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歲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襲武漢、肆虐湖北，這場來勢洶洶的疫情風暴由荊楚大地席捲全國。疫情就是戰情!人民網立即行動起來，主要負責同志和相關部門負責人取消春節休假，靠前指揮，1月22日啟動應急報導機制，動員人民網總網及33個地方頻道200多名採編人員投入報導工作。截至4月7日，人民網發布抗擊疫情報導稿件及短視頻161686篇，僅自有平臺閱讀量就超225億。在人民網及人民網運營的人民日報海外社交媒體平臺發布疫情稿件12524篇，閱讀量逾3.4億。
此次抗擊疫情報導，是一次大戰，也是一次大考。人民網湧現出一批不顧個人安危，敢於迎難而上，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先進典型。他們有的最先奔赴疫情中心，成為「最美逆行者」；有的臨危受命，在疫情洶湧期緊急馳援；有的為了採訪，幾乎與患者零距離；有的冒著被病毒感染的危險，與醫護人員駐守重症病房5小時；有的帶病堅守在直播工作崗位上，病情緩解後第一時間返崗；有的「沒黑沒白」隨時投入工作，保證「武漢日記」連續日更16天；有的千方百計尋找貨源、採購防疫物資，堅持每天在崗發放……他們的崗位不同，但在疫情面前，都牢記自己的職責與使命，展現了黨報人黨網人的堅守與擔當。
近日，我們專訪了人民網總網8位戰「疫」先進個人，走近他們的抗「疫」故事，聆聽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
崔東採訪馳援武漢的陝西省人民醫院副院長馬富春。人民網記者 王欲然攝
人民運營一部崔東：無論何時，記者都不能忘記新聞真實性原則
文字、圖片、直播、VLOG等，時時傳遞疫情的真實情況，報導抗「疫」一線的點點滴滴。
Q1：為什麼會去湖北(武漢)採訪？
崔東：我是一個東北人，父母在東北老家退休後，返聘到了武漢，目前已經在武漢定居兩年多，本來今年過年，我是要去武漢陪他們的。可是因為疫情的原因，我便取消了原來的出行計劃，打算留守在北京。在我退票的第二天，因疫情迅速變化，公司決定成立人民網赴武漢報導組。臨近年關，有一部分同事已經回家過年，得知這個消息的人並不多，我覺得自己身體健康可以長期作戰，八年的新聞編輯經歷，知道去前方應該報導什麼，加之對武漢的情況又比較熟悉，可能當時沒有比我更適合去武漢進行報導的記者了。在我得知消息以後，沒有多想什麼，就覺得去武漢是一件正確的事。
Q2：「逆行」採訪，家裡人支持、理解嗎？
崔東：在我做了決定之後，給家裡打了個電話。我想過要不要瞞著他們，但過年期間難免會跟家裡視頻什麼的，到時候一定會穿幫，不如現在就告訴他們。我跟家裡說我的計劃又變了，又要去武漢了。我母親本能地擔心我，說還不清楚武漢這邊的疫情狀況，怎麼傳播現在還沒有定論，但在微信上看覺得挺嚴重的，讓我不要來。我父親倒是很坦然，說考驗你的時刻到了，你如果不來，我們放心，你如果決定來，我們為你感到驕傲。我說我已經決定了，要去。但這次去武漢，我們約定好，互相之間不能見面，我怕萬一把病毒傳染給你們，或者你們出門被感染，無論哪個結果我都接受不了，父母同意了。
Q3：堅守採訪了多長時間？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護裝備怎麼解決的？
崔東：出發之前，領導們為我們送行，人民網總編輯羅華看我只背了個背包，拉個行李箱，覺得我的東西太少：「東西夠嗎，可能要堅持三周時間呢，需要什麼給你們快遞過去吧。」結果沒想到的是，這一去，我們就在武漢「扎」羅總當時可能並不知道，我拎的行李箱裡，是地方部給湊的全部防護設備，8套防護服，8套護目鏡，若干口罩，但N95級別的特別少。
在物資最短缺的時候，我跟王欲然手裡最後僅剩兩套口罩，用過的口罩真的不捨得扔，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得到緩解，能不能緩解。後來，是湖北頻道的老師們給解決了物資的問題，而且再沒短缺過。
在武漢的64天裡，我們去過金銀潭醫院的重症病房，去過定點醫院的發熱門診，去過方艙醫院、隔離賓館、康復驛站，親眼見證火雷二山拔地而起。見過空空蕩蕩的長江大橋，門可羅雀的戶部巷，大門緊閉的黃鶴樓，無人問津的東湖綠道、楚河漢街，也親眼看見這些地方，逐漸恢復生機與活力。
Q4：鍾南山說，「武漢是一個英雄的城市，肯定能過關。」您對武漢這座城市和武漢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麼？
崔東：武漢的「碼頭文化」，在之前更多的給我一種粗放的印象，武漢人的大嗓門也強化了我這種印象。但經歷過這次深度採訪，武漢人用他們的言行，糾正了我狹隘的認知。在火神山施工現場的採訪中，有一位衣著乾淨開著私家車的大哥與泥濘的工地現場格格不入，我們以為是附近高檔小區的業主來看熱鬧，沒想到是大哥說今天是年三十，看著工人在雨中幹活心疼，想做點兒什麼來給大家打氣，這位大哥從車上搬下食品和飲料就走了。
同樣是在火神山的採訪中，採訪結束後，我和王欲然已經被雨淋溼，在工地出口處有一位大姐，在給工人們盛著冒熱氣的藕湯，看見我們扛著相機、三腳架，不由分說地給我們也盛了兩碗，讓我們喝完再走，湯裡還給舀了塊排骨。在我們頓頓方便麵的那時，那是我這輩子喝過最好喝的一碗湯。
現在我更覺得「碼頭文化」指的是他們的俠義情懷，與直爽好客的性格。
Q5：身處疫情中心，會害怕嗎？有沒有哪一刻覺得特別擔心呢？
崔東：其實一開始選擇來武漢，是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建設的。總覺得像我這種身體素質，即使被感染，也就是一場感冒而已，康復了又是一條好漢。但即使這樣，剛剛來到武漢時，也是有些緊張的。
習慣了暢快呼吸的人，戴上透氣性差的N95口罩幾個小時，是真的會缺氧的，我們就是在這種半缺氧的狀態下落地武漢的。這種狀態下，你會懷疑武漢的空氣中是不是也漂浮著病毒，那一刻是真的有些害怕的。但隨著我們的衛生機構對病毒的認知越來越科學和全面，我們心裡的顧慮就越來越少，做好科學防護就行，不必過多擔心以及過當防護。
最擔心的事情其實是我們的CT結果出來以後，當天拿到結果時，報告上的「左肺上葉前端少許磨玻璃影」的診斷，還是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擔心，一方面擔心自己染上新冠病毒，另一方面怕自己萬一是感染者，恐怕已經讓一個記者團的成員都成了密切接觸人員。後來請教了呼吸科的專家，說不用緊張，這個可能是前幾年有炎症，已經康復了的表現。加之後期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這才稍稍安心。
Q6：疫情平復之後，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崔東：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想摘下口罩痛痛快快地打一場籃球，想和在武漢出生入死的兄弟們一起吃頓火鍋喝杯酒，想回歸到日常的生活中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煩惱。還有一個願望，就是能和同行的夥伴們，在疫情過後，再回到武漢來看一看，看看那些跟我們並肩作戰的戰友們不戴口罩的樣子。
Q7：經過此次戰疫報導，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崔東：記者這個職業，代表的是一種公權力，是人民群眾授予你親臨現場、還原現場的權力。我們的使命和任務，是在調查和驗證的基礎上，儘可能將最真實情況，還原給我們的受眾。無論何時，記者都不能忘記新聞的真實性原則。
記者不應該做「看客」。當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脅時，沒有什麼可以跟挽救生命相比。
我為能參加到這場抗擊疫情的報導中而感到自豪。
王欲然
時政部王欲然：記者被稱為「逆行者」，這也讓我感到身上的重擔
進行現場報導，他與醫護和患者面對面採訪，與前後方採編團隊緊密合作，以樸實的文筆、真摯的情感，推出武漢日記、一線人物等系列報導。
Q1：為什麼會去湖北(武漢)採訪？
王欲然：有好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仔細回想下，自己當初確實沒有太多思索，只是覺得做為一名記者，不想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報導工作者中缺位。
做記者的都有一種「戰地情緣」，我更是如此，從在非洲國家賴比瑞亞參與抗擊伊波拉一線報導，到這次在武漢報導阻擊新冠肺炎戰疫，我想能有機會用鏡頭和文字記錄這段歷史。
Q2：「逆行」採訪，家裡人支持、理解嗎？
王欲然：從業十年中，有五年是在海外駐站，算不上「半世流離形影只」，但家人早已習慣我的不辭而別了。
從出發前往武漢，到現在返京隔離，還從未對家人說過感謝的話，希望能在此對父母和家人說一句，謝謝你們的包容和支持，讓我能義無反顧、專心從事我的工作。
Q3：堅守採訪了多長時間？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護裝備怎麼解決的？
王欲然：我和崔東是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當天，搭乘最後一班客機抵達武漢的。3月27日，也是我35歲生日當天從武漢搭乘高鐵返回北京的，前後一共64天。
在武漢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醫院、援鄂醫療隊駐地、火神和雷神兩山建築工地，此外還有社區、超市、食品加工廠等。
單位和朋友很關心我們的防護措施，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幫助，包括寄送口罩、防護服等設備。
Q4：鍾南山說，「武漢是一個英雄的城市，肯定能過關。」您對武漢這座城市和武漢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麼？
王欲然：武漢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稱，交通四通八達，而且城市面積廣。我們每天的採訪都要在路程上花費很多時間，但卻不會感到無聊，因為沿途的風景目不暇接。我們會經常路過黃鶴樓和武漢長江大橋、鸚鵡洲大橋，看著長江穿城而過，能感覺到一種「孤帆遠影碧空盡」的豪邁。
而武漢市民身上會散發出一種深受碼頭文化薰陶的氣質，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時，有一種「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的淡然。
Q5：採訪的諸多人和事中，讓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動的是什麼？
王欲然：我的採訪工作主要聚焦在一線醫護人員和武漢平凡人這兩個群體。
與一線醫護人員的對話，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們很真實。脫下防護服的他們與普通人一樣，也有兒女之情，也會有無助和悲傷的一面。但只要披上了白衣，他們就如同戰士般頑強、堅韌。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後，也引發了網友的關注。
Q6：採訪中，遇到同行，會不會互相打氣？
王欲然：會。疫情暴發初期，還有些同行因交通受困而得不到防護物品補給。我們都會伸把手，為他們送去一些口罩。
有一次，記者們一邊舉著「長槍大炮」拍攝，一邊哼著婚禮進行曲。儀式結束後，記者們也相互比起大拇指以示加油。
Q7：身處疫情中心，會害怕嗎？有沒有哪一刻覺得特別擔心呢？
王欲然：總得來說不會害怕，一是自己有過參與類似事件報導的經驗；二是覺得自己體質好，能扛得住。
有一次讓我很擔心的是，我前一天採訪過的一名超市負責人，當晚給我發信息說自己發燒了，讓我也留意下體溫，最好先別出門之類的。那一晚，一直沒能入睡，非常擔心會不幸被感染。所幸，第二天他的體溫正常了。
Q8：這次一線採訪，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得到了哪些收穫與成長？
王欲然：在這次報導任務中，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普通市民，都對我們記者表示出了尊敬和友愛。
在採訪醫護人員後，他們也會向我們道一句感謝、辛苦，向你們致敬之類的話。也會經常關心我們的身心健康，發微信慰問或者提醒我們注意防護，很暖心。
武漢市民對我們也很友善，在得知我們的身份後，都會接受採訪。我們開設救助熱線後，會根據網上收集到的線索，通過電話來核實。我記得曾聯繫過一名在上海的武漢人，幫助她的父母送醫就診。事後，她也致電給我以示感謝。
這些都讓我感到，做為一名記者的無限光榮。
Q9：疫情平復之後，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王欲然：想再回武漢「過個早」，登黃鶴樓看長江大橋。
Q10：經過此次戰疫報導，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王欲然：這次戰疫報導，人們也給予了記者很高的評價，認為我們也是「逆行者」。這也讓我感到身上的重擔，希望在今後，不會辜負這份職業，盡職盡責完成更多的報導任務。
陳遠丁
深度調查部陳遠丁：記者不僅是報導者，也是參與者、推動者
武漢協和醫院、中南醫院、火神山醫院、社區等高危地方，採訪到一線醫護、社區工作者、網約車司機、隔離酒店老闆、環衛工人等多種不同身份的人，從不同維度呈現了武漢戰「疫」實況。已過「不惑」之年的他，說起疫情平復後的願望，很簡單，就是「跑步」。
Q1：為什麼會去湖北(武漢)採訪？
陳遠丁：因為我是黨員，必須去；因為是記者，更應該去，我還後悔當時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有點大意，未能第一時間報名；因為是湖北人，我想去。離家二十多年，從未為家鄉做點什麼。
Q2：「逆行」採訪，家裡人支持、理解嗎？
陳遠丁：家人很支持、理解。家人早已習慣了我這個新聞人經常加班、值班、出差等節奏，愛人常開玩笑說我是「雲配偶」。孩子今年高考，學文科，傳媒也是她將來的志願方向之一，她更理解。
Q3：堅守採訪了多長時間？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護裝備怎麼解決的？
陳遠丁：前後歷時58天，從1月29日到3月27日，全部都在武漢。剛到武漢的時候，曾嘗試去黃岡等地方，都找好了志願者的車，但後來武漢疫情全部暴露，比外界想像的嚴重得多，所以重心就集中在武漢。
防護裝備，這得特別感謝人民日報社大家庭的溫暖。出發前，我都沒買到口罩，是報社發給我的，到了武漢之後，人民網湖北分公司提供了大力支持，報社各個單位從四面八方運過來各種防護物資。2月8日，最急需的醫用N95到了之後，大家就可以去「紅區」採訪了，此後醫用N95、醫用防護服就不再短缺，大家可以特別放心地去採訪。
Q4：鍾南山說，「武漢是一個英雄的城市，肯定能過關。」您對武漢這座城市和武漢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麼？
陳遠丁：首先，武漢人民不愧為英雄的人民。武漢人性格耿直但也火辣，碼頭文化浸潤已久，講究行俠仗義。但政府發出號召後，2個多月做到不出門，這絕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隱忍、克制。而且，很多90後來當民間志願者，是這些了不起的志願者們，撐起了武漢的天空，維持了這個城市的基本運轉，沒讓這個城市垮掉。
其次，武漢人民非常可愛、樸實。你只要拿到了他們的手機號碼，也就知道了他們的微信，這跟北上廣不一樣。武漢人對媒體保持最大的熱情與善意，對記者格外好，毫無戒備。無論你有沒有官方的陪同，只要你是記者，他們就敞開心扉，滔滔不絕。武漢絕對是一個新聞富礦，只要你用心去採訪。普通老百姓不拒絕採訪，還很歡迎，甚至主動邀請你採訪一下他們。
第三，武漢在過去十幾年，城市建設的變化非常大，以至於我完全不認識了。武漢的高樓鱗次櫛比，長江大橋雄偉壯麗，武漢的三甲醫院數十家，大樓格外氣派。但是武漢在追逐高速發展的同時，丟掉了很多。
Q5：採訪的諸多人和事中，讓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動的是什麼？
陳遠丁：太多太多。就舉一個沒發表過的例子。一個小夥子，漢川人，「封城」之前從外地回到武漢。「封城」之後，他被迫滯留，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去做志願者。他自己有私家車，就加入車隊志願聯盟，每天運送醫護人員上下班、運送支援物資。2天要加一次油，甚至最後每天要加一次油。因為積蓄不多，他的錢很快見底，開不起車了，他就去紅會當志願者。後來沒錢住酒店後，還睡過武昌火車站地下停車場。
他說，做志願者有癮。當他去工地打工拿到工錢後，轉身就去了街道的隔離點做志願者，幫街道做消殺等等。幾乎新聞中的熱點，他都趕上了。我倆認識後，他天天跟我講所見所聞，從沒聽到他有抱怨。他心態特別好，遇到困難後，想各種辦法去解決。
他才25歲，是我在武漢本地的網絡論壇中發掘出來的。他講了不少，但不想我寫他，因為怕家人擔心，他一直對家裡說他在武漢挺好的。我打心底佩服他，如果換了我，我很難做到。
Q6：採訪中，遇到同行，會不會互相打氣？
陳遠丁：很慚愧，沒有過。特別是穿著防護服的時候，除了工作，不會想別的任何事，也沒心思。
Q7：身處疫情中心，會害怕嗎？有沒有哪一刻覺得特別擔心呢？
陳遠丁：到武漢後最開始的兩個禮拜，是我最害怕的階段。好比在戰場上，你拿著槍，匍匐前進，一會聽到有人倒下了，一會聽到彈藥沒了，但你就是不知道敵人在哪兒。只能感知敵人，但它看不見、摸不著、聽不到。
Q8：這次一線採訪，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得到了哪些收穫與成長？
陳遠丁：更多的是反思。遺憾很多。
遺憾之一，我去晚了。如果我第一時間報名，跟著崔東、王欲然在「封城」之前就到武漢，我相信比現在的我做得更好。
遺憾之二，我沒能盯住一個重點。自己的報導沒重點，比如盯住某一個醫院，或跟住方艙醫院這一個點。我寫了很多的人物稿，什麼領域都有，面都有了，但缺一個突出的點。
遺憾之三，我不是學醫出身。建議部門和公司將來招錄新人，多吸納比如醫學出身的人。未來公共衛生、應急防疫、生物安全是國家發展的重點，需要專業人才。
遺憾之四，我拍照太「渣」。其實，我與搭檔金雨蒙走了不少地方，但拍的照片拿不出手。痛定思痛，一定要補課。
收穫與成長也有不少。
收穫之一，講好故事。類似甘如意的故事，用心採，很重要。此前採訪她的媒體也有不少，但她不善於言辭。我一上來就問她，騎自行車300公裡膝蓋疼怎麼辦，從而打開了她的心扉。因為我是長跑愛好者，也騎車，對長距離運動後的身體反應非常了解。她很意外，但一下就接受了我，並同意第二天我們去面對面採訪。
收穫之二，快速出稿。以前出稿很拖沓，現在拖延症有有所緩解。現在採訪的時候，自動學會腦子裡快速搭框架，希望未來做得更好。
收穫之三，抗壓能力。雖然很害怕，但自己積極調整過來了。同時也意識到，抗壓能力與自身戰鬥力有關。如果平時不能打，那關鍵時刻也打不了硬仗。所以，我今後要做到平時也善於打仗。
收穫之四，學習能力。我是文字記者，但前方要求拍Vlog，對我挑戰還是很大。一個2分多鐘的視頻，最初要2、3個小時才拍攝完成。很快就較為熟練，繼而每次出去都錄一些素材，有備無患。
收穫之五，更懂感恩。一邊採訪一邊慶幸自己有一個強大的單位做後盾，也感恩家人身體都健康，這樣才毫無後顧之憂地在前方工作。更加敬畏生命，更加珍惜工作、家庭、朋友。
Q9：疫情平復之後，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陳遠丁：跑步。
Q10：經過此次戰疫報導，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陳遠丁：第一，首先感謝人民日報社、人民網各位領導的信任，信任是員工願意拼命的最大動力。特別感謝人民網各位領導信任我、支持我，接受我的請纓，同意我去前方。這次能去武漢一線，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幸，同時也是一份責任。
第二，我將更加熱愛自己的工作。當武漢打響「應收盡收」的戰役，人民日報社發起問題清單的行動，通過網絡徵集、上報、反饋患者收治情況。我們在前方一邊採訪，一邊協助這項工作。如今，微信裡很多患者或患者家屬還非常感激我們。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人民日報社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身為記者，我們不僅是一名報導者，而且也是參與者、推動者。
第三，好好總結反思，力求快速成長。自己在此次疫情報導中，也暴露出諸多不足，要好好反思。記者這個職業，如果不終身學習，很快就吃幹榨淨，沒老本了，形勢逼迫我們要快速學習，快速成長。同時，在大風大浪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大是大非面前，堅定信念堅定信心。記者，是一個良心職業，怎麼寫、寫到什麼份上、多一分少一分的拿捏，很多時候非常考驗我們的初心。我要做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的人。
劉陽
經濟一部劉陽：記者是一個傳遞正能量的職業
「逆行」抵達武漢。到達武漢第一天，他便深入「疫線」。此後，劉陽還冒著被病毒感染的危險，去武昌方艙醫院做網絡直播。他還採訪了雷神山出院患者、逆行2500公裡的護士、留在武漢的葉門詩人，以及當地的幹部和醫生、院士等等。為了讓照片更清晰、患者表達更方便，他在做好安全防護的前提下，幾乎是與患者零距離，充分展現了一名記者不懼困難、敢於衝鋒的精神品質。
Q1：為什麼會去湖北(武漢)採訪？
劉陽：當時我在人民網健康部，做新冠肺炎的報導本身是工作職責，從春節前開始我幾乎全部精力都在這上面，第一時間聽到要派記者再去武漢的消息，我覺得我應該去前方，因為可以協調人民健康和健康部的內容團隊，也許在做報導的時候更有優勢。
去之前我自己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有可能會被感染，但作為一名記者，這個採訪機會太誘惑太難得了，一座大城市全面封閉讓你去採訪，幾乎只要走出門口到處都是新聞，這對一個記者來說是難逢的機會，在採訪的時候根本不會去想害怕，也沒有時間去想。我在武漢接觸到的記者都差不多，看到新聞點幾乎是一窩蜂就衝上去了，可能是對記者來說危險越大意味著新聞性越強吧。
Q2：「逆行」採訪，家裡人支持、理解嗎？
劉陽：家裡人比較支持，但也對安全性比較擔心。我愛人幾乎天天看網上的消息，把一些病毒相關的研究進展分享給我，每天提醒我吃提高免疫力的藥品。
我老家在農村，農村對病毒的理解跟城市不一樣，我母親當時的反應像是永別，能看出來她很擔心，她天天關注我微信圈裡的運動「步數」，看我每天走了多少路。我父親是一名退伍軍人，非常支持我去報導，我去武昌方艙的直播，他先後看了四次。
Q3：堅守採訪了多長時間？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護裝備怎麼解決的？
劉陽：我們是人民日報第二批赴武漢記者，2月14日情人節那天坐動車到武漢，3月27日統一返京，大約是43天。，我們只能在武漢採訪，一些主要的場所我們幾乎都去了。
一到武漢就發了防護物資，裝備比較齊全，但有一些不是專業設備，比如防護服沒有腳套，防護帽也比較少，每次採訪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消毒和衝澡。2月份武漢比較冷，沒有暖氣，一開始空調也不敢開，洗澡、睡覺都是比較痛苦的事情。
Q4：鍾南山說，「武漢是一個英雄的城市，肯定能過關。」您對武漢這座城市和武漢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麼？
劉陽：武漢的人有一種「不服周」的精神，接觸到的基層社區工作者、志願者都超負荷工作，沒有怨言，工作認真，我們晚上十二點多去採訪，沿途看到的門衛、警察、環衛工等都一絲不苟，值守自己的崗位。印象比較深的還有很多初愈的患者紛紛去獻血，都在為戰「疫」貢獻力量。
Q5：採訪的諸多人和事中，讓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動的是什麼？
劉陽：我大約有三次落淚，一次是一位福建的護士對著我的鏡頭說，第二天是她女兒一周歲的生日，她是在女兒十個月的時候來武漢的，兩個月沒見到女兒了，她對著鏡頭祝福自己女孩生日快樂的時候，我控制不住眼淚留下來了，幸虧我戴著防護鏡，別人看不到。
另外一次是最後一座方艙武昌方艙關閉時候，我們進艙採訪，患者和護士在離開之前來到之前的活動場地，重新唱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國》才離開，那個場景很感人。
還有一次是貴州隊離開武漢，我們去現場採訪，當時武漢的市民通過窗戶送別，歡迎他們再回來，當運送醫護工作者的大巴啟動的時候，武漢街頭上的汽車一起鳴笛，聲音連綿起伏，非常感染人。
Q6：採訪中，遇到同行，會不會互相打氣？
劉陽：相互打氣的時候比較少，在採訪現場，醫生和患者是大家關注的對象，來不及想自己。
Q7：身處疫情中心，會害怕嗎？有沒有哪一刻覺得特別擔心呢？
劉陽：會有後怕，有幾次比較危險的經歷。一個是在「紅區」採訪，出艙脫防護服的時候，不小心在感染區把口罩弄掉了，我旁邊就是收集醫療廢棄品的垃圾箱，風險很大。
還有一次採訪一位剛痊癒的病人，其實理論上來講，他身上是有病毒的，採訪時候他比較激動，後來還拍著我的肩膀跟我耳語，後來我才發現這個舉動是很危險的。
另外一次在方艙採訪，在裡面待了5個多小時，由於口罩戴了兩層，呼吸困難，就用嘴巴來呼吸，出來後發現我的護目鏡有縫隙，可能是肺部有損傷，之後一直咳嗽，為此還做了核酸檢測和CT，所幸沒有問題。
Q8：這次一線採訪，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得到了哪些收穫與成長？
劉陽：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了整個社會的正能量在一個時點集中，看到了在災難面前集體和個人爆發出來的力量。
Q9：疫情平復之後，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劉陽：將來帶兒子再回武漢看看，去那些我採訪過的地方跟他「吹吹牛」。
Q10：經過此次戰疫報導，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劉陽：大家在鏡頭裡看到的是一個人在前方，其實是整個團隊在作戰，後方有很多人在支持和配合，公司領導也非常關心前方記者，一再提出對安全性的要求，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們才能堅持到最後。這個職業是一個傳遞正能量的職業，和所有「逆行者」一樣，記者也應受到大家的尊重。
韓基琛
人民視聽韓基琛：用手中的筆和鏡頭，記錄武漢正在發生的現實
在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ICU重症病房，與醫務人員共同駐守5小時。
Q1：為什麼會去湖北(武漢)採訪？
韓基琛：我想用手中的筆和鏡頭記錄武漢正在發生的現實，見證歷史，反映事實。
Q2：「逆行」採訪，家裡人支持、理解嗎？
韓基琛：母親和我說，不支持也不反對，不支持是不想你身處危險，不反對是你作為新聞工作者該有擔當和責任。兒行千裡志在四方，家人支持你的決定。
Q3：堅守採訪了多長時間？都去了湖北哪些地方？外出需要的防護裝備怎麼解決的？
韓基琛：我們是2月14日出發，那天北京正下著大雪，3月27日回京。在武漢，我們幾乎跑遍了武漢的醫院。曾在武昌方艙醫院連續採訪拍攝4個半小時；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ICU重症病房，與醫務人員共同堅守5小時。
我們從北京出發時，單位配備了口罩、防護衣等防護用品。到達武漢後，前方報導組的同事會經常補充我們的防護用品。
Q4：鍾南山說，「武漢是一個英雄的城市，肯定能過關。」您對武漢這座城市和武漢百姓的切身感受是什麼？
韓基琛：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漢的人民也是英雄的人民。在武漢，我看到社區工作者身上的堅守與責任，志願者身上的奉獻與樂觀，還有廣大醫護人員身上的勇敢與擔當。我感受到這座城、這裡的人都有一股 「不服周」的勁兒，一股火燒病魔、雷劈疫疾的勁兒，一股中國人與生俱來，眾志成城的勁兒。
Q5：採訪的諸多人和事中，讓您印象最深或者最感動的是什麼？
韓基琛：最讓我記憶深刻的是武漢的「門」，門後發生了太多的故事。「門」是兩個空間的連結和阻斷，它讓人們既產生疏離又產生安全感。
有一次，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我和即將換班的醫護小組一起，穿戴防護裝備準備進入重症病房。大家雖然都在認真地準備，但氣氛輕鬆，還會為防護服上寫什麼字開著玩笑。當我們穿戴完畢，跨過貼有「汙染區」字樣的大門時，氣氛變得肅穆起來。而後的五個小時，除了醫護隊員偶爾的工作交流，耳邊響起的是病房內各種機器的「滴答」聲，還有重症患者持續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聲。醫護隊員在我眼前不停的走動著，為患者接尿、更換熱水袋、吸痰、捶背……五個小時，他們沒有一刻休息過。
脫防護服、手消、開門，脫鞋套、手消，脫頭套、手消、開門，脫第二層.....當離開潛在汙染區時，耳邊的笑聲又回來了，大家互相拍照錄視頻。「這是我們一天最輕鬆的時刻」，一名護士告訴我，「他們現在都是拍照和抖音達人。」
在「門」的外頭，他們是樂觀的普通人；而「門」的那頭，他們是捍衛生命的天使。回程的大巴上，耳邊的笑聲只持續了幾分鐘，一回頭，才發現他們已沉沉得睡去。
Q6：採訪中，遇到同行，會不會互相打氣？
韓基琛：遇到同行時，我們會經常問對方在武漢多久了，而後會一起發出感嘆：在武漢，感覺時間過得很快。
Q7：身處疫情中心，會害怕嗎？有沒有哪一刻覺得特別擔心呢？
韓基琛：在武漢的時候，有朋友和同事也曾經問過我怕不怕。我說擔心是有的，但是想想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我們真的不算什麼。
Q8：這次一線採訪，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得到了哪些收穫與成長？
韓基琛：在武漢，情緒像是在坐過山車。上午在醫院採訪殉職醫生的家屬，眼前是悲傷的淚水和無盡的追思；下午，在另一家醫院迎接康復出院的患者，滿眼是重生後的希望和感恩的喜悅。在情緒和真假消息的旋渦裡，作為新聞記者，我收穫了理性與感性的平衡，在現實面前有良心，在責任面前有血性，在情緒面前有理性。
Q9：疫情平復之後，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韓基琛：有機會去武漢的街頭走一走，吃一碗熱騰騰的熱乾麵。
Q10：經過此次戰疫報導，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韓基琛：冷眼看世界，熱血擔道義。
關萌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提問
全媒體製作三部關萌：記者是最有責任感的職業之一
疫情發生後，關萌取消了原本與家人出國旅行的年假計劃，正月初三即衝上直播崗位，以自身紮實過硬的專業優勢，一個人在現場擔負起衛健委和全國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的直播拍攝、現場提問工作，確保了直播工作順利開展。在連續工作多日後，關萌腎結石舊病復發，為了不耽誤工作，他選擇保守治療，堅守在直播工作崗位上，一直到有同事解除隔離接替他，他又堅持與同事交接好各項工作才休息，而又在病情緩解後第一時間返崗，出現在新聞發布會現場，繼續完成每天的直播任務和出境提問工作。
Q1、您決定取消休假，衝上直播崗位時，家人支持嗎？
關萌：我父母因身體問題在19年下半年相繼離世。他們還在世的時候，我因為北京、老家兩邊跑，周末和節假日陪伴妻兒的時間少之又少。所以想利用過年假期帶她們出去玩兒幾天，也緩解一下我痛失雙親的心理壓力。
當時國外疫情並沒有現在嚴重，所以我們打算按原計劃出行。就在出發前不到一周的時間，我接到部門領導電話，詢問我是否在京，是否持有效期內記者證。因為衛健委和國新辦要不定期召開發布會，而我們要對發布會進行全程直播，硬性條件就是記者證。作為一名黨員，作為當時在京唯一一位有記者證的視頻記者，我順其自然地接下了這個任務。
開始的兩天衛健委並沒有召開發布會，在年初二的時候，我們接到通知，說衛健委發布會自初三開始每天召開。接下來我每天便會準時出現在發布會現場，當時真可以說是頂風冒雪。
逐漸臨近我們原定出發旅遊的日子時，妻兒雖沒說什麼，但是從她們每天在準備，做攻略的表現可以看出對這次家庭出行是滿懷期待。我在詢問過領導後得知，因為員工回來都要隔離14天，所以直到我出發的那天，沒有任何人可以接替我的這個工作。責任感，使命感，疫情當前，舍小為大。所以我決定取消此次行程。回家後我跟妻兒溝通，商量。妻子很理解我的工作，孩子也很懂事。在這次疫情報導過程中，妻兒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動力。
Q2、您一個人在發布會現場遇到過什麼困難嗎，最後是怎麼解決的？
關萌：最初視頻記者只有我自己在現場，發布會現場又非常的狹小，所有設備每天都要拆裝，重新連接調試。最大的問題就是，場地小，信號差，每天三點開會，基本上一點就要到場進行準備工作，搶佔直播位置。直播期間也會因為信號不穩定的原因時常卡頓、斷線。便再次逐一排查，重新直播。
Q3、參與這次疫情報導，給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得到了哪些收穫與成長？
關萌：這次參與疫情報導，讓我感覺自己這麼多年的專業技術積累和身體意志磨鍊都沒有白費，只有準備好了，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才可以從容面對。幸不辱命，到目前為止，所有直播，提問，均零失誤完成。
Q4、疫情平復之後，您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關萌：疫情結束後，要兌現我的承諾，帶妻兒去旅行。
Q5、經過此次戰疫報導，您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關萌：自己的職業不說多高尚，但是最有責任感的職業之一。承諾了，就要做到。
記者，是廣大人民獲取信息的源頭，所以我們要做到信息準確，真實可靠。對自己負責，對單位負責，對受眾負責。
丁濤在人民網工作平臺
文娛部丁濤：記者是在和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交流、對話
1月23日(臘月二十九)，丁濤被抽調到人民網戰「疫」報導組，與前方同事一同完成「武漢日記」系列稿件。丁濤每修改一篇稿件平均用時3小時，從謀篇布局、典型篩選到字詞使用，都精心構思、細緻打磨。系列稿件連續日更16天，50多天40篇的總量，前方記者輪班寫，後方編輯就他一人。前方通常半夜或凌晨回稿，但絕大多數時候，丁濤都做到了前方幾點回稿，後方就幾點接班。
Q1、春節期間您在後方堅持加班到深夜，家人支持嗎？
丁濤：支持。我的孩子還不到兩歲，雖然老人身體還行，但我的愛人是一名高中老師，「停課不停學」讓她的這個寒假變得更加瑣碎和忙碌。令我欽佩和深懷歉意的是，對於我要長期且「沒黑沒白」隨時投入工作，愛人承擔了幾乎所有親自陪護和家務。甚至在知悉黨員報名參與前方輪換後，她經過認真考慮：鼓勵我報名前往武漢一線支援疫情報導。這是一種莫大的支持和肯定，而這也是我所欽佩和深懷歉疚的。
Q2、您是如何打磨前方記者返回的稿件的？
丁濤：日記，是完全不同於常規報導方式、體裁的一種報導手段，它要求在尊重新聞報導真實性的前提下，加入創作人的主觀情感甚至創作體驗，是個需要見真性情的細活兒。
但現實情況往往是，前方記者白天各處採訪，晚上回到住處再帶著滿身的疲憊創作日記。這也客觀造成了「武漢日記」系列稿件創作時間緊、任務重、壓力大。
作為後方編輯，我的主要工作整體來看是包括兩部分：一是確保內容的真實可靠，包括基本常識、新聞事實以及各種細節的核對，這遵循與其它新聞寫作同樣的標準和要求。二是增強「日記」的屬性：當篇日記要具備統一的主題，在主題之下選取、更換更典型的素材，更主要的是通過語言，營造一種不同於常規新聞閱覽的氛圍，讓文字更有韻味。
概括起來，可以是把長的改短，缺的補全，不合適的典型更換，從謀篇布局、典型篩選到字詞使用，都精心構思、細緻打磨。平均下來，改一篇日記用時3小時。
Q3、您經手修改的印象最深的一篇稿件是什麼？
丁濤：即便今天，我幾乎還能說得出每一篇日記初稿的樣子，以及我和前方記者溝通，完善稿件的過程和內容。
如果只能說一篇稿件，那是2月25日刊發的《武漢日記：此去無處話相「思」》。相對而言，這本是一篇新聞事實比較完備，情感表達也很充沛，完成度相對比較高的稿件，但初稿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情緒過於悲傷，導致敘述條理不夠順暢，我要做的就是捋順、歸置。
2020年2月23日6點30分，經搶救無效，華中科技大學協和江北醫院(蔡甸區人民醫院)消化內科醫生夏思思因公殉職。夏思思的愛人、同事接受了人民網前方記者的採訪，稿件記載的是對夏思思的悼念。
不到900字的稿件，我修改用了將近4個小時，原因是太「好哭」了。編稿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得流，兩次不得不終止寫作。從寫作手法看，這篇稿件使用了倒敘、插敘；從語言上看，短句、短段不拖泥帶水；從主旨思想看，既給悲傷情緒提供了傾瀉的出口，也在文末鼓舞人心。
Q4、參與這次疫情報導，給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得到了哪些收穫與成長？
丁濤：1月23日(臘月二十九)至今，我與前方同事合作推出「武漢日記」40篇。因為日記形式和創作機制的原因，比前方遠、比後方近，是我最真實的寫照和最深切的體會。
這次的系列稿件曾連續日更 16 天，打破了我個人2019年全國兩會「劉蘭芳兩會評書」日更15天的記錄。50多天40篇的總量，密度也不小。除了與前方的悲歡離合「同頻共振」，這還是一場既拼智力又拼耐力的「馬拉松」。前方記者輪班寫，後方編輯就我一個。通常前方編輯是半夜回稿，但我幾乎全部做到了第一時間「接班」。箇中辛苦，就不贅述了。
收穫和成長大概就是知道自己能連載比15天更久的時間吧，「武漢日記」陪伴著讀者共同經歷了這一段特殊的時光。我自己也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參與到了「最前沿」的疫情報導。
Q5、疫情平復之後，您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丁濤：把時間給家人。虧欠家人太多，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和他們在一起。
Q6、經過此次戰疫報導，您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丁濤：記者就是「記著」，「日記」更是如此。媒體有自己的使命和職責，黨報黨網人更是如此。把時代裝在心裡，把使命裝在心裡，其實就是把讀者、把所有的人裝在心裡。
我們不是在和文字、圖片、視頻打交道，我們是在和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交流、對話。除了把前方的真實情況傳遞給他們，也要給所有的情緒和情感，不分正面、負面，找到一個放置和傾瀉的出口。
借用一本書裡提到的：媒體的使命在於，社會悲傷時，告訴她不要絕望；社會喜悅時，告訴她不要癲狂。
王曉峰在分裝防疫用品
辦公室王曉峰：後勤保障工作是最樸實的枝幹
早在春節前疫情剛剛出現苗頭的時候，王曉峰就奔走於各個藥店，採購口罩和消毒用品等物資，為派往武漢的人民網前方記者配備了防疫物資。隨著疫情的爆發，物資極度匱乏，他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尋找貨源，自己墊款取貨。節後返崗，他堅持每天在崗，收取、發放防疫物資。為了保證給同事們發放的防疫物資安全、方便，細心的他買來自封袋，一份份手工分裝口罩發放，還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採購按壓瓶，分裝消毒酒精，購買了化妝棉為大家自製消毒酒精棉片……
Q1、您為前方記者準備防疫物資時，遇到過什麼困難，是如何解決的？
王曉峰：第一批去前方的記者是在過年前去的，當時防護物資已經基本購買不到了，我和其他工會委員跑遍了周邊的藥店，甚至是24小時的那種小超市，才買到了幾十隻口罩，裝備給了「逆行者」。為了給他們儘可能多的配備，我還打開了很多個急救包，將裡面的口罩都拿出來讓他們帶上。第二批就好多了，物資也不那麼緊張了，給他們每人配備了幾十隻口罩、消毒棉片等。
Q2、為全公司這麼多員工擔任「防疫物資總管」，您是如何滿足大家的需求和調配的？
王曉峰：實話說，剛上班時物資及其匱乏，只有幾千隻口罩和一些消毒棉片，如何利用有限的物資給大家儘可能足夠的防護真的讓我很頭疼。經過認真核算並請示領導後，最終決定每周一按部門上報的每人每周實際在崗天數發放口罩，每次發放一周的數量，這樣就能減少乘坐電梯的次數。同時也為臨時到崗人員發放口罩，使在崗人員都能得到有效防護。後期物資豐富了，我們還為地方分公司、海外公司和子公司下撥了物資。在發放物資的同時，每日對發放、接收的各類物資進行詳細登記，天天點算，感覺自己像個地主一樣。
Q3、您認為和前方相比，後勤保障工作的最大價值是什麼？
王曉峰：後勤保障是基礎，最大的價值就是基礎、就是保障!打好了基礎，做好了保障就能給前方傳遞信心和力量!這就實現了最大價值!
Q4、經歷這次疫情給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得到了哪些收穫與成長？
王曉峰：患難見真情!不說社會上和國際上，就是在人民網發生的很多事就讓我有了這種感受!大家紛紛竭盡所能為了更多的人貢獻自己的力量!也使我真正認識到了眾人拾柴火焰高。在尋找，採購防護物資的過程中，很多人給予了我很多的幫助，讓我感覺到我是在大家的幫助下戰鬥!所以沒有理由不做好!
Q5、疫情平復之後，您最想做的事是什麼？
王曉峰：我想在疫情平復後大家都來上班時去各個樓層轉轉，看看平安歸來的各位同事，認識的不認識的，說說話或者就是看看。
Q6、經過此次戰疫報導，您如何評價自己的職業？
王曉峰：我一直就很喜歡做這種為大家服務的工作，不管是辦公室還是工會的工作。我認為這種服務型的、後勤保障性的工作或說職業不是令人矚目的耀眼花朵，不是惹人喜愛的綠葉，而是最樸實的枝幹。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能讓我們的團隊、公司，長出綠葉、開出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