟悉的黑人社區到了俄亥俄小城，電影院內西方白人的形象和幸福的生活讓她覺得自己充斥著貧窮的生活難以忍受，因為電影中的白人男性不會打老婆。因此她忘記了自己童年在自然中可以汲取到的快樂，不僅將電影中對「美」的描繪看作唯一的定義，並討厭自己「又黑又醜」的女兒科佩拉，甚至在白人的僱主家庭投射自己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將僱主的肯定視作自己生命的意義的漠視也直接導致了佩科拉對自我的懷疑。
《最藍的眼睛》印證了當黑人無法擁有自己的價值觀並認可自身的文化傳統時會遭受怎樣的悲劇。如同莫裡森在故事的開篇就描繪了一幅白人中產家庭幸福生活的圖景，並將這一段落重複了三次，並抽調了標點符號。它就像是已經瘋癲的佩科拉腦海中的臆想，詛咒她無法掙脫被排斥和孤立的命運。
《美國佬》：
「談論黑人」變成「政治正確」了嗎？
翻開奈及利亞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的長篇小說《美國佬》，你可以看到她「不加節制」地嘲諷了現代社會中，黑人所遭受的偏見和歧視。她一方面強調仍然依附在黑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如「新聞報導裡出現罪案時，祈禱犯案的不是黑人；假如犯案的是黑人，此後幾周遠離案發現場，不然你可能會因符合疑犯的特徵而被攔下來。」另一方面又不留情面地揭示了美國對種族問題「有限度」的承認，以及當「談論黑人」變成一種「政治正確」和彰顯同情心和道德優越感的方式，黑人實際的生存處境又是如何被遮蔽，黑人本身又是如何被汙名的。如「假如你上常春藤盟校，一個年輕的共和黨人對你說，你是全靠平權法案進來的，別甩出你高中時滿分的成績；而是溫和地指出，平權法案最大受益者是白人女性。」
表面上，這是一個遵循了「離開—歸來」的模式，破鏡重圓的愛情故事。青梅竹馬的伊菲麥露和奧賓仔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各自奔赴異國，多年後又在奈及利亞重聚。離開前他們對「種族問題」並未有清晰的認知，等踏入心嚮往之的土地，卻發現原以為更能找到歸屬感的，幫助自己更好地實現自我價值和夢想的國家卻屢屢將他們拒之門外。異域漂泊加劇了主人公的孤獨、惶恐和身份的錯位感，他們一步步打碎了自我的臆想，不再對西方文明抱有幻想，重新確定了對自我的定位和對非洲文化的認同。
《美國佬》，[奈及利亞] 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著，張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月
在小說中，頭髮是身份認同重要的象徵。伊菲麥露發現，美國的化妝品雜誌上，黑人女性通常以直發的形象出現。普通非洲女性也試圖用各類對頭髮有害的化學產品抹去天然的、捲曲的「非洲特徵」，試圖以一頭直發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即使伊菲麥露不會像佩科拉一樣渴望藍色的眼睛，但她仍需要拉直頭髮才能獲得工作機會，當自己的頭皮被燙髮的藥水嚴重損壞，不得不剪成超短的非洲爆炸頭時，她甚至請病假不去上班。頭髮也一度成了自己和有著金髮和運動員身材的白人男友之間的障礙，認為自己不會被真正接受。
與此同時，「黑人」也被視為一個簡單的整體並抹去差異性。伊菲麥露揶揄到「親愛的非美國黑人，當你選擇來了美國後，你就變成黑人」「不管是否是牙買加還是加納人，「我們全都在某一時刻，加入了『前黑佬協會』」。此外，伊菲麥露發現自己需要在「黑人學生聯合會」還是「非洲學生會」間做選擇，在「美裔非洲人」和「非裔美國人」之間做區分，因為後者帶有濃烈的奴隸制烙印。然而黑人的實際生存處境並未得到真正的改善，只要白人依舊佔據文化霸權，黑人終究是邊緣的，被標籤化和曲解的存在。
所幸的是，網際網路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黑人替自己發聲的空間和被看見的機會。伊菲麥露發現了一個名為「快樂的捲毛組」網站，成群的黑人女性在上面展示自己天然的頭髮，將直發膏稱作「乳狀古柯鹼」。這種「黑人女性運動」無疑鼓舞了伊菲麥露，甚至主動放上了自己天然頭髮的照片，並逐漸接受了自己。
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圖片來源：instagram
真正讓伊菲麥露對系統性的種族歧視進行還擊的是她開了名為「種族節」的博客。這些博客往往都有一個吸人眼球的標題，洋洋灑灑地寫盡了自己對現代社會中存在的種族問題的反思，試圖掙脫加諸在她身上的種種標籤，批判種族主義帶來的刻板印象，不再將「融入白人的標準」作為被認可的方式，反對種族歧視和單一敘事的危險性。當博文以「假如一個美國黑人正在對你講述黑人的經歷，請別急於搬出你自己人生中的事例」，伊菲麥露試圖奪回屬於黑人的話語權，顛覆白人的想像。
然而這種反覆的訴說本身也反映了黑人所處的弱者地位，需要不斷地解釋自己遭受的處境才能讓人明白自己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和困境，這也表明這片土地也沒有提供適合伊菲麥露們生存的土壤，因此曾經想要擺脫的奈及利亞變成了難以抹去的鄉愁。時隔十五年後，伊菲麥露重歸故裡，因為那是「她理應的歸宿」，「她唯一可以深深紮根而無需時常用力把根拔出來，抖落泥土的地方」。雖然表面上，伊菲麥露和奧賓仔在奈及利亞的團聚宣告了一個完美的愛情故事的終結，但它本身卻也是被標籤化和邊緣化的黑人是如何失望地離開拒絕他們的土地的，從這一層面來說，黑人平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湯明明
編輯｜張婷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