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教授汪啟明。
研究古蜀文字，離不開對古蜀語的研究，這被西南交通大學教授汪啟明稱為「方言考古」。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發了一篇名為《考論蜀語 牽住古蜀研究「牛鼻子」》的報導。該報導以長篇專訪的形式，介紹了汪啟明教授以及他近年來在蜀語和蜀文化領域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在這篇文章中，汪啟明提出，蜀地文字研究是今後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汪啟明教授長期致力於漢語文獻方言學研究，其領銜撰寫的《中上古蜀語考論》榮獲第十八屆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一等獎，受到語言學界的高度評價。
在這篇專訪文章中，汪啟明指出，由於「文獻不足徵」，他主要是從移民、考古、語言三者結合的角度，用外證法來研究上古蜀語。從語言外入手，對語言多學科進行研究，並以之反哺其他領域。這樣的研究需要思辨領先，而不是材料至上。」
古蜀有沒有文字？這在汪教授看來，是古蜀文明研究的關鍵問題。《蜀王本紀》說「蜀左言，無文字。」「左言」是什麼語言？在汪教授看來，這個問題不搞清楚，我們就很難證明古蜀人與華夏族有同源關係、蜀語就是華夏語（漢語的前身）而不是非漢語等問題。於是汪教授介紹，他採用內證法，從「左言」入手來破題。「『左言』並不是針對蜀語的構詞異序和語法成分異序這兩個特點而言的，因為這兩個特點在蜀語以外的地方也是有的。我們搜集了古代『左言』『左語』的全部文獻用例，說明其並不特指少數民族語言或異族語言。我們又把揚雄用『左』的用例全部找出來，發現並沒有野蠻、粗俗的意義。從字義看，古代『左』『右』無別，都有助義。『左言』不是少數民族語言的稱謂，而是語音不正之謂，又主要是指蜀語的聲調與中原語音有別。『左言』不是另外一種面貌的語言，只是部分名物稱謂及語音異於中原，即古蜀人語言是華夏族漢語的一支方言。至於『無文字』則是所有文明起源的共同現象，不僅限於蜀人。」
汪啟明說：「學術研究要依靠材料搜集和觀點提煉，語言研究也不例外。研究材料要注意材料的時代、來源和真偽這三個問題。時代不對，研究出來的成果沒有證明力；來源不對，做證據的條件不足；真偽沒有搞清楚，會得出失實的結論。研究古蜀語必須堅持歷史發展觀。一代有一代的蜀地範圍，一代有一代的蜀人來源，研究不能以今律古。古蜀語的材料很少，研究難度較大。剛開始研究時，因為缺乏相關材料，有學者質疑該項研究是否具有可行性。不過我認為，語言研究既可以用語料研究語形、語義、語用，也可以用羅常培式的研究路線，結合文化做語言研究，這是多學科或跨學科研究。」
關於如何進一步推進巴蜀文化研究，汪啟明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談了他的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在我看來，對蜀文化的研究，就是要特別重視古蜀文字的研究。蜀地文字研究是今後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近日出刊的《三聯生活周刊》以「你還會說方言嗎」為主題，六城踏訪，書寫方言的「消逝與挽留」。汪啟明教授作為蜀方言專家接受了採訪，重點談到四川話的歷史淵源和特點。
在談到四川方言面貌時，汪啟明說，根據對重慶、合川、南溪、廣安的58份族譜的研究，清以前入川的118戶中，湖廣籍佔85戶，其中又有65戶為麻城籍。因此，在清代前期大規模的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廣籍最多，稱為「湖廣填四川」。這樣一來，湖北話就成了四川話的重要基礎，夾雜著各地方言的特點，在長期的融合與改變下，四川話形成了現在的樣子。
經過多年的研究，汪啟明總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首先是根據文字做基礎性判斷，因為80%左右的文字是形聲字，這樣就可以基本判斷出發音，但未必準確；其次是根據押韻，韻腳字的系連、歷代的韻文、作者的籍貫都是重要參考；第三是根據古人音注，隋代陸法言的《切韻》一書規範了中古時期官話的語音系統，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最後，翻譯著作也很重要，像中古時期翻譯的佛經都是珍貴的文獻依據。汪啟明解釋道，在語言的各個元素中，發生變化最快的是詞彙，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詞彙表達，這也是最迅速給語言斷代的工具，其次是語音，改變最為緩慢的是語法結構。
在汪啟明看來，「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經是一個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層還是古代的蜀語。」因此，在漫長的歷史中，方言是不停地遊走變化的，但這種變化又極其緩慢，通常在一個個體的一生中，很難意識到方言的改變，只有跳出來，站在更宏觀的歷史角度去看，才會意識到方言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