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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難得九方皋
吳承學
吳承學先生
作者介紹：吳承學，中山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
我們這一代學者和《文學評論》有很深緣份。1956年下半年《文學評論》（原名《文學研究》）籌辦，正是我出生之時。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文學評論》被迫停刊，我們的青少年時光也在混亂與渾沌中度過。「文革」結束後，1977年黨中央批准《文學評論》等重要刊物復刊，同時恢復了高考招生制度。1978年2月，《文學評論》復刊第一期出版，我們剛好進入大學讀書，從此成為《文學評論》的忠實讀者。三十年來，我經歷了從《文學評論》的讀者到作者，從年輕作者到資深作者的過程。《文學評論》給我帶來許多幸運與榮譽，在我的人生中刻下深深的痕跡。
1978《文學評論》復刊號
1982年，我從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並考取碩士研究生，隨黃海章、邱世友先生學習古代文學。1984年碩士畢業，留在中山大學古文獻所工作，主要從事通俗文學文獻（車王府曲本）的整理研究，但自己的學術興趣主要是在傳統的詩文與詩文批評方面，遂於1987年考到復旦大學，師從王運熙先生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學位。當時王運熙、顧易生先生正在帶領復旦大學一批老師撰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全面系統地研究批評史上的名家、名著。我與王先生商議，希望能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問題作為專題研究，另闢蹊徑。後來，我的博士論文確定為《中國古代文學風格學》。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高校的生活條件與學習條件還相當差，也還沒有各種嚴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束縛比較少，研究生讀書有些散漫，但自由發揮的空間比較大。比如，那時申請博士論文答辯，並不要求在什麼刊物上發表論文。其時正值經濟高漲，全民經商，高校教師頗受冷遇，有「窮教授、傻博士」之說，許多人不做學問，忙著經商、下海，所以名校博士生畢業之後在高校找工作，基本不成問題。既然申請學位和找工作都沒什麼壓力，讀書就比較從容了。在復旦大學讀書三年，是我在學術研究中進步最快的階段。這大概由於學術積累到一定階段開始收穫，也可能因為中山大學與復旦大學不同的學緣與學術傳統起了互補的作用。
1989年上半年，我進入撰寫博士論文的關鍵時刻，社會環境紛紛擾擾。下半年論文初稿寫成了，一邊修訂，一邊想試試投稿。在此之前，我發表過一些文章，但還沒有在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比較有影響的論文。1989年10月，我從博士論文中抄寫了《江山之助——中國古代文學地域風格論》的一章。此前，學界已注意到中國文學批評中「南北文風不同論」，拙作進而從《文心雕龍》中提取「江山之助」這個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更具普適性和理論意義的重要命題，並溯流追源，進行比較系統的學理性討論和理論闡釋。抱著大膽嘗試一下的想法，我把稿件寄給《文學評論》編輯部。信件投入郵箱後，就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因為覺得可能性不太大。當時能在《文學評論》上刊出論文的，基本都是前輩名家，而我還是默默無聞的博士生。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收到來自《文學評論》編輯部的來信，責任編輯胡明先生告知我，《江山之助》一文已被《文學評論》採用，並安排在1990年第2期發表。論文發表後，我收到刊物，驚喜地發現拙作被排列在當期古代文學欄的第一篇，我想可能是題目比較宏大之故吧。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舉辦「1990年至1996年《文學評論》優秀論文獎」評獎活動，獲獎論文共11篇，《江山之助》也是獲獎論文之一。由於獲獎名單是按論文發表時間為序的，拙作又忝列第一篇。（獲獎名單刊於《文學評論》1997年第6期）
第一次給《文學評論》投稿便獲得出乎意外的成功，首戰告捷對我是個很大的鼓舞，學術自信心因此大增。我的學術研究水平的明顯提高就是以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江山之助》一文為標誌的。此後若干年，我正當盛年，精力充沛，撰寫論文進入欲罷不能的痴迷和「噴發」階段，我的研究工作也開始受到學術界關注。從1990至1998年九年間，我在《文學評論》連續發表了8篇論文。從1990年起至今，我在《文學評論》共發表18篇論文，同時在《文學遺產》發表了20多篇論文。我於1990年博士畢業，1994年憑藉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發表的論文數量，以全校文科教師在權威刊物發表論文上排名第一的業績，破格晉升為教授。最近，王兆鵬教授告訴我，根據他的統計，自2000年以來，我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論文，在全國古代文學研究者中數量是最多的。雖然論文發表量不足以說明作者水平之高下，但至少表明，我在評上教授之後，學術研究仍不敢鬆懈，並且持續得到《文學評論》編輯部的青睞。
我想，人生有許多可能性和偶然性。我在治學上取得一些成就和影響，與治學初期即受到《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重要學術刊物的青睞和支持是有直接關係的。這大概就是人生的一種因緣際遇吧。如果一開始投稿就屢遭敗績一無所獲，恐怕撰寫論文的興趣、學術自信心以及學術影響力或多或少是會受一些影響的。
記得《江山之助》一文發表之後，我曾給責任編輯胡明先生去信表達謝意。胡明先生來信說：不必客氣，好的論文為我們雜誌增添光彩！此後，他不止一次表達這個意思。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反覆揣摩和體會胡先生這句話，我以為他的話不僅是對某位作者的勉勵之情，更是道出《文學評論》普遍的用稿原則，那就是要發表有「光彩」的論文。論文何謂有「光彩」？以我長期閱讀《文學評論》的體會，那就是有思想、有學術、有新意，個性突出、水平高超，在眾多的文章中，讓人眼前一亮的不同凡響的文章。我也一直把胡先生所說的「光彩」二字作為閱讀和寫作論文的指標之一。每一期《文學評論》新刊，我都儘快閱讀古代文學的論文，從中領略各篇論文的獨到之處。我在撰寫論文時，則把「光彩」作為心嚮往之的目標。時常問自己，文章是不是寫得有「光彩」。每篇稿件在投稿之前，一定要反覆追問自己，是不是已經盡了全力把文章磨出「光彩」來。
無可諱言，學術界存在一些不盡合理不盡公正之處，但我總是鼓勵年輕學者和學生，不要被陰暗面所裹挾，要懷著學術界還是有良知和公正的信念堅定前行。我自己在學術道路的跋涉中，就經常感受到這種良知和公正的溫暖。其中，就包括了《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的支持和幫助。由於我在這些權威刊物上發表論文比較多，有人便揣度我與雜誌和編輯有什麼特殊的私人關係。我理解和同情這種推測，它主要並不是針對我個人的。不過，我與《文學評論》編輯部和相關編輯的關係，是純粹而簡單的文字之交。我所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把論文寫到自己滿意，如此而已。我至今尚未到過《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的編輯部，與編輯見面的機會也極少。1989年給《文學評論》投稿，一直到了1997年，因為《江山之助》一文獲得《文學評論》「1990年至1996年優秀論文獎」，我被邀去北京參加頒獎大會，才第一次見到責任編輯胡明老師。他當時已擔任編輯部的領導，行政事務比較多。後來，我的稿件的責任編輯就由李超老師負責了。胡明與李超兩位，年資不同，為人各有特色，但都是謙和細緻，非常尊重作者，耐心地與作者進行的平等對話與商討，絕沒有時下某些編輯居高臨下的優越感，這讓我感到親切和感動。我在文字方面頗有潔癖，論文投稿之後，仍反覆閱讀，若發現提法未確、用字不穩，即如眼中沾塵，必欲去之而後快。一篇稿件從投稿到刊發，往往要反覆修訂。我自己也兼任編輯工作，深知這種癖好會給編輯程序帶來一些麻煩，有人戲稱這類作者為「老改犯」，學生則說我是典型的「處女座」性格，我知道這是委婉的批評。好在李超老師對我的「老改」之病從不以為煩，總是報以最大的耐心和寬容。
為了撰寫這篇感言，我把自己訂閱的從復刊以來的《文學評論》全部搬出來翻看。幾十年來《文學評論》所刊發的論文中，確實不無平淺粗疏之作，但總體而言，當代許多重要的文學學術論文是在《文學評論》上刊發的，許多著名學者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過論文。在我看來，《文學評論》就是中國文學學科發展的一個縮影，它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學科史研究乃至學者研究極為重要的史料之一。
在當今的學術評價體制中，優秀學者及其成果的被發現、被傳播和被認同，最重要的渠道和方式就是在高層次權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這種現象合理與否，有不同的看法。權威期刊不排除發表低劣文章的可能，而一般刊物也可能發表精品。論文的學術水平，是由它本身的質量而不是由刊物所決定的。判斷學者水平與成就的高低，不僅看他在哪發了論文，發了多少論文，更重要的是看發表了什麼論文，這是由同行所認定的，從更長遠看，則是由學術史所認定的。這確是事實。但是，不可否認，論文發表在不同刊物上，所產生的影響有很大的差異。目前，學術刊物數量眾多，但能夠代表學術界最好水平的學術刊物的確如鳳毛麟角。比如在文學研究界，《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就是優秀文學學者展示成果和學術對話最重要的平臺。它們的認可度最高，影響力最大，其特殊的地位和聲望，是難以替代的。這種權威地位絕非僅僅因為它們在評估體制內所規定的級別——它們是由於傑出而權威，而不是因為級別而權威。
十多年來，我兼任《中山大學學報》主編，對於學術刊物編輯工作的性質也有所思考。有些編輯喜歡誇談「培養」了多少人才的成績，我對此並不太認同。學術刊物在人才成長過程中固然起了重要作用，我本人在學術研究中也經常獲教受益於編輯，大至論文觀點的提煉，小至標點符號的更改。但我認為，刊物不同學校，作者並非學生。刊物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務，並不是培養人才，而在遴選稿件過程中「發現人才」。其實，「發現」的重要性絕不在「培養」之下。雖然，才華之士如錐處囊中，早晚會脫穎而出，但是關鍵時刻還是需要有眼光的人去發現和推薦。韓愈說：「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黃庭堅詩則云：「世上豈無千裡馬，人中難得九方皋。」在眾多作者和稿件中，發現人才，發現優秀稿件，具有這種眼光便是一種了不得的本事。嚴羽《滄浪詩話》中說：「夫學詩者以識為主。」編輯行當又何嘗不是「以識為主」呢！當代學術界的許多優秀學者，確實是被好編輯發現的。如果這些學者不被及時發現，其學術研究的發展就有可能被耽擱甚至耽誤了。我接觸許多青年朋友和學生，在他們學海苦航中，若能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上發表論文，即被視為在學術上嶄露頭角的標誌。這可謂「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
《文學評論》編排體例上有一個非常獨特之處，就是作者簡介部分只標明「作者單位」，而不標明作者性別、身份、職稱和已有著述等方面內容。在所有刊物中，是最簡的作者簡介了。這對於想了解作者身份的人來說，也許覺得信息不很充分。我不知道編輯部採用這種形式的主觀用意，但客觀上達到這樣的效果：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讓讀者在閱讀中完全憑論文的學術質量去判斷，而不以作者的身份地位為先入之見。就我本人而言，比較欣賞這種形式。我所主持的《中山大學學報》的「作者簡介」部分，也只列作者姓名、單位或居住地和通訊方式。
六十年來，《文學評論》肩負著推動中國學術發展的重任，同時，也擔負著發現學術研究人才的重任。如果說對《文學評論》有什麼期待的話，我的期待是，不僅要在《文學評論》上經常能讀到著名學者的論文，更希望《文學評論》能不斷發現和推薦年輕一代的新人佳作。
感謝吳承學先生賜稿，以及對於學衡同仁之鼓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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