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輪」原為「二戰」中美軍所用「大湖」型運輸貨船。
12月初的臺北街頭，氣候依舊溫熱，以黃曉明與宋慧喬深情相擁為主題的電影《太平輪》大幅廣告已經在街頭隨處可見，對於這部即將在歲末上映的大片，在曾與《太平輪1949》作者張典婉長期合作的民間紀錄片製作人譚端看來，至少有助於激發公眾對歷史真相的好奇心：「雖然有商業元素在裡面，但如果能用更加便捷的方式，把這一段往事傳播出去，讓更多華人對65年前那個風雲時代下個人的命運有了解，有關注，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譚端自己開設，專賣推理偵探文學類書刊的「偵探書屋」坐落在臺北市南京西路262巷，他笑稱做紀錄片和口述史跟推理偵探文學差不多，都要利用敘事技巧激發觀眾的欲望，並同時探究真相。兩年前，譚端和張典婉，與包括導演吳宇森在內的電影《太平輪》主創團隊在臺北中山北路的晶華飯店有過一次會面：「吳導很希望能夠得到大家幫助，去精確重現那個時代，電影中很多角色的設定、故事線，都有真實事件主人公的影子在裡面。」譚端回憶說，吳宇森的問題包羅萬象，包括1949年初，基隆的港口是什麼樣子：他說根據老兵們的回憶，被稱為雨港的基隆港，遠遠可以看見它的標誌性建築物，日本人近藤十郎所設計的巴洛克風格的基隆郵局，穿梭運行在來臺大陸兵船、客輪之間，是戴著鬥笠的本土原住民婦女劃的小舢板，把熱帶水果等商品遞給船舷上的客人。臺灣本土孩子都是光頭，赤腳，衣服髒破，與船上這群衣衫厚重齊整的南渡寄客形成了鮮明對比。
2005年，譚端因拍攝紀錄片《太平輪》與張典婉結識，共同成立了旨在整理臺灣地區民間口述歷史的「遠方協會」。「當時我手上還有一個項目，是一部關於赴臺國民黨退伍軍人回憶的片子，在敘述主題和受訪者上與典婉的項目重合非常多，於是就決定一起合作了。」譚端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族群，在彷徨與漂泊中流離失所，他們與大陸的聯繫與根基已經被斬斷，在臺島又遭遇嚴重的疏離感，而他們的經歷和感受，往往被傳統官方的宏大敘述所遮蔽，所以我們不禁在想，他們的命運，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永不抵達的目的地
1949年1月27日，從上海起航的「太平輪」，是年關前最後一班前往臺灣的渡輪，原本有效船票為508張，但由於時局吃緊，加上春節將至，故而造成嚴重超員超售。根據上海檔案館提供的資料，中聯企業登記的旅客名單報載為562人，實則上船人數已經過千。在購票登記的508人中，男性369人，女性139人，船員124人，而沒有購票擠上船的旅客約300人，總共有932人。其中特等艙50人，二等艙160人。由於當時一票難求，乘客中不乏各界名人精英，以及南京政府軍政人員，包括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的父親李浩民、音樂家吳伯超、海南島受降代表王毅將軍、臺灣首座清真寺創立者常子春妻小親人共11人、山西籍「國大代表」邱仰浚、南京政府總統府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的兩個兒子、蔣經國留俄的好友俞季虞、中央銀行首批派臺公務人員30餘人等。
「太平輪」原為「二戰」中美軍所用「大湖」型運輸貨船，1920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州馬尼託沃克船廠下水，載重量2050噸。「二戰」後當作廢鋼鐵出售給中國輪船招商局，後由太平船塢公司買下，1948年7月以每月7000美元的價格租給中聯公司，並改裝為客輪，載重量2489.05噸，航行於上海和基隆港口之間。當時往來滬臺之間的定期客輪，除了中聯的太平、安聯、華聯等輪船，還有中興公司的中興、景興，海鷹輪船公司的海鷹、海馬等等。
張典婉告訴我們，內戰末期，隨著大量難民、軍政人員舉家赴臺，所有船票都不再是票面價，必須用黃金直接換購船票，當時一張前往臺灣的客輪船票，公價是金圓券150萬元，黑市價格則已經被炒到300萬。到了1949年1月，一張「太平輪」的船票實價已經高達5000萬元，而且往往是有價無市，需要特殊關係方可得到。譚端回憶說，自己採訪的一位來臺老兵，一路輾轉南下，顛沛流離，身上僅有銀元數塊，金條一根，他說，就在飯鋪吃一頓便飯的工夫，金圓券都會貶值，所以身上這一點硬通貨，是保命的唯一依靠，銀元花完了。金條就一片一片用銀樓的刀子分切成片，一錢一錢賣出，換成銀元或者金圓券，最後大半根，變成了一張船票。
當日，原預計14點出海的「太平輪」，因故延至16點20分才從上海十六鋪碼頭緩緩駛出，後世檔案曾有疑問，是否有船員或軍政人員乘亂漁利，在開船之際夾帶私貨，但證據始終無法確鑿。由於內戰戰火已經蔓延至江浙滬一帶，南京政府宣布夜間海面實施宵禁，原則上禁止夜間行船，淞滬警備司令部曾函上海市政府公用局等單位，要求戒嚴期間絕對禁止開航。然而各輪船航運公司事實上對此充耳不聞，航班往來頻密，為了避免被炮火所傷，各航班大多採取燈火管制，迅速駛離黃浦江航道後，進入東海再南下基隆。
在「太平輪」上，除了上千名乘客，還載有中央銀行秘書處等單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帳冊231箱，業務局帳冊525箱，上海各金融機構的保險冊、信用狀、報表及工商企業生產和經營往來數據共1317箱，另有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180箱，許多臺北迪化街訂購的南北雜貨，還有大約600噸(一說450噸)鋼條，加上《東南日報》整套印刷器材、白紙等大約百噸，「太平輪」的船身已經被嚴重超載的貨物與乘客壓得微微傾斜。
開船之日，正是農曆小年夜，根據生還的「太平輪」船員廚工張順開回憶，船出吳淞口後，海象極佳，無風，無雨，也無霧，黃浦江當時全面實行宵禁，延遲出航的「太平輪」開足馬力，終於及時駛出江灣，進入暮色沉沉的舟山海域。「太平輪」當時所選擇航道，歷經半洋山、白節山與三星山，後世一些史家多指稱此航線航道狹窄曲折，礁石眾多，是一條危險的「捷徑」，但實際上，此條航道一路上有半陽山、白節山與三星山燈塔指引，無外海風浪波濤之險，是中小型輪班往來滬臺之間的理想航道。
大約在23點30分，在船上以酒飯慶祝佳節的賓客已多就寢，進入夢鄉，「太平輪」亦抵達舟山群島附近。此時，另一艘載著2700噸煤炭與木材從基隆開往上海的「建元輪」也正在同一海域，駛向上海。「建元輪」隸屬益祥輪船公司，擁有者為「無錫麵粉大王」榮氏家族中的第三代掌門人，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也許是因為佳節將至，且船隻即將抵達滬港，「建元輪」負責瞭望的三副，不等二副前來交班，就擅自離開駕駛艙崗位前往盥洗室。而在「太平輪」這邊，也巧合性地發生了同樣的疏失，在兩艘輪船以急速相互逼近的時刻，沒有船員在第一時刻發出警告或者做出應變。23點45分，「太平輪」以每小時10海裡的航速，將總重超過5000噸的船體，重重地切入了「建元輪」的船腹，深夜的海面瞬間爆發出了驚天動地的轟然巨響。5分鐘後，體積較小、作為被撞者的「建元輪」便迅速沉沒，其船員74人中，有30人得以僥倖逃生，登上了「太平輪」。
許多「太平輪」上的乘客，雖然被這突如其來的巨變所震驚，但很少有人知道，更大的災禍即將降臨。在「太平輪」與「建元輪」相撞不久，巡航於附近海域的招商局「盛京輪」曾發電詢問「太平輪」是否需要援助，然而此時過於樂觀的船長卻發出了「All OK」的回電，從而輕易斷送了避免一場慘劇的最後機會。
「太平輪」倖存者葉倫明曾向張典婉回憶說，鑑於「太平輪」的船梯狹窄，只容一人上下，於是他便孤身一人下到船舷外水邊，把落水的建元輪船員一個一個拉上船來。然而在救助了十餘名落水船員後，葉倫明發現大事不妙：船體本身在漸漸沉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他頓時驚覺，「太平輪」也沉船在即。
發現自己處境危在旦夕後，「太平輪」的船長立刻發出求救訊號，並下令調轉航線，駛向距離最近處的小島，全力搶灘。隨著遠方群島輪廓的漸漸清晰，「太平輪」的船體也開始逐漸向右傾斜，堆積在船頭甲板部位的鋼條，也發出沉重沙啞的摩擦聲。就在1月28日凌晨0點30分，船艙深處傳來幾聲爆炸後，「太平輪」向右傾覆，沉入海中。其沉沒的海域，位於舟山群島附近白節山海域(北緯30°25'，東經122°)，此刻距離陸地只有不到1華裡的距離，區區500米，便成為一道生死之間永遠無法跨越的漫長距離。
作為僅有的36名海難倖存者之一的南京政府國防部少校參謀葛克，在獲救後口述的回憶中稱，沉船之際「餘抱長男以及次女，餘妻抱幼子於懷中，並挽餘之右臂，立於煙筒左側，緊緊擁抱，精神早已慌張失措，一切只有付諸天命……船首右部已漸下沉，轉瞬間砰然一聲，忽感一身冷氣，知已隨旋浪墜下海中。妻兒業已失散，餘連喝水數口，乃努力向上掙扎，得浮於水面，獲一木箱，乃推向燈塔方向划行……」
少數生還者在海面上苦苦漂流數小時後，救星終於姍姍而來：「東方既白，遙見一巨輪向我方駛來，乃勉力嘶喊求救……及天已明，見一小汽船前來，救吾等登大輪，上船後，即將溼衣脫去，以幹布拭身，圍以毛毯，送入大鍋爐房取暖，繼以可可，肉湯飲之。」這艘巨輪，是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軍艦「部落」級驅逐艦「華倫孟卡號」，其任務原為前往南京協助撤僑，在收到「太平輪」發出的求救訊號後，艦長魏菲爾德·哈靈頓上校當機立斷，命令軍艦改變航向，前往救援。根據曾擔任該艦水手的約翰·西蒙回憶，每一位生還者，渾身都被沉沒的「太平輪」汙油所覆蓋。「華倫孟卡號」總共救起「太平輪」倖存者38人，獲救者包括葛克、喬建(青島警局服務)、胡尚富等33位男性，另有袁家姞(袁世凱孫女，葛克的太太)等5位女性。就在這1949年1月27日的深夜，許多人的命運在陰錯陽差之間改變：南京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為了與先期抵臺的妻子及愛女吳漪曼相聚，說動了熟識的「太平輪」三副，在最後一刻登上了這艘輪船。而時年只有1歲、後擔任香港城市理工大學教授的著名詩人鄭培凱，則因為吐奶哭鬧，母親索性將1月27日購得的「太平輪」船票退掉，無意中逃過一劫。
不再沉默的倖存者
2011年，張典婉的《太平輪1949》付梓後，如同一顆石子投入寧靜的水中，影響如漣漪般不斷擴大。「最明顯的就是，越來越多遇難者或者倖存者的家屬，願意出來，打開塵封的記憶之門，把自己當年的故事講述出來。」譚端告訴我們，此後新近「發現」的相關當事人中，就有《中華日報》著名記者張魯琳。張魯琳的先生、同為著名報人的香港《工商日報》記者張煌(張鴻基)即罹難於「太平輪」上。張魯琳離開大陸時，將3歲的兒子張祖華留在天津由長輩照顧。船難發生後，張魯琳一人在臺灣獨力支撐，因無力撫養遺腹女張祖芳，忍痛將其交於一個法國家庭領養，之後不久，張魯琳遠嫁美國芝加哥，1971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時，張魯琳曾寫信請尼克森代為尋找其子張祖華，並同時尋找自己遠在法國的女兒。「很幸運後來都找到了，1976年張魯琳與留在天津的兒子張祖華建立了聯繫，而早年被帶到法國的張祖芳也找到了母親。張魯琳安排了一次推遲28年的全家團聚，在香港，她從美國分別寄了兩套一模一樣的套裝給兒女，張魯琳跟兒子祖華講，『你到了酒店看到跟你穿一樣色彩衣服的人就是你親妹妹』。」
在「太平輪」事件眾多長期保持緘默的當事人中，大部分是出於難以言說的哀痛，然而有一些，在哀痛中亦摻雜了沉重的原罪感。張典婉告訴我們，在著作付梓後繼續尋訪到的親歷者中，就有中聯公司5位寧波股東之一、財務經理周慶雲的女兒周琦琇，她1951年考上了清華大學歷史系，後來院校調整併入北大，於是就在北大讀書一直到畢業留校工作，對於採訪要求，周琦琇猶豫了很長時間，才表示接受。
周琦琇自己也是「太平輪」乘客之一，船難發生時，身處頭等艙的她和表妹陸桃仙幸運地攀上一塊浮板，在驚濤駭浪中漂流一夜，最終被「華倫孟卡號」所救。然而這僅僅是漫長苦難的開始：當時太平船塢公司大部分的船都交給歐美公司來保險，唯獨「太平輪」，是老闆蔡天鐸為了替朋友新開張的保險公司「華泰」捧場，將保險合同特意給予後者，結果「太平輪」甫一沉沒，華泰保險公司就立刻惡意關張，攜款逃之夭夭。
在滔天眾怒下，當時上海市長吳國楨宣布，「太平輪」沉沒遇難者賠償，統一由中聯公司解決，由於「太平輪」船籍設在上海，中聯總公司也在上海，因此整個案件移至上海審理。罹難者家屬到上海交涉，由中聯公司安排住在吳宮飯店，負擔一切費用，且每人發放米15石。416位罹難者家屬選定齊傑臣、呂谷凡、楊洪釗、常尺春、羅躋平等向中聯公司提出申訴，認為該公司有業務上的重大過失，包括船舶救生設備不足、船隻本身未修繕完畢即行開航——「太平輪」本身鐵板已壞須更換，並已在英聯船廠登記修理，而公司並未候修理完竣即行開駛，以及船隻本身裝載過重、船員業務不熟且玩忽職守等六項。
但在當時風雨飄搖時局中，期待賠償合理有序解決自然是空中樓閣，當時已經身在香港的中聯董事長周曹裔不得不決定將剛遷往香港的中聯公司，以及位於上海四川中路549號的中聯總部全部賣出賠償，但依舊杯水車薪，從而迫使作為唯一在上海負責公司遷移善後的周慶雲，只得毀家紓難，以一己之力左右支絀。根據當時的《中華日報》所登載的有關報導，2月12日，家屬要求的賠償金額為1000萬元，而在23日，法院判定賠償金為每人1萬金圓券，而中聯公司所有提供之財產，以及周慶雲所出私產，亦只能覆蓋大約70%的遇難者家屬。張典婉告訴本刊記者，根據周家兄妹回憶，當時「太平輪」遇難者家屬將位於上海張家花園的周宅包圍了十幾天，中聯公司與周宅之家具門窗亦被搗毀，最後，周慶雲拿出了四五條大黃魚(10兩重金條)以及七八十根的小黃魚(1兩重金條)，以及家裡所有的金銀首飾，然而家屬們依舊不罷休，當時周家每人出門必須搜身，才能離去。
穿越一甲子的思念
從某種意義上說，「太平輪」，是一代人顛沛流離命運的縮影，而每一個「太平輪」事件當事人的經歷與遭遇，都是相通的。與張祖芳一樣，張典婉自己的熊姓生父與母親剛剛來到臺灣，生母就因難產不幸去世，生父不得不將她過繼到了別的人家，所幸養父母待她如同己出。在沉沒事件發生前一個月，繼母司馬秀媛與姨媽司馬菊媛亦是倉促離滬，乘坐「太平輪」赴臺。對於繼母生平的好奇與探尋，也是張典婉追溯「太平輪」事件的起點與原動力。
在搜尋史料、親歷者的過程中，張典婉和譚端，以及其他「遠方協會」的志願工作人員，都會因太多的負面能量而感到疲憊和彷徨：「太多關於生離死別的故事，一個兩個，你還可以承受，幾十個累加在一起，你就會時時感到自己在被一種強大的負面情緒所圍繞，像一個無邊的黑洞，在不斷地把你吸下去。」譚端說。
今日，「太平輪」事件那座不起眼的方尖紀念碑，依舊靜靜地矗立在基隆東岸碼頭法國公墓附近的「海軍後勤支援指揮部」裡。譚端回憶說，由於審批和審查手續煩瑣，每年的祭拜活動規模並不大，參與者從十幾人到幾十人不等，在每年1月27日那天，大家在碑前，鞠躬，獻花，點蠟燭，有時為逝去的親人唱一支輓歌。他說，自己和張典婉最大的期望之一，就是能夠在海洋的另一端，在輪船沉沒點附近的舟山群島，再為罹難者樹立一座大一點的紀念碑：「一個是現實中的終點，一個是理想擬定中的終點，希望他們的魂魄，能夠默默地走完這一段命定中的漫長旅程，回歸寧靜。」
(感謝張典婉女士、譚端先生為本文提供的資料和大力幫助，部分內容參考自丁雯靜、陳鬱婷編著之《驚濤太平輪——1949大遷徙》以及林桶法《渡臺悲歌——太平輪事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