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中載：「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在古代，女性不僅社會地位低下，言行舉止、生存活動空間也被封建禮教嚴格限制，而她們唯一的活動場所就是深閨院牆內。
不過隨著朝代更替，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外來文化的交融，人們的思想意識覺醒了，女性也不再一味地依附男人，尤其是唐時期，長孫皇后、武則天、宋若昭五姐妹打破了女子只能居家「三從四德」的狹隘觀念，她們以過人的才華，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活躍，都影響了當時宮廷內外的女性。此後，女子一改過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傳統，開始走出家門，積極參與戶外活動，那麼古代的女子是以何種方式出行的呢？
最守婦道的出行方式：坐車
古代官宦或是有錢人一般都選擇騎馬或乘馬車作為代步工具，自晉至唐以前，一些有身份的人為了更穩當和舒適，也會乘坐牛車出行，當然只有古代男子才有如此自由的選擇，而作為女子，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坐車。
在古代，女性的社會地位低下，遵從「復禮」、「婦教」的封建倫理綱常是她們的日常，在日復一日的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貞操觀的浸染下，女子的舉止和外出的自由被限制在院牆之內，即使想要出門，也必須嚴格遵守「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的教條。
所以在古代出門時，女子從家門口就上車，一路上也只能呆在車內，車輿四周還會有圍擋，總之就是要避免拋頭露面，被人窺視。
對於常年深居閨閣的古代女子來說，乘車出門這麼難得的高光時刻，自然免不了顯擺自己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宮廷后妃與官宦女子，她們在乘車出遊時，根據乘車者的身份與地位的不同，車由不同的牲畜牽引。如皇后出行，馬車不僅要大，內飾也要豪華氣派，同時根據出行的場合和乘輿制度來匹配不同的車輦。
據《周禮》中記載：「王后之五輅，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翟車，貝面組總有幄而無蓋，王后乘以出桑。漢至北魏，有重翟車而無厭翟、翟車。北周復以皇后十二車，一為重翟、二為厭翟、三為翟輅，為採桑乘用。隋代沿北周之制。唐代皇后六車，一為重翟，受冊、從祀、饗廟所乘;二為厭翟，親桑所乘;三為翟車，歸寧所乘，黃油纁，黃裡通幰，白紅錦絡帶及帷。三車皆金飾，輪畫朱牙，箱飾翟羽，朱絲絡網，鞶纓色皆從車質」。
其實，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自由和尊嚴對女子來說都是可貴的奢侈品，出門是他們接觸外界世界的唯一機會，而車輿的豪華程度又是她們暫離男權主義，在狹小的女人世界中炫耀鬥富、爭風吃醋的上位機會，「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
最嫵媚的出行方式：羃籬、帷帽與胡帽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分裂，中原地區和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各自建立政權，在這期間，戰亂不斷，一方面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但另一方面，由於南北遷徙，民族錯居，各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使得少數民族的禮俗、服飾傳統也逐漸傳入中原，並被中原文化認可與接受，隨之異域文化又滲透到士族、百姓的生活中，「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
其中，女子騎馬之風就是在胡漢文化交融，以鮮卑族為主的北方遊牧民族的影響下流行起來的。但是南北朝時期，女子騎馬並不是普遍的社會現象，能騎馬的女子都有著特殊的身份，一種是滷簿，一種是伎樂，也就是說女子只有在宮廷儀仗隊中任職或是擔任宮廷女官，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後才有此殊榮騎馬出行，如果有幸進入皇后的儀仗隊，那更是無比的氣派奢華，「皇后出，女騎一千為滷簿，冬月皆著紫衣巾，蜀錦袴褶」。
到唐代後，女子騎馬之風依然盛行，尤其是初唐和盛唐時，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達，對外交流頻繁，各國使臣、異族同胞往來親密、互通有無。其中由波斯傳入的馬球運動，深受全國大眾的喜愛，就連唐代的皇帝們都人人鍾愛「擊鞠」。
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身體力行自然帶動了全國人民的熱情，馬球自然也就成為了唐朝的日常休閒娛樂活動，如此熱門的運動自然少不了女子的參與，「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秋」，宮女們如火如荼的馬球比賽在當時已然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
而要想打馬球，前提條件就是騎馬，於是馬球運動的盛行又把女子騎馬推向高潮，但是畢竟是封建倫理道德觀念根深蒂固的古代，即使女子可以騎馬外出，但穿著依舊不能有失禮數，仍舊要遮蔽姿容才被允許外出，羃籬、帷帽與胡帽也就應時而生。
01 羃籬
羃籬，原是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用來遮擋風沙的衣飾，就像現代用來防風沙的裹臉紗巾，男女通用。大約在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將羃籬帶入中原，而隨著地域和環境的改變，羃籬在中原主要用於騎馬的婦女遮擋面部的服飾，不過羃籬的發展也是一波三折。
在隋朝，隋煬帝的奢靡之風讓羃籬失去了原本的意義，成為了貴族女性的專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徵，如「七寶羃籬」，將大量的珠寶綴在羃籬上，以致羃籬的重量加重無以佩戴，只能用馬馱著出行。
到唐代後，羃籬的使用遍及各個社會階層，並成為了女性的專屬用品，然而時尚總是瞬息變化的，羃籬流行了一段時間後，就被新單品「帷帽」取而代之了。
02 帷帽
美是女性永恆不變的追求，最新流行的「帷帽」不僅滿足了女性遮蔽容顏的要求，還能展現女性美，因為帷帽是一種高頂的笠帽，又稱席帽，在帽簷四周綴一圈網狀面紗，長度至頸部，帷帽也是由西域地區傳入中原的。
而唐代的女子之所以拋棄羃籬選擇帷帽，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帷帽不需要遮擋全身，眾所周知，唐朝經濟發達，國家富裕，女性的妝容與服飾在這一時期都傾向富麗堂皇，儘管安史之亂後，唐朝的政治日益腐朽，統治階級爭權奪位，內亂不斷，但這絲毫不影響婦女對雍容華貴之美的執著。
所以用帶有「垂裙」的網紗遮面，不僅給人以一種朦朧、嫵媚之感，還不影響身姿美的展露，「女人亦戴之，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翠，謂之席帽」。
03 胡帽
唐代時，西北地區的安、曹、史、米、康等國少數民族統稱為胡，所以胡帽也是一種泛稱，泛指北方少數民族喜愛佩戴的各式帽子。如果就其具體的冒式來說的話，可以分為三個類型：渾脫帽、卷簷帽、尖頂帽。
胡帽也是隨同胡樂、胡舞與胡妝由胡商帶入中原的，在中原，胡帽的最開始的受眾人群是男子，「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
隨著西域舞蹈「胡騰舞」和「柘枝舞」在中原的流行，舞者所戴的尖頂帽和卷簷帽因其俊俏別致的設計，和滿是珠翠金鈴的妝飾吸引了士庶女性，並被越來越多的中原女性佩戴，於是胡帽又發展成為一種時尚單品。
不過到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發生後，胡漢矛盾激化，只要是與胡俗有關的服飾都變成了中原人眼中的「服妖」，也都被唐人斷然摒棄了。
「初婦人施羃籬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頸……武后時帷帽益盛，中宗後乃無復羃籬矣。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效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帽亦廢……」。古代女性出門外出，從最開始的遮蔽全身到只遮臉部，最後隨著胡帽的蹤跡全無，女子出行的遮蔽物也日益減少，甚至有個別女子不再有所遮擋，而是穿著男裝明目張胆地出門遊行，這也就是女扮男裝風氣的開始。
最颯爽的出行方式：女扮男裝
宗白華先生曾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於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的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特殊的時代，漢末大動亂使統治了四百多年的漢代大帝國崩潰瓦解，這一瓦解卻帶動了人們意識形態飛躍性的改變，思想的禁錮被打破，自我意識覺醒，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出現了很多妝容、服飾上的性別轉換現象。
據相關史料記載，魏晉時期出現了男子敷粉，男子穿女裝者，如《後漢書》中載：「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又如《隋書》中記載：「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看」。
雖然一反常規的妝容不被時人認可和接受，但對於此時追求人格自由的人們來說，絲毫未受影響。這不又出現了女扮男裝的個性人士，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出徵可謂是家喻戶曉，祝英臺女扮男裝離家求學的故事也是廣為人知，流傳至今。
女扮男裝之風尚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至唐代時達到高峰，從流傳下來的唐代繪畫作品、墓室壁畫和陶俑中，可以看到唐朝時女扮男裝已是蔚然成風，尤其是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是唐代貴族女子著男裝的頂峰時期。
但是唐代女子穿男裝也是有講究的，她們不穿那些傳統、繁瑣的禮服、法服，而是選擇男子的常服，也就是受到胡化影響的圓領袍衫。
當然敢在眾目睽睽下女扮男裝出門外出的並非普通平民女子，自然也是有著特殊身份之人，從現今出土的唐代壁畫、俑人中，可以看出女扮男裝者大多是跟隨在后妃、公主身後宮廷侍女，也有諸多上層社會的貴妃們著男裝。不過此時，女性著男裝仍是一件新奇之事，直到經歷了武周時期的女性政治活動，女性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後，社會上層女性穿男裝拋頭露面才成為常見之事。
到宋朝後，以「程朱理學」為主導的統治思想提出「存天理，滅人慾」，反對一切違背禮儀規範的行為，在這樣的社會風氣的禁錮下，女扮男裝的現象極為少見，士族女性幾乎無人再穿男裝，只有在宮廷中才能見到少數侍女穿男裝，不過與前代不同的是，這些著男裝的侍女雖然外穿男子的圓領長袍，但她們在袍下還會穿襯裙。
結語
古代女子受各種封建禮教束縛，為生活委曲求全，但她們依舊嚮往自由，依舊執著於美，她們不為男權主義的壓迫而有所逃遁，一件衣飾，一次出行，都源於她們對生活的熱愛，對自我的追求，她們抓住一切機會出行，細微處，夾縫中，皆是展現自我，喚醒對生命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