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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出現了一個完美的治世——文景之治。
因為曾經多年的戰爭破壞，秦末的農民戰爭和楚漢之爭，社會情況混亂，經濟破壞嚴重，社會到處是饑荒，甚至出現易子而食的現象，民生凋敝，苦不堪言。因而漢高祖劉邦採用休養生息的寬鬆政策，讓參戰的士兵歸家修養。這就是漢朝推行的所謂的「黃老治術」。
黃老治術也即是「黃老之學」，是黃帝學派和老子學派的一種統稱，這個學派的思想是「尚陽重剛」，而秦漢之際正是黃老道家風靡時期。該流派早在東周戰國時代，就已經形成了黃老學說。
黃老學說繼承的是黃帝、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在社會政治方面，黃老強調「道生法」，認為君王應當「無為而治」「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的目的。而「文景之治」則是黃老學說運用的良好呈現。而到了東漢之際，黃老之術與「讖緯之說」結合，演變成為自然長生之道。
文景之治來源於兩位漢朝皇帝——漢文帝與漢景帝。
文、景二帝性格仁慈，秉性恭儉，虛懷納諫，非常篤信黃老的理論，採用清靜而不擾民的政策，使得國內富庶，國家強盛。漢文帝是個出名的樸實皇帝，他曾說「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我繼承先帝的宮室，還常覺得羞恥，怎麼能花百金建露臺」，對於個人享樂，漢文帝是一概拒絕的，他處心積慮想的都是老百姓的疾苦，國家的繁榮昌盛。他還下詔，說絕不納貢，不收取地方的錦繡、黃金和珠玉等貢物。因為漢文帝知道，地方供應的財富最後都要轉嫁在老百姓身上，對自己的縱容就是對老百姓的苛刻。
漢朝根據「黃老治術」的思想，採取了兩大措施，分別是「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
政府如何「輕徭薄賦」呢，最開始只是「除田租稅之半」，漢高祖則減輕田賦稅率，設為「什五而稅一」，漢惠帝甚至下令「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文帝則又進一步降低田租，按「三十稅一」收納，最後則全免了農民的田租。對於當時農業社會，以農為本的社會中，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低廉賦稅，甚至是古代歷史上最低田賦稅率。
而「與民休息」講的就是和老百姓一起休養生息，停止戰爭，恢復生產。漢文帝推崇節儉，削減國家的不必要花銷，國庫不對過度收斂錢財，而是藏富於民。
漢朝鼓勵農民生產，下令勸課農桑，獎勵耕作，要求官員重視農業。皇帝甚至親自下地示範耕作，給百姓做好榜樣。
漢朝是難得的良心政府，重視「以德化民」，用道德來教化民眾。老百姓與政府同心協力，逐漸讓人民富足，國家的糧倉充實，達到國富民強的地步。據說，國庫裡面的多餘的銅錢都用不完，以至於穿錢的繩子都爛掉了。而大倉裡的糧食也非常豐富，對方在那裡導致腐爛了。
文景之治給漢朝注入了活力和財富，文景之治也為後來的漢武帝討伐匈奴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不收課稅，國庫更加充盈，不壓榨老百姓，國家更加富強，這就是「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的貢獻。
漢朝的管理政策被稱為「無為而治」，相比於當時的秦朝，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由於當年秦王朝的殘酷統治和法度嚴苛，導致人民高度不滿，社會暗流湧動，危機統治力量，引發了農民起義。因此漢朝順應民意，在漢承秦制的基礎上，也改變了秦朝的統治手段，決定與民休養生息，採取了無為而治的治世手段，而這是道家的思想第一次融入到政治層面。
道家所說「無為而無所不為」「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而《淮南子》中敘述「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在世人看來，無為的政治看似消極怠工，是懶政的行為，但是卻是一套科學的管理手段，不去幹擾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不去幹預太多，則天下自然而然能夠恢復生產能力。
就好比人受傷了可以自動恢復機體一樣，就像大自然能夠自我更新一樣，社會也能夠在老百姓自身的努力下變得更好。只要漢朝政府不妄為，不下主觀的命令，避免苛政擾民，社會自然會安定自治。
而文景之治時期，繼續推行漢初的無為而治的精神，文景時代有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文帝即位，躬修位節，以安百姓」。白居易說：「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鹹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也就是說，禮樂禮法使得上下和睦，內外平和，所以漢朝的偃旗息鼓，統治者懷揣著仁義來治理萬邦，刑法分明減輕酷刑因此使得老百姓受到教化，而這就是文景之治所以昌盛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