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海鳴 中國註冊會計師、特許註冊金融分析師。先後供職於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中國人民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任招商銀行研究院副總經理，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本項目可兌換、匯率政策、人民幣國際化、區域宏觀經濟和區域金融規劃等。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從一紙藍圖到落地生根的兩年間，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在金融業務數位化、金融業態多元化、粵港澳三地金融產品互認互通等諸多領域有著顯著發展。在邁向「十四五」的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實現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在國外疫情持續蔓延，國內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如何支持疫後實體經濟復甦？又如何服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帶著一系列的問題，《金融時報》記者採訪了招商銀行研究院副總譚海鳴。
《金融時報》記者：作為引領國內外雙向開放的重要區域，粵港澳大灣區整合了國內最有活力的市場、最完整的產業鏈條和最前沿的對外開放陣地，並擁有與國際市場相連的便捷通道，在國外疫情持續蔓延，國內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對於支持疫後實體經濟復甦有哪些具體的舉措？
譚海鳴:首先,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認真落實各級政府的抗疫和疫後復甦政策。新冠疫情突如其來，對全國經濟運行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國重要的製造業基地、外貿出口基地，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很多企業營收、利潤、用工出現下降，流動資金面臨困難，居民個人的就業和收入也受到了影響。在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下，中央各部委、廣東省和大灣區各市就金融支持抗疫和促進疫後經濟恢復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包括降準、降息、專項再貸款、再貼現、財政貼息、延期還本付息、引導金融機構減費讓利等。
在此基礎上，各金融機構也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主動做好金融服務。一是迅速行動支持抗疫防疫行業的相關企業，對照政府部門下發防疫重點生產企業名單，制定金融服務支持專屬方案，上門服務，專項支持。二是加大力度做好中小企業抗擊疫情和復工復產的金融服務。重點關注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客群和業務，一戶一策做好針對性的服務方案。對因防控疫情期間有緊急資金需求的小微企業，只要符合信貸政策要求，按簡化後的高效率流程提供小額信用貸款支持。對因疫情影響原因導致欠息、逾期的企業，及時提供針對性服務，確保企業不因疫情影響徵信記錄。創新融資產品和服務，積極推動運用供應鏈金融、商業保理、應收帳款抵質押、智慧財產權質押等融資方式擴大對中小企業的融資供給。三是對受疫情影響暫時遇到困難的企業和個人客戶，通過調整還款付息安排、適度降低貸款利率、完善展期續貸銜接等措施，給予有速度、有溫度的服務。四是大力提升線上金融服務效率，同時對於不習慣使用線上業務客戶也通過適當的方式提供線下便民服務。
大灣區金融機構的積極主動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截至2020年9月末，廣東省內主要商業銀行信貸投放量均已超過去年全年，源源不斷將信貸資金注入實體經濟，保障市場主體資金需求。2020年前三季度，廣東全省本外幣貸款比年初新增貸款2.3萬億元，佔全國的近1/7，居全國各省市首位，再創歷史新高。廣東省內商業銀行減費讓利1000億元，佔全國的1/10。大灣區金融機構通過優質、高效的工作，為抗擊疫情、推動復工復產和經濟復甦做出了應有貢獻。
《金融時報》記者：粵港澳大灣區有著獨特的差異化和體制優勢，整個區域金融規劃協調空間巨大，粵港澳大灣區金融互補互助互動對於港澳深度融入國家金融改革開放格局意義非凡。在過去多年發展中，粵港澳金融合作已有良好的基礎，怎樣才能將三地金融業深度融合落到實處？
譚海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未來五年金融業的發展做了展望。其中，與粵港澳大灣區這樣一個經濟區域高度相關的是金融業改革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內容：一是金融創新，包括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等；二是推進金融雙向開放，包括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係。
在全國金融發展的大藍圖中，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和香港、澳門的金融融合發展，既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又起著先行先試的探索和引領作用。歷史上，港澳在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具有門戶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香港、澳門回歸以來，國家一直把香港和澳門作為金融開放政策的「首發地」。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點心債、跨境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滬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認、債券通等創新性業務都是從港澳開始起步的。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香港一直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實施和廣東自貿區建設的紅利下，已初步搭建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融合發展的框架。《綱要》賦予大灣區「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的使命，要求兩地探索協同發展方式，促進人員、物資、資金、信息更便捷有序流動。這就要求粵港澳大灣區三地金融業已有的融合發展基礎上，勇於創新，闖出一條新路。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深度融合，最根本的是要致力於規則的趨同。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從地理上看是一個整體，但現實中處於三個不同的關稅區，有三個不同的貨幣，三套獨立的金融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規則趨同最高階段是形成單一市場，但這在粵港澳大灣區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五年內比較可行的是在CEPA的基礎上更近一步，發展成類似歐洲和英國在退歐後「既非單一市場，又高度融合」的方式。
從金融供給出發，可以考慮在大灣區試行金融業務的「單一通行證」。在大灣區內，針對一些「宜居宜業宜遊」和「促進科技創新」的金融業務，只要金融機構在註冊地獲得準入，該金融機構便可在三地跨境展業或設立分支機構，展業地原則上不再施加其他額外的監管要求。如果「單一通行證」順利實施，將避免三地金融機構跨境展業申請牌照的複雜流程，極大地降低了運營成本和合規成本，促進金融機構加大創新力度，從機制上打造一條跨境金融業務和跨境資金融通的「高速公路」，有效克服「管道式」「碎片化」開放帶來的問題，將成為探索跨境金融供給側改革的突破性嘗試。為了實現上述願景，需要加強頂層設計，推動三地金融監管機構加強信息共享與監管協調。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通過建立跨境「監管沙盒」的方式來推動工作的落實。
《金融時報》記者：在構建經濟雙循環發展格局中，開放程度較高、民營企業眾多、市場活躍的粵港澳大灣區如何發揮樞紐作用，以促進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
譚海鳴:雙循環戰略包含三個重點領域。一是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把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構建以內需為根本動力的內生增長模式。二是強化產業鏈關鍵節點，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確保產業鏈暢通、穩定。三是在構建雙循環的過程中，需確保能源和糧食等關鍵戰略物資安全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國內大循環」離不開強大的國內市場。在全球經濟潛在增速長期低迷的背景下，新冠疫情衝擊過後，國際市場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集中需求會消退，再加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原有「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模式受阻，暢通「國內大循環」成為中國經濟優化結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擴大消費是發展國內市場的關鍵措施。疫情暴發前，消費已經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15年以來，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始終保持在60%上下，是保證經濟平穩運行的壓艙石。雖然疫情對居民收入的衝擊使2020年二三季度的消費貢獻率下滑至-73.3%和34.9%。但隨著經濟的逐漸修復，以及經濟結構的優化，消費將逐步回歸至疫前水平，重新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未來中國消費仍有很大提升空間，具備成為國民經濟發展支點的潛力，而粵港澳大灣區將最有可能率先發揮這一潛力。
走自主創新道路，打通產業鏈，是雙循環順利運行的關鍵。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深度嵌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全球價值鏈中的關鍵環節，形成了以美國、德國和中國為中心節點的國際貿易格局。不過，中國的產業結構剛剛完成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正處於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攀登的過程中，多數產業鏈上的關鍵部件、關鍵知識和關鍵技術仍由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掌控。中美經貿摩擦爆發後，美國一系列科技封鎖和斷供措施使我們認識到，若不掌握核心技術，就永遠無法保證產業鏈安全。打通這些關鍵節點，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中之重。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成為中國創新活力最強的地區。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最新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GII）》中，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東京-橫濱；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連續第3年位居全球PCT國際專利申請人排行榜首位，OPPO公司和平安分別位列第5位和第8位。在向供應鏈上遊攀登的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要繼續勇於創新，屹立潮頭。
保障經濟安全，是雙循環發展的基石。能源安全，是經濟安全的基礎，是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的關鍵所在。我國原煤、石油和天然氣在能源生產中的比重分別為69.3%、7.2%和5.5%，其中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達到72%、43%。《綱要》專門制定了建設「能源安全保障體系」的計劃，包括將在珠江三角洲建設大型石油儲備基地和新液化天然氣碼頭，並擴大油氣管道的覆蓋範圍和整個區域的儲氣能力，這將為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做出貢獻。
《金融時報》記者：粵港澳大灣區經歷了典型的灣區發展歷程，先後跨越了以裝卸運輸為主導的港口經濟發展階段、以臨港工業為主導的工業經濟發展階段、以服務業為主導的服務經濟發展階段，目前正處於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創新經濟發展階段。科技作為創新經濟的重要驅動力，現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科技方面有哪些先發優勢？
譚海鳴:粵港澳大灣區具有較好的產業基礎和創新環境，四個中心城市在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也有很大的協同空間。大灣區內部產業體系完備，既有強大的製造業發展優勢，也有以深圳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同時具備香港、澳門兩大先進的服務業中心，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有利於培育具有世界級競爭力的創新中心，為中國引領新一輪創新發展和新型全球化提供重要的空間載體。在金融發展方面，《綱要》指出了大灣區四個中心城市差異化發展、協同配合的方向。香港要在金融領域起到引領帶動作用，鞏固和提升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廣州要完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區域性私募股權交易市場，建設產權、大宗商品區域交易中心，提升國際化水平。深圳要依規發展以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核心的資本市場，加快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澳門則要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並發揮中葡基金總部落戶澳門的優勢，承接中國與葡語國家金融合作服務。此外，還要研究探索建設澳門——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範區。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1年的國家經濟工作提出八項重點任務，排在首位的就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目前來看，粵港澳灣區金融業融合發展過程中，科技的運用能夠增強三地協作的能力。綜觀世界主要灣區，科技創新都是引領灣區乃至世界發展的重要動力，尤其是舊金山灣區，體量前十的企業中，80%都是科技企業，已經成為美國科技產業的集中地。金融科技是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契機。粵港澳大灣區內，深圳具有擁有創新驅動的先發優勢，香港具有金融服務的國際化和制度優勢，在大灣區內形成「科技+金融」的雙輪驅動。中國的網際網路巨頭「BAT」(百度、阿里、騰訊)均已經將總部或部分部門落戶深圳，金融科技引導的金融業態變革極有可能首先在粵港澳大灣區產生。同時，大灣區發展在數字貨幣研究、監管科技、量化投資平臺、網絡安全、區塊鏈和人工智慧等領域已經表現出了領先優勢。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落戶深圳，並率先在深圳開展了數字貨幣使用試點。粵港澳大灣區基於自身的產業結構和技術優勢，可積極利用深圳金融科技龍頭企業、香港金融制度優勢和創新人才優勢，聚焦金融科技創新。通過設立金融科技創新中心，推進區塊鏈、數字貨幣等金融科技領域的先行探索，促進金融科技高速發展。
《金融時報》記者：下一步，如何建立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數據流動和監管合作機制，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譚海鳴:在金融科技高速發展的背景下，監管科技（RegTech）也要加大創新力度。可按照監管沙盒的理念，建立粵港澳金融監管試驗區，設立聯合協調機構，在廣東、香港、澳門三地金融監管部門開展廣泛的監管對話與合作，推動對灣區內跨境金融服務的監管標準趨同，按照共同的原則對跨境金融服務進行監管，促進跨境金融服務的發展，避免監管套利。加強跨市場的雙向套利機制建設，促進三地市場價格趨同，以市場機制消除套利和因此帶來的衝擊。另外，三地可通過加強信息共享，進一步完善相關配套機制，及時通報和共享金融風險信息，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分析合作，探索建立和完善大灣區系統性風險預警、防範和化解體系。
大力推廣運用物聯網、區塊鏈、跨境第三方支付等科技手段促進監管合作。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可首先加強對區塊鏈技術的運用，建立統一的風險監測平臺，實現對跨境洗錢、逃稅、非法外匯活動等信息和數據的實時共享，加強協作，提高跨境金融業務監管效率和能力。其次，可進一步提升對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技術的運用能力，從海量跨境金融交易數據中，及時識別和處理複雜的跨境套利、洗錢、逃稅、非法外匯業務等違規業務模式，提高違規風險識別的智能化水平。最後，可藉助雲計算與人工智慧技術，進一步提升機器運算能力，提高跨境金融風險識別速度和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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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簡稱珠三角九市），總面積5.6萬平方公裡，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為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一國兩制」方針，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這是指導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合作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將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進香港、澳門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讓港澳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