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消費的B面|個體社會化進程中的奢侈品消費
近年來，新聞人物在衣著、配飾方面選擇的奢侈品牌經常能在新聞之外形成話題。經常引起公眾討論的新聞人物以國際政治人物為主，如英國王室家族、川普家族等，商業精英也常常成為人們的關注對象，例如，孟晚舟被捕後每次出現在公眾視野，網友均會熱心總結其穿搭品味。
作為全球消費市場中的主要增長動力，中國市場個人奢侈品消費站全球的比例已經從2012年的12%上升至2020年的33%左右。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的測算，雖然受全球疫情影響奢侈品市場受到衝擊，但中國市場在2020年或能實現20%-30%的增長。
中國市場的奢侈品消費熱潮是從改革開放後逐步開始的，在短短數十年間，隨著國民消費水平的不斷升級，中國市場完成了發達國家市場幾百年的消費能力升級。時至今日，奢侈品消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比較常見了，甚至還成為了眾多年輕人追捧的對象，有些人不惜借貸也要擁有一件鐘愛的奢侈品。
社會學家凡勃倫早在19世紀總結，奢侈品消費是財富水平相對較高的富裕階層彰顯其社會身份的重要信號，其意義在於符號而非實際用途。
其實，古代中國的思想家早就討論過奢侈品消費的意義。有學者總結，管仲在《管子》中就曾提出，奢侈消費可以增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範仲淹也持類似觀點，在當年的杭州城推崇奢侈消費以促進就業率，幫助杭州經濟從洪水衝擊中逐漸恢復。明代經濟思想家陸楫反對傳統的「黜奢崇儉」，他認為富人的奢侈消費可以增加窮人的謀生手段。不過，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奢侈品消費的標識性仍有階層之分，貴族進行奢侈消費是品味的象徵、身份地位優越的體現，而貧窮的人進行奢侈消費則會被看作是一種浪費行為。
現在，奢侈品早已不是富裕階層的專屬，人們為什麼想要擁有奢侈品？其附帶的社會文化意涵是什麼？
不少學者的研究發現，與富裕階層相比，經濟狀況較為一般的人更樂於購買奢侈品。一項由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機構的學者進行的研究發現，當消費者認為自己的社會身份有所降低時，購買奢侈品的消費意願就更加強烈。當消費者處於負債狀態時，奢侈品所附帶的稀缺和高價等屬性能夠成為其身份地位的象徵，因此對購買奢侈品會懷有更強烈的意願。
這種情況在社會不平等現象較為嚴重的社會更加突出。波士頓學院和INSEAD商學院的兩位學者就通過研究證明，當社會中的物質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時，處於較低社會地位的個人或家庭有更強烈的奢侈品消費傾向，而當社會不平等程度降低時，他們可以通過養老金等福利保障保證自己的社會地位，奢侈品消費的傾向便有所降低了。
上述發現對於理性的負債者來說並不適用，補償消費理論可以為其作出解釋。補償消費理論認為，當人無法接受自己的真實情況時，會形成負面心理壓力，為了減輕這一壓力，人們會嘗試通過消費來補償心理上的自我落差。理性的負債者相對來說擁有更強大的心理調控能力，因此更難以被奢侈品消費吸引。
不過，對於已經擁有奢侈品的人來說，奢侈品附帶的符號含義就會有所改變。來自圭爾夫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兩位學者通過一次控制變量的社會實驗試圖測量辦公室場域中級別較高的員工與普通員工各自使用奢侈品時所象徵的社會意涵。
研究認為，社會地位更高的奢侈品消費者在社會地位比自己低的觀察者眼中呈現出更加負面的形象，他們的奢侈品消費被解讀為沒有人情味或者沒有溫度，在工作場域中可能會不利於級別較高的員工在團隊中獲得好感。但是，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人卻可以受益於奢侈品消費，因為這在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人眼中被看作是有能力的象徵。
事實上，人們關於奢侈品意涵的理解與個人社會化程度的進程是同步的。南安普頓大學的兩位學者發現，未成年人的年齡越大、社會化程度越高，對奢侈品牌的意識度就越高。這項對11-16歲處於個體認知形成階段的未成年人進行的調查顯示，高齡組（14-16歲）的未成年人對於「奢侈品」的理解逐漸脫離了抽象性，被社會中的主流奢侈品牌取代。