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的四位創始人希望不當社長的方式來讓印社始終保持「同人」社團的性質：志同道合的人自然相聚而不必有社會組織或行政等級體制的羈絆。
1921年，印社建缶龕，藏日本朝倉文夫所鑄吳昌碩半身銅像。圖為吳昌碩在缶龕旁留影
先生之風
在《西泠印社成立啟》這份史料上，明確記載了西泠印社創立的初衷：同道中人，聚集一起，本著繼承前人遺產，研求金石印學的志向創立了西泠印社。緣啟中提到了兩個時間：甲辰年，1904年，那是四位創始人呼朋喚友在蔣公祠初創印社的時刻；癸丑年，也就是緣啟寫成的1913年，這一年，社長一詞第一次出現了，昌老就是「清末海派四大家」之一的金石書畫家吳昌碩。那麼從1904到1913年這10年間印社是如何在沒有社長的情況下完成的初期建設？又是為什麼，第一任社長遲至10年之後才產生呢？
對於印社的建設，似乎今天再也找不到像四位創始人丁仁、王禔、葉銘和吳隱這樣才能互補的完美組合。幾篇社員寫成的《西泠印社記》都不約而同地將丁仁排在四人之首。之所以將他位列領銜，至少有一個原因是極為充分的：他出身世代書香，丁家在當地屬於名門望族。他的祖父一輩是杭州「八千卷樓」藏書樓的主人，藏書多達1.5萬多種，20多萬卷。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和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山東楊氏海源閣、歸安陸氏苞宋樓一起並列成為晚清四大私人藏書樓。丁仁的祖父在收藏古籍圖書的同時，也收集了浙派篆刻領袖丁敬的印章72方，到了父親一輩，將「西泠八家」的印章擴展到500方，製成《西泠八家印譜》，至今都是中國印學史上最豐富的西泠八家作品資料。《西泠印社志稿》中這樣評價丁仁在藝術上的造詣：「治印宗浙派，善商卜文。偶畫蔬果，亦豔雅動人。」西泠印社最早的建設用地就是丁仁捐贈的，之後又他在社址上捐錢建造了印人像，修建鶴廬作為書齋，同時聲明「永為社產，不私所有」。1937年杭州淪陷之後，丁仁和另一位葛昌楹社員一起，將劫後所存的自明代迄今270餘家，近兩千方鈕印章拓成譜，題名《丁丑劫餘印存》來傳給後人，很多款印都是難得一見的印壇珍寶。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丁仁在園林建造、集印、制譜和刻印這些方面都有貢獻。
在西泠印社四位創始人中，王禔是以地道的篆刻創作家享譽於時。若論創作而能進入近代印學史，四人中只有王禔憑藉鐵線篆書法有開宗立派之功。王禔也是出身大家，先祖是鼎鼎大名的王羲之，父親是杭州字樣書院的院長。1920年，王禔任職於北京政府印鑄局；1929年他又應聘到南京政府印鑄局，任技正——相當於現在的高級技師，中華民國政府印就出自王禔的刻刀。政府的待遇雖然豐厚，但王禔對官場生活並沒有興趣，曾以白居易詩句「秋月春風等閒度」篆印，並邊跋：「餘復官白下（南京），非我之志，年復一年，苦被索縛，直如潯陽女兒，老大徒傷，因作此印志恨。」他來到南京任職的第二年就引退，1930年來到上海，憑篆刻鬻藝為生。王禔的孫子王乃康就向本刊回憶，家中經常有上海灘的名人來向祖父求印。「印象深刻的是梅蘭芳和杜月笙。梅蘭芳曾經贈給祖父自己畫的梅花。杜月笙要來之前，他的幾個手下人先過家裡來，我們小孩子都嚇得跑到樓上。母親每天要為祖父來記帳。常常打開抽屜，都鋪著一層白花花的銀元。」《西泠印社志稿》評價王禔「為人孤冷，不問世事」，但這並不妨礙他門生弟子遍布天下。王禔高壽至81歲，又極為勤奮，存世印章也最多，僅《福庵印稿》存印就在1.2萬方左右。王禔也為印社營建做出了貢獻。王乃康回憶，社址上一片名為「小盤谷」的園林土地得以捐贈，就是憑祖父的關係而來的。作為藝術家，王禔的威望又為西泠印社提高了聲譽。
葉銘與吳隱的情況稍有不同。他們二人都不是來自書香門第，而是刻碑的工匠出身。但也正是擁有一身刻碑的好手藝，總歸是文墨藝事，才有機會「與諸君子遊」，繼而在創辦西泠印社過程中作為中堅力量並顯示出足夠的見識與手段。
「望雲草堂」主人張魯庵
四位創始人中，若論與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設、悉心維護之功，無人能出葉銘之右。葉銘在西泠印社初創時籌建山川雨露圖書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學和集會棲息之所，之後丁仁、吳隱、王禔相繼赴滬赴京發展，而葉銘則據守西泠，雖仍以刻碑為業，卻為孤山上的景觀建置不遺餘力，四十年如一日，擔任督造守護之責。葉銘曾修纂過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裡面包括詳盡的園林營建的帳目，是後來50年代編寫的《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清晰地尋訪西泠印社的發展脈絡，全賴葉銘的苦心記錄。身為匠人，葉銘也致力於理論研究。他不像王禔那樣關注重點在古文字學，反而對文獻檢證與編纂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最值得稱道的是他所寫的《廣印人傳》，共記錄歷代印人1886人，這在近代印學史上還無人能比。
吳隱的情況最為特殊，在創社四人中也最特立獨行。他極具經營頭腦和社會活動能力。西泠印社創社後，他很快便在上海創辦西泠印社書肆，整理出版印譜理論，並且自製「潛泉印泥」來出售。因為具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吳隱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設出力出資最多，使印社能有今天這樣的景觀建築規模。當年以吳隱的字號命名的「潛泉」和「遁庵」修成後，吳隱特別規定，吳家子孫只能在此拜祭先祖，至於建築和物品則要交給西泠印社管理和使用。《西泠印社志稿》中評價吳隱：「斥私財營之，舉舍於社而不自私，可風也。」雖然吳隱早在1922年就去世，杭州的西泠印社也在1937至1947年停止了活動，但上海西泠印社一直在出版印學專業特色的書籍。「這塊招牌也就繼續保存和傳播了西泠印社的影響力。」孫慰祖這樣說。
這四個人，論名望則丁仁，論篆刻影響則王禔，論實務則葉銘，論經濟實力則吳隱，誰都有機會當社長，但一到推舉名義時，又都互相謙讓。1947年，當戰爭過後社員們重新相聚在孤山，此時吳昌碩已經去世，誰來當社長的問題又一次擺在面前。一位親身參與當時聚會的社員張銳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坐中一位章勁宇先生對幾位老先生說道：『我真不明白，你們幾位先生辛辛苦苦地辦了西泠印社，大家都不肯當社長，一定要請別人？』王老莞爾笑道：『我們創辦印社，並不是想當社長啊！』事後，章勁宇對幾位先生虛懷若谷的謙遜精神深表欽佩，讚不絕口。」
1932年，一位叫汪厚昌的社員在上海的《金剛鑽》報上發表了長篇連載文章《西泠印社之創始與現在》道破了這種無權力架構的組織形式為社團帶來的強大生命力：「印社之所以能成今日巨大之規模，其故果安在。一言以蔽之，曰無義務、無權利是已。欲責人義務，則人皆裹足，避之若浼矣。盡義務必有權利，有權利則必爭，彼攘此奪，內訌競起，事乃不可為矣。試觀社會上無論何團體，罔不如是……社中終歲無所事事，故無社長，無職員。偶爾聚會，皆由臨時召集。
故在社中，平日既無事可為，無權可爭，無所謂私心意見，強權把持，舉凡社會上種種惡現象，一掃而空，通力合作，而社務日漸進步矣。」社團的四位創始人希望不當社長的方式來讓印社始終保持「同人」社團的性質：志同道合的人自然相聚而不必有社會組織或行政等級體制的羈絆。
而西泠印社的歷任社長也成為一種獨特的現象。他們幾乎不直接插手社務，更多的是社團的精神領袖。成立至今，西泠印社一共歷經了七位社長：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和現在的饒宗頤。他們每個人不僅是那個的時代的藝術大師與學術泰鬥，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文化名人。「西泠印社對於社長的選擇包含了一種特定的思考：印社之長，懂印即可？他們都將篆刻與印學引向了大文化的層面。」陳振濂告訴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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