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面前，先是恐慌，繼而被無力感侵襲，語言在這一狀態中漸漸滑向沉默；不沉默處，又有粗糲口號式的語言充斥於某些詩歌和文章。寫還是不寫？于堅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寫，才是災難。
疫情如土屋塌陷，揚起一陣陣粉塵。粉塵之眾就像弊病之多，很難數得清。在如此眾多對現狀的詰問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身處其中的我們，如何言說？抑或沉默？而言說所依賴的語言，又在疫情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作為人獨特的技藝，語言被用來以溝通，以記錄（記憶），以思維；構建自我，同時也構建人與世界的關係。詩人于堅說：「語言在中國至關重要。文明一詞，中國獨有。『文』就是語言。中國文明是通過語言來運行人與世界的正常關係。文明，就是以文來照亮動物性的無明。人因為『文』而獲得超越性。」不過，「文之難，就是只有一種聲音」，語言本是表達生命，卻因「不誠」遮蔽了生命；糾正的關鍵在「修辭立其誠」，「你的語言改變了，你的世界也隨之改變」。
于堅，1954年8月8日，出生於昆明。任教於雲南師範大學文學院。上世紀80年代成名，為「第三代詩歌」的代表性人物，強調口語寫作的重要性。
災難面前，先是恐慌，繼而被無力感侵襲，語言在這一狀態中漸漸滑向沉默；不沉默處，又有粗糲口號式的語言充斥於某些詩歌和文章。寫還是不寫？于堅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寫，才是災難。漢語雖幾經顛覆，搖搖晃晃，他依然信任，因為「漢語本就是仁的語言」。他說，如果說對存在還有信心，那麼只是對漢語的信心。
採寫 | 新京報記者 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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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敞開生命於無明，也會遮蔽生命
新京報：對此次疫情，你整體的看法是怎樣的？個人心態上如何？值得反思的癥結有哪些？
于堅：一， 最大的問題，是人和語言關係的混亂。語言在中國至關重要。文明一詞，中國獨有。文就是語言。中國文明是通過語言來運行人與世界的正常關係。文明，就是以文來照亮動物性的無明。人因為文而獲得超越性。所以中國有文教、詩教而宗教不強大。這種以文為根基的世界觀，令中國曾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以「一種文明」「詩國」著稱，不是偶然的。同時，過度的文飾也是中國衰落的原因。
許多國難，無不是文之難，這次也是。在最世俗的層面，文之難，就是只有一種聲音。
文敞開生命於無明，文也會遮蔽生命。孔子將詩視為最高語言，詩是敞開、解放語言的語言。「不學詩。無以言」。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就是敞開、解放。
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如何正？孟子說，修辭立其誠。語言必須名副其實，必須誠實。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我以為《論語》討論的就是語言的自由和度。
《于堅的詩》作者：于堅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年1月
語言意味著解釋世界，解釋就有立場，有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莊子《齊物論》）莊子的方案是：「莫若以明」。各種解釋都可以存在，不以己是非彼非。鄧小平的辦法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次新冠肺炎最大的教訓就是在語言上，語言與人的關係處理不當，必導致不誠實、名不副實。不誠實意味著：「興觀群怨」「邇遠」「多識」的喪失。「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修辭不立其誠，社會必陷於名不副實、自欺。用索緒爾的術語，名不副實就是能指和所指分裂，通俗說就是說一套 ，做一套。如果人們害怕直接說，人們就會拐彎抹角地說，含沙射影地說，隱喻地說，這導致誠實缺失，巧言令色盛行，真相隱匿。到底是什麼意思？在戰爭中是致命的。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反過來也一樣。如果上層建築滯後於經濟基礎，經濟也會失去活力。
其實這次新冠肺炎的危機都來自「到底是什麼意思」，不明說。漢罵的走紅就在於它是「直接說」。
武漢的危機都起於不誠實，自欺。
之後的糾正也來自「修辭立其誠」，「不自欺」。
文質彬彬是文的度，過度之文則無效。「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陸遊）在新冠肺炎中表現得最為鮮明，作家方方的文章為什麼有那麼大的感召力，穩定人心，不是因為標新立異或者墨守成規，只是因為誠實。而許多標語式的文章，總是在文過飾非，給人以巨大的虛無感、無助感，人們感到那種語言偽善、無濟於事、不負責任。
二，應該反思一下專業和非專業的關係。這次疫情中經常出現的「一問三不知」，可以看到一種比較普遍的業餘水平。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現代社會是專業社會。
三，過去幾十年的拆遷其實導致了傳統中國生活世界的喪失。這種喪失不僅僅是「鄉愁」二字那麼簡單。人們其實喪失了傳統的語言世界。畫棟雕梁、唐詩宋詞、山水畫、書法意味著一種世界觀，一種中國德性、人道主義，一種社會。「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為什麼讓人感動，這是一種懷念，記憶的復甦。
如何在現代小區、高鐵、摩天大樓、商業中心、超市的新世界中重建一種「止於至善」、「生生」、「仁者人也」的現代性語言關係，已經迫在眉睫。拿來主義已經山窮水盡，最後沒有拿來的只是語言。我們依然在用五千年前發生的漢字命名、正名、書寫。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是危機，也是拯救。
《昆明記：我的故鄉，我的城市》作者：于堅，重慶大學出版社·楚塵文化 201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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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是「我尊敬的作家」
新京報：你寫了一些與疫情有關的詩歌，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在這期間寫詩的？寫下這些文字的緣由是什麼？
于堅：寫詩可以發生在任何時候，詩是一語中的禪式語言的敞開、解放。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看到語詞的復活，比如「天下」一詞，我很多年沒有在官方話語中看到了。「人」這個詞高頻率地出現，「救」也是。我寫這些詩很自然，就像過去一樣，寫了很久。
漢語天然的抒情性很容易在短時段——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將歷史分為短時段（新聞，時間）中時段（時代）長時段（比時代更久遠的時間，永恆？）——中成為煽情口號，詩瞬間降格為宣傳，投向疫區的傳單。我自以為一直在為長時段寫作。《無常》這首詩，在我的微博上發表後，點擊接近30萬，我視為新詩的某種成熟，新詩的作者和讀者都不再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小圈子。
新京報：關於人類災難期間以及災難之後的寫作，近期也多有討論。你如何看待「災難寫作」？在歷史上，面對那些重大的災難（例如奧斯維辛），文學寫作是否可能？是否「有用」？作為寫作者，應如何維持文學在災難面前的有效性和尊嚴？
于堅：如果不寫，才是災難，這意味著忘記。《追憶似水年華》不僅僅是「在斯萬家那邊」、《紅樓夢》，也包括奧斯維辛。司馬遷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孟子說，「修辭立其誠」。這是文的德性。如果沒有那些見證，記錄，奧斯維辛不是可以再來一次嗎？
文學的有效性在於「怎麼寫的」，而不在於「寫了」。
《語言與沉默》作者：（美）喬治·斯坦納譯者：李小均，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版
新京報：你對作家方方的「日記」有怎樣的看法？
于堅：她是我尊敬的作家。這才是作家，不是嗎？否則人們要作家幹什麼。作家的責任之一就是用語言保存記憶，讀者由此可以溫故知新。寫作有短時段的、中時段的、長時段的，一個有能力的作者對這三個時段都會涉及。比如寫「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並不影響杜甫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追憶似水年華》並不妨礙普魯斯特與聖伯夫論戰。
3
你的語言改變了，你的世界也隨之改變
新京報：從文學擴展至語言。有人在疫情期間感受到「語言的無力」，感到在災難面前，難以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難以用語言表達「真相」。你如何看待這種情形？語言和事實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于堅：每個作者的情況不同。有些人是因為恐懼。有些作者可能確實無語。在以物的佔有量重估一切價值，經濟地位決定尊嚴等級的時代，人們很少想死的問題，想的都是如何更快活，武漢萬家宴上的人們絕不會想到死亡。古典文學是「知生」的文學，「未知生，焉知死」。「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這種舊句出現在此刻，相當悽厲。它暗示著對生命對存在的思考。異域並不保證死亡的赦免。人的命運就是「向死而生」，你不能假裝你不會死，或者為了不死而生，這種世界觀在死到臨頭時會突然崩塌，陷入巨大的虛無。沒有比臨終才意識到虛無更殘酷的。深刻的文明無不是對虛無的提醒。
這次新冠肺炎直接事關生死，「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都已經成了段子。人們被迫開始想「生命的意義」。而最近時代的中國作者們幾乎不想這些問題，這也是當代文學致命的膚淺。無語是自然的。瘟疫是一位悲劇大師，「溫故知新」，「學而不思則罔」，不知道人們是否能夠從這個大悲劇中感悟到悲劇，深沉起來。這是一個悲劇時代，但是人們娛樂至死，以淺薄為榮，狂歡。當代文學少有那種悲劇性的東西，人們總是在調侃，講段子，做鬼臉，怎麼都行。悲劇在黑暗裡等著揭幕。
《語言哲學》作者：陳嘉映，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5月版
我從來不考慮所謂語言和現實的關係這種事情，這是一個拼音語言的問題。在拼音文字中，修辭學與誠實毫不相干。語言是一種修辭術，辯論術。誠乃面對上帝的事情。而在漢語中，修辭立其誠。作者只在一次次對誠的接近中獲得存在感。誠就是某種上帝。只是玩弄修辭的寫作是無德的，漢語是一種德性語言，而不是工具性語言。語言即存在。你有什麼語言你就與世界處於什麼關係。你的語言改變了，你的世界也隨之改變。
漢語是天人合一的語言。如果存在是天，那麼語言就是人。所以孔子說「仁者人也」。人不是動物性的無明之人，而是文明的超越性之仁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不僅僅是對英雄的要求，也是對人的基本規定，求生害仁乃是動物性的弱肉強食。仁是生命的實現，是對動物性生命的超越。漢語作為文教的關鍵就在這裡。
新京報：疫情期間出現諸多如「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不戴口罩就出門，這個雜種不是人」等標語，你在語言層面如何看待這些用詞用語？
于堅：這種語言的德性很弱，低級的技術性修辭，萎縮無力，名不副其實，不仁，不誠，偽善。這種語言的大量存在，只意味著文明的黯淡無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多麼直接而有力量，寬闊，悲天憫人。幸好這種文的黃金時代的語言生命力強大，在悲劇中再次聽見，如聞天籟。
新京報：當下的語言，是否存在「喪失其人性化的力量」（喬治·斯坦納語）的可能？
于堅：比這個更嚴重，漢語本就是仁的語言。我擔心的事情是漢語最終將失去。這種毀滅漢語的力量從「五四」到今天一直存在。漢語是一種血緣性語言。失去了漢語，也意味著文明的消亡。語言決定一個民族的質量。
很擔心漢語成為西安的碑林或者尼羅河畔的金字塔、瑪雅人的神廟廢墟。
新京報：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沒有被汙染的語言、還沒有墮落到陳詞濫調的語言、還沒有被不加省察的浪費蛀空的語言」？如有可能，需要通過怎樣的途徑？
于堅：信任漢語，回到敬惜字紙，回到直接說。回到「盍各言而志？」（見《論語》）
漢語的誕生是世界歷史上最神秘的事件，「天雨粟，鬼夜哭」。最近一個多世紀，漢語經歷了自其誕生以來最激烈的顛覆運動，幾乎倒塌，但是它站住了，再一次實施了拯救。如果說我對存在還有信心，那麼只是對漢語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